時間：2023-07-04 09:27:19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資本成本的本質，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關鍵詞]智力資本；全面資本成本；主體權益
一、引言
債務資本與權益資本構成了現代公司制企業的兩大資本來源，而現行財務會計僅僅計量債務資本成本并予以稅前扣除，將權益資本成本視同利潤的分配而排除在資本成本的計量視野之外。20世紀70年代羅伯特·N·安東尼(Robert N.Anthony)提出了資本成本會計的理論構想，旨在矯正這些偏頗之處。他指出，權益資本成本與債務資本成本作為企業融資代價均應視為一項費用予以確認，同時將股東權益劃分為“股東權益”和“主體權益”兩大部分，前者為股東實際投入的資本及按持股比例所享有的已宣告發放的股利，后者為企業法人通過自身努力所賺取的收益。誠然，共同確認兩種資本成本并確認“主體權益”，修正了傳統會計模式的局限性，是符合工業經濟時財取向的一項創新。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優于實物資本、財務資本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而，全面計量智力資本成本也是一種歷史邏輯的回歸。
斯圖爾特(Thomas A.Stewart)于1991年在《財富》中首先系統地提出了智力資本的概念，即公司中所有成員知曉的、能為企業在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的事物之和，其價值體現于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客戶資本。…斯維比(K E.SvEiby)進一步拓展了對智力資本的認識，認為智力資本是企業中以知識為基礎的無形資產，包括雇員能力、為雇員知識技能在組織內部傳遞提供支持的內部結構和保證企業實現其價值的外部結構。埃德文森和沙利文(Left Edvinsson＆Sullivan)從財務會計的角度提出，智力資本是企業真正的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之間的差距。此外，部分學者如Lev(2001)和N-N(2001)從權益的角度定義智力資本為企業對未來收益非實物形態的求索權。我國不少學者在引入西方觀點的基礎上探討了智力資本管理問題，即智力資本生成、積累、擴張、投資等問題，但均未將其系統地引入財務會計領域，尤其是極少涉及智力資本成本的會計確認、計量及信息披露。基于此，文章主要探討在知識經濟背景下，如何將智力資本成本納入資本成本會計領域，以反映企業完整的資本成本及其與核心競爭力之間的關系。
二、資本成本會計在知識經濟下的局限性
(一)未能全面揭示資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質資本”、輕“智力資本”
隨著生產要素的創新及制度的變遷，資源的稀缺性發生了變化，即由工業經濟時代物質資本(在財務會計表現為財務資本)的絕對稀缺逐步轉化為知識經濟時代智力資本的相對稀缺。現行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產生于20世紀年代70年代，而當時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尚不明顯或較為隱蔽。因此，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仍為物質資本。誠然，將權益資本成本納入企業資本成本的核算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是，在知識經濟中，價值創造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是知識及其對知識的配置與運用，即創造性的新知識及擁有這些知識與創新能力的人。不論是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還是客戶資本，均為投資行為所產生的能帶來超額價值的價值。既然這些資本與債務資本、權益資本一樣都是由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所形成，那么，對企業法人而言都是一種融資，理應向投資主體支付資本成本。只不過相對于物質資本而言，智力資本成本表現為一種更為隱性的經濟代價，從而難以進入現行財務報告體系。
此外，根據“收入費用相配比”的原則，知識型企業的收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識在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整合中的運用、新客戶的獲取和參與企業創新的滲透性以及企業持續的創新能力，而這些因素均與智力資本的融資、營運等活動緊密相關。換言之，是智力資本及其與物質資本的整合而非單純的物質資本為企業帶來了超額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計量中默認了智力資本的貢獻，那么在成本、費用的計量中理應反映使用智力資本的代價。否則，既違背了收入費用配比原則，也難以反映該類企業真實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體權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權
按照資本成本會計的思路，主體權益是除負債、股東權益之外的、由企業主體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資本來源。企業將支付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之后的凈收益部分納入主體權益，并完全由企業法人所擁有。但是，企業法人畢竟是一個虛擬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個指向相對模糊的表述。智力資本管理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價值增值的核心驅動力，結構資本是人力資本與客戶資本發揮作用的載體與平臺，客戶資本為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創造環境，三者在相互支撐的機理下帶來價值的增值。由此看來，企業超額回報可能是經營者卓越的經營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代際傳承的結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戶消費價值的轉變、消費者參與企業互動式創新等因素的結果。這一現實反映出“主體權益”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
更進一步而言，制度變遷的原動力為要素的創新，對權益主體的界定構成其索取權安排的邏輯起點。在未能明確界定多元主體權益的情況下來確定剩余索取權以及實質控制權，將必然出現制度安排的混亂與無序。在管理實踐中，存在著大量由大股東或企業高管一人獨斷來安排剩余索取權而全然漠視市場的調節作用的案例。實際上，知識密集型產品價值的度量與實現必須通過市場行為來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產知識密集型產品的企業對其超額收益進而剩余權益的分配理應由市場來調節。這里的“市場”體現了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融會貫通。只有引入市場機制才能真正實現債務資本所有者、權益資本所有者、人力資本所有者、企業法人、客戶在剩余索取領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體現資本成本與企業競爭未來的能力之間的內在關系
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永遠領先”將成為持續經營假設的核心要義。加里·哈梅爾和c·K·普拉哈拉德認為，新企業是屬于競爭未來的，而競爭未來發生于“無特定結構”的產業中。在無特定結構的產業中，有待爭奪該產業未來的結構。很顯然，“持續經營”假設在此受到了挑戰。競爭未來的能力包括三個層次：(1)競爭產業遠見和概念領先，即對發展趨勢及突變獲得比競爭對手更為深入的了解，以便利用這些趨勢和突變來實現產業結構的變革；(2)競爭縮短發展路徑，即搶先將新的產業概念
轉變為市場競爭；(3)競爭市場地位，即在特定結構的產業競爭中拓展市場份額。智力資本成本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投資者對其所投資本的心理預期回報。若投資者預期企業在未來的產業結構競爭中缺乏明顯的競爭優勢，在當前就會必然要求提高該項投資的風險補償率，那么將導致企業智力資本融資成本的相對提高，甚至陷入融資困境。現行資本成本會計關注的焦點是過去時態的競爭，不論是債券利息還是股票股息，其風險補償的確定都是建立在債務契約或股權契約簽訂之前的產業競爭的局面下。盡管不同于固定契約中的利息、股利隨企業預期收益及其管理當局股利政策的變化而波動，但終究是發生在“特定產業結構”的框架之中，無法向利益相關者披露資本成本與競爭未來能力之間的關系。
三、智力資本成本的構成與表現形式
(一)人力資本成本
人力資本成本包括籌資代價與用資代價兩部分。其中，籌資代價是指在人力資源招聘、錄用過程中發生的費用。由于其價值量在整體資本成本中的比重較小且基本不存在時間價值的折現問題，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人力資本的用資成本——由固定性契約產生的工資、“三險一金”等部分，以及非固定契約部分即人力資本作為要素參與企業剩余分配的部分，例如股票期權收益等。前者類似于債務資本成本，具有固定的信用期、回報率。后者則類似于權益資本成本，其支付額度與支付規模受當期業績與股利政策的影響。正是由于這種雙重的資本屬性，導致其計量模式呈現復合性的特征：對于固定契約部分的工資與“三險一金”，可直接使用投入視角，即“成本觀”下的計量屬性，諸如歷史成本或現行成本并在稅前作為費用列支。而對于非固定契約部分，宜使用產出視角，即“價值觀”下的計量屬性諸如現行市價、可變現凈值等。
(二)結構資本成本
企業結構資本包括有形的信息化平臺及無形的知識產權、公司文化、管理模式與管理制度等因素，其形成具有較為突出的代際傳承性與歷史積淀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企業高管心智模式的影響。由于結構資本的形成受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其投資主體可能是“企業主體”自身，也可能是“企業主體”與人力資本尤其是企業家人力資本這一群體，亦可能是代際傳承的結果，從而出現所有者“缺位”的表象。這種投資主體多元化且相互交織的特點，將引起結構資本成本確認與計量的困境。首先，若其投資主體為企業主體自身，那么其資本成本類似于“留存收益”進行追加投資所應付出的投資回報，并且該項支出應全部予以資本化。其次，若結構資本單純地源自于代際傳承，那么其資本成本應視同為內源融資的代價，可忽略對外籌資費用，而僅計量類似于普通股股息的用資費用。再次，若投資主體為企業主體與企業家人力資本這一特定群體，那么，結構資本所積累與擴張所帶來的投資收益，應該在二者之間進行分割。
(三)客戶資本成本
客戶資本是企業與客戶、供應商、合作伙伴等之間的有益關系，主要包括品牌、顧客與關系網絡。對于品牌而言，其形成、傳播與維持主要源自于兩個方面因素：一個是企業主體自身努力的結果，另一個是消費者的心理認同及其自覺的維護與廣泛的主動性傳播。因此，品牌作為一項有價值的資本，其資本成本既包括歸屬于企業主體自身的部分，又包括應該支付給消費者的“消費資本”投資收益部分。對于顧客而言，其價值不僅體現在對企業價值實現的驅動作用方面，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更為突出地體現為消費者參與企業創新與組織學習等領域。消費者參與式創新也正是企業預見未來產業結構的一個有效的外部驅動力。因此，其資本成本應體現為企業由于擁有高忠誠度、高創新參與意愿以較強創新能力的客戶所付出的經濟代價——可借鑒“消費資本化”的思路，向消費者支付消費資本投資收益。對于關系網絡而言，它體現了企業在價值鏈各個環節與利益相關者，包括供應商、投資機構、政府管理當局、銀行等金融機構、科研部門等主體之間的有益關系。由于該項資本的獲取與積累是企業主體與外部主體共同努力的結果，所以，對于其資本成本的計量同樣應在企業主體與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分割。
四、知識經濟條件下資本成本會計模式的改進：涵蓋“智力資本”的資本成本會計模式
(一)拓展資本成本外延，全面計量“智力資本”成本
企業資本成本的邊界實際上反映了不同要素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度。在工業經濟時代，價值創造的源泉是物質資本，因而在會計體系中主要計量物質資本的貨幣表現，所反映的資本成本也僅僅局限于債務資本成本即利息及后來安東尼所倡導的權益資本成本即股利。而在知識經濟時代，由于智力資本對價值創造的貢獻度明顯優于物質資本，因而，有必要根據要素的創新進行制度安排的調整，將智力資本成本納入現行資本成本會計體系，即企業全面資本成本=物質資本成本＋智力資本成本。安東尼所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體系將全部物質資本成本劃分為債務資本成本與權益資本成本，但由于智力資本中的某些因素(如人力資本)本身具有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雙重資本屬性，所以，為了避免上述歸類上的模糊性，筆者所提出的“全面資本成本”打破了原有的劃分標準，而分為物質資本與智力資本兩大部分，在各個部分內部再根據資本屬性，劃分為固定性融資代價和非固定性融資代價(見下圖)。
(二)重新界定“主體權益”的所有者，倡導“主體權益”多元共享
若將智力資本所有者引入公司財務治理的范疇，那么，主體權益索取者身份的界定則存在多元主體錯綜復雜的局面：主體權益可能是代際傳承結果，可能是企業家人力資本卓越管理才能的結果，也可能是債務資本與權益資本對企業研發提供積極、及時的財務支撐的結果。因而，在管理實踐中，應充分考慮不同類型資本在主體權益中的貢獻度。例如：某會計期間凈收益較之以前有了大幅增長，且可較為明確地歸因于知識型員工自主創新或企業家戰略方向調整所帶來的正面效應，那么，在支付普通股利之后，“主體權益”在相當大程度上應歸屬于人力資本所有者；若當前凈收益及凈現金流量的大幅增長，可明確歸因于消費者參與式互動創新或“消費資本”的沉淀效應，則消費者應享有一定比例的“主體權益”；若當期股票市價大幅上漲，但無法尋找到一個較為明確的歸因，則“主體權益”可視同為“組織租金”而歸屬于企業法人所有。總之，多元“主體權益”共存既反映了物質資本與智力資本及其內部各因素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也是不同類型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度在會計計量與剩余分配方面的一個客觀反映。
(三)以培養企業競爭未來的能力為理財導向，調整融資結構
在知識經濟下，資本結構的調整不單純體現為長期債務資本與權益資本比重的改變，也包含財務資本與智力資本結構的調整。傳統的資本結構決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如何在免稅利益與破產成本之間尋求平衡。但是，這兩個因素主要是針對債務資本成本，以及智力資本中 具有債務資本成本屬性的如人力資本中固定性支付、“消費資本”中年返利額等。由于其比重較小，“稅盾效應”也相當有限。所以在知識經濟下，企業應側重于從持續競爭的視角來調整融資結構。“資源基礎觀”認為，企業之所以能夠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是因為這些企業擁有或控制了一些奇異資源。毋庸置疑，智力資本正是“奇異資源”的具體體現。因此，可根據未來競爭不同階段之需調整融資結構。例如：在競爭產業遠見和概念領先階段，可增加企業家人力資本的比重，而適當降低物質資本尤其是公司債券融資的比重，畢竟在新的產業結構尚未完全建立之時，債務資本的“稅盾效應”表現得較為有限。在競爭縮短發展路徑與方向的階段，企業應進行充分的客戶溝通，尤其需要在更廣范圍內引導消費者參與式互動創新。在這一階段，積極實施“消費資本化”并適當提高資本轉化率，從而進行客戶資本的擴張將是一個現實的選擇。在競爭市場地位與份額階段，由于舊的產業結構日漸式微，企業間競爭的重點由概念、技術取向轉向產品功能、成本、價格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適當加大債務資本如公司債券融資的比重，以贏得更為客觀的財務杠桿利益。
參考文獻
[1]萬君康，梅小安，企業知識資本管理及其績效評價[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
[2]Karl Erik SvEiby，The New Organizational Wealth[M].Berrett—koehler publisher Inc，2005
[3]芮明杰，21世界的選擇：新企業、新經濟、新管理[J].學術月刊，2004，(2)
[4]孫利瓊，黃毅，“主體權益”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思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9)
[5][瑞典]斯威比·康萊得小組，著，王錦，劉華江，譯，知識型企業的分析與評價——用于知識型企業財務分析、控制和評價的重要指標[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
[6]芮明杰，新企業競爭優勢的內生性資源：智力資本[EB／OL].http：／／blong.sina.com.cn／mjnli，2007－05－24
[7]向顯湖，人力資本財務論——基于企業主體的一個基本框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capit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costs and uses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empirical supports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granting cash dividends and the ratio of CEO holdings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state-owned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asset-liability ratio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the state-owned hav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apital cost， granting cash dividend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CEO salarie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v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pital cos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 board quality， supervisory board quality and the capital cost， asset-liability ratio. Overall，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will help improve corporate value， to a certain extent， help to improve the liability ratio， and dividend policy， capit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cost have interactive effects.
關鍵詞： 公司治理；資本成本；資本結構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capital cost；capital structure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4）11-0018-04
1 理論研究及文獻綜述
1.1 理論研究 在現代資本結構理論中， 簡森（Jensen）與梅克林（Meckling）（1976）把成本理論引入了財務學的分析框架里，提出了最優資本結構源于成本的收益與成本的平衡，從公司經理的激勵問題出發來研究公司股權和債權的結構問題；接下來Myers的“優序融資理論”把信息不對稱理論引入資本結構研究，提出了公司資本結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把研究方向從原來的只注重外部因素對資本結構的影響轉移到從企業“內部因素”來展開對資本結構問題的分析，這無疑使最優資本結構理論從原先的各種成本和收益之間的權衡問題，逐步變成了結構或制度設計的公司治理問題。
1.2 文獻綜述 國外實務界對公司治理與融資政策關系的研究比國內要早得多，國內與之相關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實務界與理論界已達成的共識是：不同的公司治理會導致不同的融資政策和資本成本。
1.2.1 有關公司治理和資本結構關系的文獻
Kim和Sorensen（1986）采用方差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表明較高內部人持股的公司其債務比率高于內部人持股低的公司。
Friend和Lang（1988）運用多元回歸分析，得出債務水平隨著管理者持有股份的增加而減少。
Jensen et al（1992）構建聯立方程模型應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得出內部人持股負面影響公司債務水平和股利水平的結論。
Bathala et al（1994）設立聯立模型應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得出管理者持股與債務融資水平負相關，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債務融資水平、管理者持股水平負相關；以及Firth（1995）應用多元回歸也證明了管理者持股與債務融資水平負相關，但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債務融資水平、管理者持股水平正相關的結論。
Berger et al（1997）以434家公司的3085個觀察值為樣本通過經驗研究得出CEO持股比例、外部董事比例與債務比率正相關，CEO任期、董事會規模、薪酬激勵與債務比率負相關。
Short et al（2002）應用最小二乘法發現管理者持股比例與債務比率正相關，外部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債務比率負相關。
Brailsford et al（2002）應用最小二乘法檢驗研究發現：①管理者持股比例與債務比率呈倒U型關系；②外部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債務比率正相關；③外部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債務比率之間的關系隨著管理者持股水平的不同而變化。
呂長江和王克敏（2002）構建了聯立方程模型采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檢驗發現，每股股利與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債務比率均負相關。
陸正飛和高強（2003）采用問卷調查數據，logistic回歸模型研究發現，董事會中由控制股東推舉或任職于控制股東的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總經理由董事長兼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越傾向于偏好股權融資。
馮根福和馬亞軍（2004）研究發現，公司高管人員出于自利具有調節債務水平的動機，法人股的存在對高管人員出于自利調節資本結構的能力具有制約作用，但在高管人員擁有公司股份程度較高時作用有限。
肖作平（2005）采用因子分析模型經驗研究發現治理水平高的公司更傾向于使用高的債務。
1.2.2 有關公司治理和資本成本關系的文獻 Sengupta（1998）應用多元回歸檢驗得信息披露質量和債務成本負相關；Botosan（2002）應用多元回歸檢驗得三種信息披露水平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年度報告披露水平與權益資本成本負相關；及時披露水平與權益資本成本正相關；投資者相關活動水平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不呈顯著關系。
Himmelberg et al（2002）研究發現：投資者法律保護與內部人持股集中度正相關；內部持股集中度與資本成本正相關。
Ashbaughetal（2004）檢驗公司治理的四個方面：財務信息質量、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獨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與權益資本成本均負相關。
Anderson et al（2004）檢驗得出董事會獨立性、審計委員會獨立性、董事會規模、審計委員會規模與債務融資成本負相關；董事任期與債務融資成本正相關。
國內的學者，汪煒和蔣高峰（2004）以臨時公告和季度報告的數量作為替代變量衡量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發現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權益資本成本。沈藝峰等（2005）應用時間序列分析得出中小投資者法律保護與權益資本成本負相關。
2 研究意義
資本結構理論的最新發展已經把學者們的目光從影響資本結構的“外部因素”轉移到了“內部因素”，公司治理在融資政策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就目前的文獻，國外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資本結構之間關系的一些結論還沒有達成共識，且國內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且尚未有把公司治理、資本結構、資本成本結合在一起研究的論文，因此本文就三者關系的問題展開研究。并努力克服已有文獻在研究上的一些不足：①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資本結構關系時，目光基本集中在股權結構對資本結構的影響，角度比較單一，缺乏對公司治理系統性的研究；②基本都從單一方面研究公司治理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或公司治理對資本成本的影響，沒有考慮公司治理、資本結構、資本成本三者間的互動關系，即沒有考慮到系統內生性問題。
3 研究假設
本文主旨是研究公司治理、資本結構及資本成本關系，對于公司治理包含內容，出于六個方面①考慮：①控股股東行為；②董事會；③監事會；④經理層；⑤信息披露；⑥利益相關者。資本成本反映企業價值，本文的最終目的是想探討公司治理的各方面及資本結構的選擇與企業價值的關系。
3.1 控股股東行為
①現金股利發放。如果公司發放更多的現金股利，有助于樹立公司形象，提高報表的可信度及披露信息質量，同時也增加了外部權益籌資機會，從而降低資本成本和負債比率。假設1：企業發放現金股利與資本成本負相關，與負債比率負相關。
②第一大股東持股及第一大股東性質。當第一大股東是國家時，出于我國的制度背景考慮，國家持股的特殊情況造成國有股一股獨大，監督缺位的狀況，因此國有股的存在降低了企業價值。當第一大股東是非國家時，第一大股東就更具有“經濟人”性質，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大，其對管理者的監督激勵會增強，管理者的行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股東與管理者的成本隨之降低，資本成本也因此降低。且當第一大股東的控制權不會受到威脅時，其更偏好股權融資，而不愿承擔負債的風險；反之當第一大股東持股較少時，為使其控制權不受威脅，而更偏好于債權融資。假設2：非國有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資本成本負相關，與負債相關。
3.2 董事會 公司治理的最核心要素就是董事會治理問題，筆者認為把董事會規模作為目前環境下的治理要素不具備說服力，因為單從人數上去考慮一個主觀上占主導的因素對客觀因素的影響不科學（董事也有“懂事”的和“不懂事的”），所以文章選用了以下變量：①獨立董事比例。獨立董事比例越高，監督力度越高，降低了成本。假設3：獨立董事比例與資本成本負相關。②董事會整體素質。假設4：董事會整體素質與資本成本負相關。
3.3 監事會 監事會勝任能力直接影響其監督力度，降低成本。
假設5：監事會勝任能力與資本成本負相關。
3.4 經理層 對經理的激勵機制主要包括薪酬和股份激勵，特別是對于讓CEO持股賦予了CEO“管理者”和“股東”雙重身份，此時的CEO會有更強烈的愿望根據自己持股比例和獲得利益的多少調節負債水平（調高或調低）。
假設6：CEO薪酬與負債正相關。
假設7：CEO持股與負債相關。
3.5 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質量包括可靠性、相關性、及時性。本文采用深圳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誠信檔案中的“信息披露考評”來披露上市公司信息質量。若考評信息質量等級高則代表公司誠信度好，則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價，降低資本成本。
假設8：信息披露質量與資本成本負相關。
3.6 利益相關者 員工參與程度在一定范圍內高的企業，其利益與企業利益越密切，既能起激勵作用，又減少成本。
假設9：內部持股相對高的企業，資本成本低。
另外，股利政策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內容，它不但受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影響，第一大股東持股的影響，理論上還與資本結構、資本成本存在互動效應。如高現金股利會帶來外部權益籌資機會，但負債融資會減少這種機會。
假設10：股利政策、資本結構與資本成本三者間存在互動效應。
4 實驗設計
4.1 變量與模型
①模型的設立
Wacc=wacc（Debt，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②
Debt=debt（Wacc，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
Dividends=divi（Debt，Wacc，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②變量定義（見表1）
③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2）
4.2 樣本與數據 文章選取了深市發行A股的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數據，并做以下篩選：①剔除金融保險業；②剔除st、pt公司；③上市不滿3年的公司；④數據不全的公司；⑤同時發行B股的上市公司；⑥資產負債率大于1及財務指標異常的公司。共得到362個公司樣本，1086個樣本數據。
5 實證結果及分析
5.1 資本成本結構方程的實證結果（見表3）
Wacc=wacc（Debt，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OLS方程1是不加入資產負債率平方項的線性回歸結果，資產負債率、第一大股東性質是國有（10%的顯著水平下）與資本成本正相關；發放現金股利、第一大股東持股、CEO薪酬、信息披露質量與資本成本負相關（接受假設1、2、8）；獨立董事比例、董事會成員素質、監事會素質以及CEO持股、內部人持股與資本成本相關性均不顯著（否定假設3、4、5、9）；當加入資產負債率的平方項后（為驗證最佳資本結構的存在），OLS方程2顯示資產負債率平方項與資本成本不相關，與此同時還影響了資產負債率與資本成本的相關關系。同樣的，筆者在聯立方程中也加入了資產負債率平方項，結果顯示影響了絕大多數變量的相關關系，因此認為資產負債率與資本成本不成正U型關系（即資產負債率與企業價值不成倒U關系）。通過聯立方程的再驗證，得出現金股利政策、資本結構與資本成本存在顯性的互動關系（假設10成立）。其它因素與資本成本的關系變化不大。
5.2 資本結構方程的實證結果（見表4）
Debt=debt（Wacc，Dividends， 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OLS方程的線性回歸結果得出，資本成本、發放現金股利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否定部分假設1），第一大股東是國家時（10%的顯著水平下）與資產負債率負相關（接受假設2），CEO薪酬、CEO持股（10%的顯著水平下）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接受假設6、7）；獨立董事比例、董事會成員素質、監事會素質以及內部人持股、信息披露與資產負債率相關性均不顯著。通過聯立方程的再驗證，得出現金股利政策、資本結構與資本成本存在顯性的互動關系，其它因素與資產負債率的關系變化均不大。
5.3 股利政策結構方程的實證結果（見表5）
Dividends=divi（Debt，Wacc， 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
由表5中OLS方程的線性回歸結果得出，資本成本與發放現金股利顯性負相關，資產負債率、第一大股東性質（10%的顯著水平下）與發放的現金股利正相關；其它因素均沒通過檢驗。通過聯立方程的再驗證，再次得出股利政策、資本結構與資本成本存在顯性的互動關系，且監事會素質（10%的顯著水平下）、第一大股東持股（5%的顯著水平下）、CEO薪酬（1%的顯著水平下）及持股（10%的顯著水平下）與發放現金股利的關系都變為顯著。
5.4 結論 通過單方程檢驗，以及考慮了變量內生性因素的聯立方程檢驗得出：①現金股利政策、資本結構與資本成本三者間存在互動效應。企業負債率既影響企業價值，又受企業價值影響，且它們之間是負相關，與最佳資本結構理論不符。在描述性統計中，資產負債率的均值是49.43%，負債率23%以上的占樣本總體的90%，按其他國內外學者的實證研究結果，這個數值已經超出了最佳資本結構的范圍，因此可以解釋此時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與企業價值負相關的關系。②董事會的兩個要素獨立董事比例和董事會素質，以及監事會成員素質與資本結構、資本成本相關性均不顯著，原因可能是我國上市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治理水平普遍偏低，獨立董事呈現“花瓶”現象，上市公司內部監管效力較弱，因此加強董事會及監事會的治理是提高我國目前公司治理的重要任務。③內部人持股及CEO持股與資本成本及資產負債率的關系均不顯著，原因可能是我國內部人及CEO持股普遍偏低，多為零，這一點從樣本統計上可以看出，因此影響較小，其回歸結果不理想。④公司治理的其它因素（發放現金股利、第一大股東持股、CEO薪酬、信息披露質量）普遍與資本成本負相關，第一大股東性質是國家與資本成本正相關，說明提高公司治理確確實實可以提高企業價值。⑤發放現金股利、CEO薪酬、CEO持股比例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我國的CEO持股比例大多很少，CEO往往會通過提高負債來增大自己對公司的控制權。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是國家時與資產負債率負相關，且由統計描述可解讀我國股權形式較為集中，市場偏好股權融資。其它因素與資產負債率的相關性均不顯著。一般來講提高公司治理有助于增加公司負債。
注釋：
①借鑒“南開指數”對公司治理維度的考慮.
②資本結構與資本成本關系待以下逐個類型模型試驗確定，其他因素與資本成本按線性模型檢驗.
③Kd用人民銀行中、長期貸款的平均貸款利率，Kc=現金股利/凈利潤.
④在做模型時，也嘗試把監事會規模（即監事人數）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但結果未通過檢驗，因此將該變量去掉，相關回歸模型省略.
參考文獻：
[1]肖作平.公司治理結構對資本結構選擇的影響――來自中國上市公司證據[J].經濟評論，2005（1）.
[2]肖作平.公司治理和融資政策的關系研究綜述[J].證券市場導報，2007（8）.
[3]沈藝峰，江偉.資本結構、所有權結構與企業價值關系的研究[J].管理評論，2007（1）.
[4]汪煒，蔣高峰，信息披露、透明度與資本成本[J].經濟研究，2004（7）.
[5]馮根福，馬亞軍.上市公司高管人員自理對資本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J].財貿經濟，2004（6）.
(一)未能全面揭示資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質資本、輕智力資本
隨著生產要素的創新及制度的變遷，資源的稀缺性發生了變化，即由工業經濟時代物質資本(在財務會計表現為財務資本)的絕對稀缺逐步轉化為知識經濟時代智力資本的相對稀缺。現行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產生于20世紀年代70年代，而當時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尚不明顯或較為隱蔽。因此，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仍為物質資本。誠然，將權益資本成本納入企業資本成本的核算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是，在知識經濟中，價值創造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是知識及其對知識的配置與運用，即創造性的新知識及擁有這些知識與創新能力的人。不論是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還是客戶資本，均為投資行為所產生的能帶來超額價值的價值。既然這些資本與債務資本、權益資本一樣都是由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所形成，那么，對企業法人而言都是一種融資，理應向投資主體支付資本成本。只不過相對于物質資本而言，智力資本成本表現為一種更為隱性的經濟代價，從而難以進入現行財務報告體系。
此外，根據收入費用相配比的原則，知識型企業的收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識在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整合中的運用、新客戶的獲取和參與企業創新的滲透性以及企業持續的創新能力，而這些因素均與智力資本的融資、營運等活動緊密相關。換言之，是智力資本及其與物質資本的整合而非單純的物質資本為企業帶來了超額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計量中默認了智力資本的貢獻，那么在成本、費用的計量中理應反映使用智力資本的代價。否則，既違背了收入費用配比原則，也難以反映該類企業真實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體權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權
按照資本成本會計的思路，主體權益是除負債、股東權益之外的、由企業主體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資本來源。企業將支付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之后的凈收益部分納入主體權益，并完全由企業法人所擁有。但是，企業法人畢竟是一個虛擬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個指向相對模糊的表述。智力資本管理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價值增值的核心驅動力，結構資本是人力資本與客戶資本發揮作用的載體與平臺，客戶資本為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創造環境，三者在相互支撐的機理下帶來價值的增值。由此看來，企業超額回報可能是經營者卓越的經營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代際傳承的結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戶消費價值的轉變、消費者參與企業互動式創新等因素的結果。
更進一步而言，制度變遷的原動力為要素的創新，對權益主體的界定構成其索取權安排的邏輯起點。在未能明確界定多元主體權益的情況下來確定剩余索取權以及實質控制權，將必然出現制度安排的混亂與無序。在管理實踐中，存在著大量由大股東或企業高管一人獨斷來安排剩余索取權而全然漠視市場的調節作用的案例。實際上，知識密集型產品價值的度量與實現必須通過市場行為來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產知識密集型產品的企業對其超額收益進而剩余權益的分配理應由市場來調節。這里的市場體現了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融會貫通。只有引入市場機制才能真正實現債務資本所有者、權益資本所有者、人力資本所有者、企業法人、客戶在剩余索取領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體現資本成本與企業競爭未來的能力之間的內在關系
關鍵詞：咨詢服務業；成本控制；研究
一、引言
咨詢服務業作為一個新興的行業，對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常情況下，企業成本控制的好壞關系到企業發展的好壞。隨著我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的咨詢服務業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我國有一部分咨詢服務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暴露除了一些問題，例如成本控制不健全。因此，對目前我國咨詢服務業在成本控制上面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并針對具體的問題進行討論，提出具體的解決措施，旨在為促進我國咨詢服務業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二、目前我國咨詢服務業在成本控制上面存在的問題
（一）財務管理成本控制制度不健全，且更新不及時
我國有些咨詢服務企業在具體的制度建設上面，有一部分企業在建立自身的財務管理成本控制方面的制度時，并沒有以國家出臺的相關法律法規、地方性法律法規及自身的特點為基礎，而是一味的照搬其他企業的制度模式，致使自身相關制度在實際的應用中出現很多問題。造成這一現象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個企業的實際發展狀況不同，適合別人的就不一定適合自己。例如，華中東區有一家咨詢服務企業在自身財務管理制度建設上面，完全是引進一些成功的大企業的財務管理制度，殊不知引進的這些管理制度不適合自身的發展，最終造成這家企業的財務管理及成本控制一片混亂。當前，咨詢企業要積極適應新的行業發展大環境，企業在財務管理成本控制各項制度的建設上面要與會計行業出臺的最新的規章制度同步，同時也要時刻關注著我國政府出臺的新的相關的制度，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及時對相關規章制度進行更新。
（二）相關從業人員成本控制意識不強，專業水平不高導致成本隱患
在我國，有些咨詢服務企業在日常的工作中將重心放在業務的擴展上面，平時忽略了對相關服務人員的專業技能培訓與思想道德教育，使得有些服務人員自身素質不斷下降，知識系統得不到更新，在給客戶提供咨詢意見時，基本上提供的是過時的咨詢結果，對客戶沒有任何的幫助，有時甚至給客戶帶來誤導，導致客戶財產受到損失。從而導致客戶投訴公司，要求公司賠償，進而使得公司的財產蒙受損失。另外，有些咨詢服務業在咨詢服務人員的招聘上面，相關招聘人員為了圖簡便，并沒有嚴格按照公司制度的招聘流程進行，對招聘進入公司的人員缺少嚴格的考核，這就導致了進入公司的這部分人員缺乏過硬的專業技能，在知識的儲備上面非常的差，自身的知識面較窄，進而使得在給客戶提供咨詢意見時頻頻出錯，導致公司不得不為他們錯誤的咨詢意見承擔巨額的賠償。
（三）部分咨詢服務企業人力資源結構不合理，導致人工成本過大
由于咨詢服務業的特性，使得目前咨詢服務企業的員工相對數較其他行業的多，這就導致了咨詢服務企業的人工成本占公司總成本的一大部分，有效的降低這一部分成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公司的總成本。如何利用最少的人員配置來各公司帶來最大收益是每一個咨詢服務企業所需要考慮的實際問題。但是目前我國有一部分咨詢服務企業的冗員太多，這在一定程度上面不僅加重了企業的人工成本，使得企業人工成本投入的不合理及人工成本的無效益增長，同時還會使得企業員工的收入不升反降，大大影響員工工作的積極性。例如在無錫融海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就是由于公司在人工控制上面不太科學，公司的冗員太多，使得公司的人工成本非常巨大，險些導致公司破產。
三、提高我國咨詢服務業成本控制的措施
（一）建立完善成本控制制度，并進行及時的更新
“把權利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只有建立起科學、全面、系統的管理制度，才能約束財務管理過程中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為，解決技術之外的問題只能靠制度進行約束。制度是一切管理活動的基礎及保障。企業在成本控制上面如果沒有健全的制度，那么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便會一片混亂，不利于企業的發展。因此，我國的咨詢服務業應該積極建立一套適合企業自身發展特點及發展現狀的成本控制制度，從而保障企業自身在成本控制及日常的財務管理活動可以有條不紊的進行。在具體的崗位設置上面，要合理，崗位數量設置過多則會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崗位數量設置過少則不利于日常工作的展開，同時，要防止出現兼崗兼職的現象。作為單位的管理者，要定期對企業的內部的成本控制制度進行審核及調試，對其是否可以滿足企業日常工作順利開展進行科學的評價，及時發現企業在成本控制制度上面存在的具體的問題，并討論出相關的解決方案，完善企業內部的成本控制制度。
（二）提高咨詢服務人員的素質與成本控制意識
首先，需要使大多數咨詢服務人員轉變觀念，消除對自身工作不重視的思想，端正工作態度，樹立“成本在我心中，控制在我手中”的意識，強化降本增效作為。
其次，咨詢服務企業相關領導要重視對咨詢服務人員的思想教育，要加強宣傳工作，利用各種途徑對咨詢服務人員進行全方位的思想教育，使其了解自身工作的重要性，盡到其自身因盡的責任，同時相關部門領導要對咨詢服務人員提供給客戶建議的好壞納入相關人員的年度績效考核當中。
再次，就是相關部門領導要在工作中做到“六有”，即有組織、有管理、有制度、有監督、有目的、有總結，從而為提高咨詢服務人員的自身素質營造良好的氛圍。同時，相關部門領導要積極組織咨詢服務人員進行關于如何提高自身素質及自身工作意義的學習與討論。在學習的過程中，人人都必須要有學習記錄，每位都要結合本職工作，談體會，提建議。要通過學習和討論，讓廣大咨詢服務人員深刻認識其工作的重要意義和文化內涵，并轉化為自覺行動。
最后就是相關部門要積極開展對咨詢服務人員的培訓，每周必須要有學習安排，且每月至少開展一次集中培訓，相關部門領導要帶頭講課，大家都要談學習體會。要通過培訓真正掌握專業技能及工作方法，高度統一思想，增長知識面。同時相關部門要以“規范、協調、透明、高效”為目標，強化“文化培育”和“機制建設”兩個抓手，搭平臺、夯基礎，樹品牌、練內功，使得為客戶提高最準確的咨詢意見深入人心。要積極引進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人才。
（三）科學合理的確定公司具體人員的數量，優化人力成本
公司人員的數量越多，那么公司所需承擔的人力成本就越大。做好業務與人員的匹配是控制咨詢業成本的重中之重。企業實現人員優化，合理定崗定編在很大的程度上面關系到企業能否高效利用各種資源、加強對員工的管理、節約活勞動及有效降低企業人工成本。在人力成本控制方面，首先要科學測算項目、產值與人員配備的關系，做好結構上的優化，使每位員工人盡其才。對于業務人員，行政、后勤、財務都應根據企業規模、項目規模充分考慮，做到經濟、實效，又不影響業務的正常開展。其次，要做好人員的考核與分流，實現能者上的風氣。對于達到考核標準的咨詢服務人員使其重新競爭上崗，對于沒有達到考核標準的人員則進行勸退。相關人員在脫崗培訓期間，企業在對這部分人員的工資發放上面按照企業員工最低工資發放標準進行發放，同時在這段期間這部分員工沒有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這樣做既有效的降低了企業的人工成本，同時也提高了企業的效益及人才儲備量。例如中國國際經濟咨詢有限公司在對冗員的處置上面，就采用上面的方法，將冗員進行培訓，既有效的降低了企業的用人成本，同時也增強了冗員的職業技能，提高了冗員的自身素質，增加了企業的經濟效益。
四、結論
良好的成本控制不僅有利于為企業日常的經營決策提供理論支持與科學保障，同時還有利于規范企業各項管理及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為了更好的促進我國咨詢服務業及我國積極的發展，我們要大力倡導相關的企業建立健全良好的成本控制
制度。
參考文獻：
[1] 孫麗麗.我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控制的問題及對策[J].企業改革與管理，2015（10）.
Abstract：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educational cost， the cos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its analysi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accounting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from the education cost and human resources cost constitution，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esource cost and educational cos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pounds the situation of the human resource and education cos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finds the problems of human resource cost management existing in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such as， the singleness of human resource cost， the diversity educational cost， more common costs in educational cost， no direct compensation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and so on.
關鍵詞： 高職院校；教育成本；人力資源成本；分析
Key words：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education cost；cost of human resource；analysis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4）09-0228-02
0 引言
二十一世紀已經是知識經濟的時代，人力資源作為一種重要資源已上升到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位。教育是形成人力資源最重要的一個途徑。我們接受教育或者投資教育，其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提供經濟發展的動力并促進經濟的增長，可見經濟的發展依賴于教育。而經濟的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是在自然資源、物質資源以及人力資源等多個因素共同推動和作用下獲得的；其中人力資源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現代化大生產的現實條件下，人力資源的投資作用要大于物力資本的。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源投資中的核心，投資教育比單純的物質投資顯然更為有利。
從我國教育發展現狀來看，當前高等教育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大力發展高等的職業教育，其目的是要培養高職人才。高職教育能夠培養出適應不同崗位技術要求的各種技能型人才，從而促進科學技術在生產實踐中獲得應用與轉化。投資高職教育是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方式。教育投資收益率是一個衡量教育促進經濟增長貢獻大小的指標。要想獲得更好的高職教育中的人力資本投資，需要對高職教育的成本、收益開展經濟分析，并要對它們進行管理，從而找到投資的最佳值。
1 教育成本和人力資源成本的構成
1.1 教育成本的構成 教育成本的構成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教育成本主要是從教育經濟學的角度進行考慮的，它是為了完成某一階段的教育學校和學生所產生的各種消費之和，一般由四個方面構成，第一是各類學校為了培養一定數量與層次的學生所支付的所有開支與費用，第二是各類學校在培養一定數量與層次的學生時所產生的不相關的開支與費用，第三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需要支付的所有生活費用，第四是學生由于學習而不能進行工作而造成的機會損失或者說是教育機會成本。而狹義上的教育成本則是指在實施教育的過程中學校消耗的各種物化勞動以及活勞動的價值之和，它既是在實施教育活動過程中學校為了培養一定數量與層次的人才所要消耗的人力資源以及物力資源。高職院校教育成本從經濟用途角度來看通常是由人員支出、對個人和家庭補助支出、公用支出、固定資產折舊以及科研支出等五個部分組成。
高職教育成本是高職院校為了完成其特定的教育使命，在辦學過程中所要投入的物資以及師資。而對于進入高職院校學習的學生而言，其投入的成本主要是學習費用、機會成本以及時間代價、勞動代價、心理代價等。
高職教育成本作為衡量高職教育人才培養所有付出的一個尺度，它是計量高職教育投資所獲得的經濟效益一個前提條件，更是一個計量未來勞動者所獲得報酬的重要依據。顯然，通過剖析高職教育成本，并比較于其它各種類型的教育成本，從而使得政府可以對教育進行宏觀的調控，加大對高職教育的投入，由此促進高職教育的發展。
1.2 人力資源成本的構成 人力資源成本的本意是在構建與實施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體系的過程中企業全部資源的投入，對于高職院校而言，人力資源成本顯然是學校全部資源的投入。人力資源管理顯然是把“人”作為一種重要的資源，通過學習、培訓等多種途徑使“人”的經驗得到增加，因而其價值也獲得了增值，由此給學校帶來了預期的收益。按照管理過程，人力資源成本主要由六個部分構成，分別是人力資源管理體系的構建成本、人力資源引進的成本、人力資源培訓的成本、人力資源評價的成本、人力資源服務的成本以及人力資源譴散的成本。
2 對高職院校人力資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的重要性
2.1 對高職院校人力資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是社會發展的需要 當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要求高職院校從傳統的辦學方式轉變為現代型的辦學方式，高職院校也已作為產業而被推向市場，同時高職院校的教育資金來源也已經從單一的財政撥款轉變為多渠道籌措資金。可見，高職院校需要改變辦學模式和管理模式，在注重和提高辦學質量的過程重還要建立起人力資源成本與教育成本的理念，爭取少投資而多產出，從而真正實現教育的價值。因此，分析高職院校的人力資源成本和教育成本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并具有相當的理論意義。
2.2 對高職院校人力資源成本與教育成本的分析有利于加強內部管理，從而提高辦學的效益 當前，雖然教育部門作為非盈利性的機構，不過教育投資卻要講究經濟效益，由于校園建設等原因許多高職院校都依賴于銀行貸款而開展長期的投資。假如學校內部控制不嚴格，導致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后可能就沒有可靠的更多資金用于學校的發展上，勢必會給國家產生重大的損失。可見，正確管理好人力資源成本與教育成本，對不合理的支出進行控制，顯然是提高高職院校辦學效益的一種重要手段。
2.3 對高職院校人力資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是高職院校一項重大的會計管理改革 在人才競爭激烈的社會大環境下，在市場經濟中人力資源會計的應用范圍已經越來越廣了，人力資源成本是一個主要的教育成本管理的內容，高職院校針對人力資源與教育成本的管理傳統會計無法滿足管理的需要，這就要求高職院校一定要改革傳統會計。開展人力資源會計理論的研究以及在會計實務中人力資源會計的運用都將使得傳統會計產生重大變革。
3 高職院校人力資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
3.1 人力資源成本是教育成本的主體 人力資源成本主要由人力資源的引進成本、開發成本以及人力資源的使用、管理及其維護的成本等構成。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的理論，通常而言，人力資源成本主要包括在教育、國內遷移（為取得良好的就業機會）以及保健中人類所付出的開支，接受培訓的工人和教育的成年人所放棄的收入與其它各種提高人力資源質量所有投入之和。
3.2 人力資源成本是教育成本主要內容 從人力資源成本和教育成本的內容及其構成來看，人力資源成本是高職院校為了更好地滿足現在與未來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需要，在高職院校的教育成本之中人工費除了發放教師工資之外，還有各種形式的獎學金，把這兩類費用加起來占據整個教育成本中較大的比重，更是高職院校主要的經費開支，一般都占到學校經費開支的一半以上。顯然，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一個主要的教育成本管理的內容。
3.3 人力資源成本的單一性和教育成本的多元性 人力資源成本只反映高職院校內部人力資源成本及其價值的計量，然而高職院校具有多層次辦學、多專業設置的特點，除了人力資源成本之外其教育成本還包括其它各種的成本費用，這樣就決定了高職院校教育成本及其對象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它可以是不同學歷層次的學生，也可以是學生所學專業的不同，而且還能夠根據不同的辦學方式去組織教育成本的管理。
3.4 高職院校教育成本存在較多的共性費用 人力資源成本及其管理是在招收、選拔以及雇傭高職院校教職員工過程所產生的各種開支，其全部的費用都可以作為直接的費用進行處理。然而高職院校開展的教育活動是相互關聯、相互協作的一個活動，它需要學校內各個部門的密切配合和協調，各個專業之間緊密協作，由此決定了高職院校教育經費的支出具有較少的直接費用，而間接費用卻較多，例如固定資產折舊費、報刊資料費、大修費、貸款利息等等，同時大多數的教育經費通常采用分攤計算來分配并計入到各種對象的成本中。
3.5 高職院校教育成本在教育過程中無法獲得直接補償 高等職業教育最終的目的是為了給社會提供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其它經濟活動所生產的產品具有不同性，高等職業教育是直接的一種消耗，更是間接生產的一種投資。高等職業教育的“產品”無法直接用市場價格進行計量，因為它只是潛在的一種生產力因素。可見，高職院校教育成本在教育過程中無法獲得直接的補償。不過，高等職業教育所消耗及其補償在教育過程中主要由政府與學生一起承擔，并把培養學生的成本作為這種補償標準進行計算的依據，更是衡量高職院校辦學效益的一種重要標準。顯然，為了保證教學活動持續開展下去，就需要高職院校管理消耗的物化勞動以及活勞動的價值，從而計算出高職院校的人力資源成本與教育成本，并把它們作為價值補償的根據。
隨著不斷深化的高職院校管理體制改革以及不斷完善的高職院校財務管理，高職院校人力資源成本管理與教育成本管理一定會成為高職院校會計管理中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對于強化高職院校內部管理，從而降低教育成本，由此提高高職院校辦學效益都具有相當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葉新年.人力資源成本會計與人才成本會計[J].武漢財會，1990，06：9.
[2]陳曉靜，曹修濤.高校人力資源成本核算與教育成本核算的關系[J].承德石油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2，01：81-82，93.
關鍵詞 城鄉收入差距 物質資本 人力資本
一、引言
1978年，我國城鎮的基尼系數為0.16左右，農村的基尼系數為0.22左右，都是相當低的。但這是分別就城市和農村內部而言，即使在當時，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比較明顯，如果考慮到非貨幣性收入更是如此。改革開放以后，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收入分配方式逐步多元化、市場化。結果，無論是城市內部，還是農村內部，收入差距都逐漸拉大；而城鄉差距，僅以名義收入的比值而言，雖有波動，但整體趨勢仍是擴大的。而且總體來說，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相當嚴重的。
城鄉收入差距是我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方面，分別計算的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明顯比整體計算的居民收入差距低很多。段景輝和陳建寶(2010)通過抽樣調查計算的2004年中國城鎮基尼系數為0.3703，農村基尼系數為0.3589，而城鄉混合基尼系數為0.4554，比城鎮基尼系數高出23％，比農村基尼系數更是高27％。實際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經成為我國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方面。李實和岳希明(2004)通過對泰爾指數的分解得出，城鄉收入差距對總差距的貢獻占到4成以上，它要高于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對總差距的貢獻。陳建東(2010)通過對基尼系數進行分解計算得出，1996年我國城鄉之間的基尼系數對總的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就已經超過了55％，占到了一半以上，2007年更是達到了64.1％。
整體而言，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與地區發展水平成反比，即在經濟發達地區城鄉收入差距較小，經濟落后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反而更大。段景輝和陳建寶(2010)計算的我國部分地區的城鄉差距基尼系數表明，東部地區多在0.1以下，中西部地區均高于0.1(除內蒙古外)，且多數在0.15左右。甘肅省地處大西北，社會經濟發展比較落后，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嚴重。以段景輝和陳建寶計算的城鄉差距基尼系數而言，甘肅省在全國是第二高的，僅次于四川。若以甘肅省城鄉收入比值與全國值做比較，可以看出，甘肅省的城鄉收入比值的變化情況大致與全國的一致，而數值比全國要高。
二、理論分析
造成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很多，概括起來大致可以分為政策因素和市場因素兩類。改革開放以前，政策因素占主導地位。當時，中國實行城市偏向的重工業發展戰略，為積累資金，輔之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制度，使資金從農村流向城市；為限制勞動力流動，又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與之配套的還有一系列就業、住房、教育、養老、醫療等制度。因此，當時實行的這種二元經濟政策是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甚至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格局。
改革開放以后，政策因素仍然存在，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依然很明顯，然而，市場因素的重要性也逐漸凸顯。如果從投入要素角度分析，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是兩個重要的市場因素。
人力資本水平等是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來源，人力資本投資必然提高個人的人力資本存量進而增進個人的生產能力，在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中必然得到更高的收入報酬。因而在市場經濟當中，人力資本的不平等必然會帶來個人收入的差距。
城鄉收入差距的另外一個影響因素是物質資本的不平等。現在學者們多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物質資本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將會逐步降低。早期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強調物質資本的報酬遞減規律，這將導致經濟收斂，收入水平也會趨于相等，即便后來又區分了“無條件收斂”和“條件收斂”兩種情況，但那是由物質資本以外的因素造成的，物質資本不會導致經濟差距和收入差別(Robert M.Solow，1956)。新古典增長理論所說的經濟收斂是一個長期過程，因而，長期來看物質資本差異并不會產生人均產出的不同，如果包括稅收政策等其他因素都相同，也必然有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然而在短期，包括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般都承認：人均物資資本高則勞動生產率就高，人均收入水平也高。尤其在經濟發展初期，物質資本在生產中作用巨大，因而物質資本差異是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中國城鄉之間物質資本的差異比人力資本的差異大得多，而對于像甘肅省這樣的地區而言，物質資本的巨大差異肯定是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本文在以上理論的基礎上探討城鄉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差異對城鄉收入水平差距的影響。
三、指標和數據說明
本文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度量城鄉收入差距。以城鎮和農村歷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來代替物資資本，它們分別除以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即得到各自人均固定資產投資也就是各自人均物質資本。估計人力資本并沒有統一的方法，有收入法、投入法、教育年限法等。本文選擇以投入法來衡量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投資大致可分為公共人力資本投資、個人人力資本投資以及機會成本，但由于統計資料中并沒有詳細的相關數據，文本只能用居民消費中的文教娛樂支出、醫療保健支出和交通通訊支出三項的和來衡量人力資本投資，顯然這些都屬于個人人力資本投資的范圍，因而將會低估人力資本存量，但由于我們關注的是城鄉人力資本的比值，而城鄉個人人力資本的差異與總的人力資本差異應該是一致的，因而這樣處理對我們的分析不會造成破壞性的影響。數據均來自歷年《甘肅統計年鑒》或《甘肅年鑒》、《中國統計年鑒》等，由于統計口徑或指標的變化，本文在某些方面做了相應的調整。
四、實證分析
本文的實證分析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即VAR模型)，以RI，RPC，RHC分別表示甘肅省城鄉收入比，城鄉物質資本比，城鄉人力資本比。實證分析用Eviews軟件進行操作。
1、確定最大滯后階數和平穩性檢驗。為建立RI，RPC，RHC的VAR模型，首先要確定最大滯后階數。我們選擇滯后階數為3進行滯后長度準則的檢驗，發現LR，PPE，AIC，SC，HQ五種滯后準則選出來的滯后階數都是1階，于是我們將VAR模型的滯后階數定為1階。
為了驗證VAR(1)模型的平穩性，需要計算它的差分方程的特征根，如果所有特征根均落在單位圓內即模長小于1，則VAR(1)模型是平穩的。經計算模型的三個單位根的模長為0.54和0.90，均小于1，所以VAR(1)模型是平穩的。
2、VAR模型參數估計。基于以上的分析，通過軟件能夠得到VAIL(1)模型的參數侮十，最后得到的模型寫成矩陣的形式為：
而且，從估計結果和各統計量可知，RI，RPC，RHC的前期值分別對當期值有比較明顯的正向影響，而其他估計系數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因此，僅從符號上來講，估計結果是符合經濟意義的。
3、脈沖響應函數分析。脈沖響應函數可以分析VAIL模型
的動態特征，即可以分析每一個內生變量的變動或沖擊對它自身或其他內生變量產生的影響。圖1為RI對RI，RPC，RHC的脈沖響應結果的聯合圖表，結合相應的數據表(此處略)可以知道：城鄉收入比值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息在第一期即有較強的反應，使其增加了0.21左右；隨后響應強度開始逐漸減弱，不過我們看到其減弱的速率并不是很快，在第10期似乎還沒有收斂的跡象。因此，城鄉收入比值本身具有很強的正自相關性，或者說城鄉收入比值具有“慣性作用”，如果前期的數值較高，則在較短的時間內，這一比值很難較快的降下來。
其次，我們發現物質資本比值的沖擊對城鄉收入比值竟然產生了負向的影響，而且強度還比較大。這似乎表明城鄉物質資本比值的擴大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比，但這是與我們的理論相矛盾的。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首先，由于城市偏向的政策，加之一直以來我們都強調物質資本積累，結果造成了城鄉物質資本投資過度不平衡，城市物質資本可能存在內部扭曲，即城市物質資本并沒有充分發揮它的作用；其次也存在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失衡，甘肅省的城鄉物質資本比值是人力資本比值的4到5倍，這說明就城鎮而言，物質資本大大超過人力資本，而且失衡比例也遠遠高于農村，這也會影響到城鎮物質資本效能的充分發揮。那么，如果前期城鄉物質資本比值擴大，當然對于絕對值而言，城鄉物質資本存量本身都是增加的，由于上面所說的原因，農村增加的物質資本的邊際效用要大于城鎮物質資本的邊際效用，這可能導致城鄉收入比下降。
另外，我們看到城鄉人力資本比值的沖擊對城鄉收入比值的影響強度不大，基本上為弱的正向影響，這說明人力資本比值的新息確實對城鄉收入比值產生了正向的影響，但可能是由于人力資本投資一直不被重視，人力資本存量有限，尚未較強地影響到城鄉收入比。
4、方差分解。對VAR模型還可以用方差分解研究它的動態特征，利用方差分解可以了解各新息對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
由圖2可知，城鄉收入比值的變動主要是受自身沖擊的影響，前3期都在85％以上，隨后逐步減小，到第10期基本趨于平穩，但仍高達60％以上；其受物質資本比值的沖擊在前幾期比較小，隨后逐漸增大，在第7期超過30％，隨后的增長幅度不大，到第10期達到37％，也基本趨于平穩了；其受人力資本比值沖擊的影響最小，雖然影響有增大的趨勢，但到第10期仍未超過10％。總之，城鄉收入的比值主要可由自身的變動來解釋，物質資本比值也很重要，人力資本則處于相對不太重要的地位。
一、引言
公司治理的中心任務是保證資本供?o者的利益，使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者以所有投資者的利益最大化為原則進行決策，并為公司投資者獲得投資報酬提供保護機制。白重恩等[ 1 ]的研究指出對于投資者與管理層及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可能存在的兩種利益沖突，有兩類不同的解決機制，即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機制。內部治理機制主要包括股權結構、高管薪酬和董事會等，外部治理機制主要包括公司控制權市場、投資者法律保護和產品競爭市場等。這些治理機制盡管側重點不同，但都體現了權利的分配和權利的制衡，最終實現投資者的有效監管。
二、公司內部治理機制與資本成本
（一）股權結構：基于股權集中與股權制衡的價值創造
1.股權集中：兩類問題的影響差異
公司治理研究的出發點致力于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但事實上多數國家的股權結構呈現集中化趨勢，且新興市場的股權集中度更高[ 2 ]。股權集中作為一種常態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環境有著重要的影響。現有文獻對于股權結構公司治理作用的研究主要存在兩種觀點：監督觀和掏空觀。Denis和Mcconnell[ 3 ]指出股權集中是一種公司治理機制，通過股權集中可以提高投資者對管理層的監督作用。Maug[ 4 ]研究指出盡管多數小股東在監督管理層方面存在搭控股大股東便車的行為，但大股東由于在企業價值提升方面具有與中小股東一致的利益，大股東仍然愿意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督。
相對于中小股東，大股東具有較大的持股比例，因而也具有更強的監督、管理動機。Jensen和Meckling[ 5 ]的研究指出股權集中有利于減少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導致的委托問題。Garmaise和Liu[ 6 ]指出股權集中使大股東加強監管管理層，使管理層減少過度投資行為，從而降低上市公司的系統風險和資本成本水平。Huang[ 7 ]指出股權集中與股權資本成本水平呈顯著負相關關系。我國學者張功富[ 8 ]的研究也說明我國資本市場上股權集中使大股東監督管理層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動力加大，從而有利于控制管理層過度投資的行為和活動。
大股東通過監管不僅可以獲得所有股東都可以獲得的控制權共享收益，更重要的是大股東可以獲得中小股東無法共同分享的控制權私人收益，這是公司治理的第二類委托問題，即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存在嚴重利益沖突的原因。La porta等[ 9 ]指出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問題在股權高度集中的情況下普遍存在。因此，在缺乏外部控制的情況下，大股東為獲取更多的控制權私人收益，可能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而掏空上市公司，增加上市公司的風險。Guedhami和Mishra[ 10 ]指出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利益沖突的根源是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分離，二者分離的程度越大，上市公司的股權資本成本水平越高。我國學者李增泉等[ 11 ]的研究指出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越可能與管理層合謀，從而使上市公司被掏空的風險加大。
2.股權制衡：多個大股東的相互牽制作用
對于大股東對上市公司其他股東利益可能的損害行為，學者Attig等[ 12 ]的研究指出股權制衡能夠有效抑制大股東的掏空行為，特別是在投資者法律保護較弱的國家，多個大股東之間股權制衡的作用更加明顯。我國學者唐建新等[ 13 ]基于我國民營上市公司2003―2010年的數據，研究結論顯示股權制衡能夠有效控制大股東的“隧道行為”。因此，多個大股東對第一大股東的制衡作用是保護上市公司中小股東利益的重要治理機制，股權制衡的股權結構使控股股東減少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蝕，從而降低公司的系統風險和資本成本水平。
（二）高管薪酬：內部與外部互動結合的激勵契約
1.高管薪酬：內部盈余管理行為與外部經理人市場約束
高管人員薪酬一直被認為是解決公司治理領域股東與管理層利益不一致所引發的問題的重要機制之一。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代企業中，股東依據所承擔的風險水平提出其要求報酬率，即資本成本，并以此作為其讓渡資本使用權的基本要求。薪酬制度設計得當，可以減少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利益沖突，降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而導致的成本，提升股東價值。高管人員薪酬一般包括兩個部分：貨幣薪酬和股權薪酬。貨幣薪酬是顯性薪酬；股權薪酬是隱性薪酬，主要包括政治晉升、在職消費和投資擴張的內部租金等。
Jensen和Meckling[ 5 ]的研究指出管理層往往承擔全部經營成本但卻無法享受其經營創造的全部收益，如果管理層選擇偷懶或增加在職消費行為，則只需承擔部分成本就可享受相應收益。Huang[ 7 ]的研究認為強股權可以降低股權資本成本，但這種效應在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并不顯著，因而說明了高管人員薪酬激勵的有效性。Bushman[ 14 ]指出高管人員薪酬激勵制度與會計績效相關聯，這可能使高管人員產生更嚴重的盈余管理行為，但Fama[ 15 ]提出的“人市場―聲譽模型”指出即使管理層沒有基于產出的顯性薪酬激勵，隱性的聲譽效應也能有效控制管理層的行為，使其減少自身的利己行為，而以公司利益為重。雷霆和周嘉南[ 16 ]以股權分置改革后2007―2012年滬深上市公司的數據為樣本，研究指出股權激勵是高管人員內部薪酬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高管人員內部薪酬差距擴大使企業股權資本成本顯著升高。雷霆和周嘉南[ 17 ]的研究指出股權激勵提高了高管的過度自信水平，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使企業股權資本成本顯著提高。吳育輝和吳世農[ 18 ]的研究也指出高管人員的高額薪酬不僅未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成本，反而提高了成本。因此，高管人員薪酬需要適合的激勵制度設計，否則該項治理機制對于公司治理環境的改善并沒有積極作用。
2.高管薪酬：資本成本約束下的激勵契約
根據理論，合理的薪酬設計能夠減輕上市公司的沖突，薪酬設計的標準應權衡高管薪酬決定的市場機制與治理機制。汪平等[ 19 ]的研究指出科學有效的高管人員薪酬激勵制度要建立在資本成本約束之上，也即高管人員薪酬的制度設計要以資本成本及其變動為基準。這種資本成本約束觀將股東財富與高管薪酬有機結合在一起，從而能夠有效提高高管人員薪酬的激勵功能。他們的研究以2009―2011年我國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結論顯示高管薪酬總額受資本成本負向約束，高管薪酬變動速度受資本成本敏感性約束，高管薪酬變動幅度受資本成本粘性約束。
（三）董事會特征：組織內外的多維視角
董事會直接向股東大會負責，并受股東委托行使管理和監督管理層的權利。董事會的強效既有助于減少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成本，也有助于降低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占。因此董事??是確保股東利益實現的重要機構，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機制。有關董事會特征的研究一般從組織內外兩個層面展開，如董事會規模、董事會獨立性、董事長總經理是否兩職分離等。
1.董事會規模及其結構內生性
董事會規模是影響董事會治理效率的關鍵因素。Lipton和Lorsch[ 20 ]最先假設相對于董事會的其他特征，董事會規模能夠獨立影響公司治理。他們認為，盡管隨著董事數量的增加，董事會的監督能力會提高，但隨之而來的協調成本和成員間的沖突損失將大大超過董事數量增加帶來的收益。因此，董事會規模不宜太大，較大的規模會導致更嚴重的問題，且不利于監督公司的財務報告。Jensen[ 21 ]的研究也指出一個有效的董事會組織應保持較小的董事會規模，董事之間的沖突可能削弱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監督作用。他認為，董事會規模應保持在8人以下，超過這個規模，董事會就不能發揮應有的監督和評價作用。Yermack[ 22 ]以美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對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不同的控制變量下二者之間均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較小的董事會規模更可能解雇業績較差的CEO。上述研究得出的共同結論是董事會規模及其結構具有內生性，按照宋增基等[ 23 ]的研究，董事會規模的改變最好的效果就是對公司績效沒有影響，較大的董事會規模所帶來的管理能力的優勢不足以抵銷潛在的協調交流和決策問題的成本。
2.董事會獨立性：獨立董事和職權定位
董事會有效履行監督職能的基本前提是董事會具備較高水平的獨立性。董事會的獨立性主要體現在獨立董事的比例和董事會的領導權結構（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否兩職分離）。獨立董事是國內外學者公認的解決問題的重要機制，由于獨立董事與管理層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關系，因而獨立董事的介入有助于降低管理層與內部董事合謀損害股東利益的可能性。Hermalin和Weisbach[ 24 ]的研究檢驗了外部董事和內部董事監督公司管理層水平的差異，結論指出與內部董事相比，外部董事占比更高的董事會更可能解雇表現欠佳的管理者，且這種解雇概率與公司績效間存在較高的敏感性。Morck[ 25 ]的心理學實驗研究表明，獨立董事的存在能夠抑制和削弱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盲從，從而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李維安和徐建[ 26 ]的研究指出獨立董事對總經理繼任可能產生的損害公司績效的行為具有強有力的監督作用，獨立董事抑制了總經理繼任對公司戰略執行變化的影響。
董事會與總經理兩職分離的領導權結構有助于董事會有效監管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Fama和Jensen[ 27 ]對董事會領導結構與公司績效的關系進行研究的結論顯示兩職分離的領導權結構比兩職合一的結構更有利于公司績效的改善和提升。兩職合一的領導權結構降低了董事會更換業績表現不佳的管理者的可能性，降低了管理層變更對公司績效的敏感性。Goyal和Park[ 28 ]的研究也指出，與雙重董事會領導結構的公司相比，一元董事會領導結構的公司管理層變更情況與企業績效的關系顯著降低。Chahine和Tohme[ 29 ]采用2001―2007年中東和北非地區12個阿拉伯國家的數據，研究公司兩職合一的領導權結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結論顯示兩職合一的結構降低了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監督作用，損害了上市公司的績效。
三、公司外部治理機制與資本成本
（一）公司控制權市場：基于收購和接管的有效約束
根據蔣琰和陸正飛[ 30 ]的研究，公司控制權市場通過三種途徑實現對上市公司的有效監管：并購、接管和人競爭。并購和接管作為事后懲罰機制，對管理層的行為形成了有效約束。當管理者的行動損害了公司的發展和股東的利益時，透明的資本市場就會作出反應，股價下跌，中小股東采用“用腳投票”的方式導致公司被接管和管理層變更。這種事后機制可以“威懾”管理者以公司發展和股東利益為重，促使管理者提高管理效率。人競爭指的是上市公司管理者之間的競爭，這些管理者既包括離任總經理和新任總經理，也包括現任總經理和后任總經理，還包括企業內部不同部門不同層次的管理者。不同的管理者基于不同的目標和利益會產生多種競爭關系，由于管理者權力與職位相關，因而他們之間競爭的核心始終是爭位置和保位置。人競爭影響公司的決策方向，其競爭能否取勝的關鍵在于是否獲得業績，即是否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公司控制權市場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理論上分析有兩種情況：公司控制權競爭市場增加了分析師、媒體和公眾對上市公司的關注，降低了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因而預期能降低上市公司的系統風險和資本成本水平；分析師關注、媒體報道和公眾關注加強了信息的匯聚和交流，使投資者獲取信息的途徑拓寬和能力提升，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投資者利益，因而投資者對目標公司投資的風險評價降低，投資者要求報酬率（即資本成本）也隨之降低。
在實證研究領域，盡管收購和接管對收購方公司價值的影響結論并不一致，但Jensen和Ruback[ 31 ]的研究指出從被收購公司和收購公司的總體收益上看，收購創造了公司價值。Lambert等[ 32 ]的研究指出信息不對稱提高了公司的系統風險，分析師關注、媒體報道和公眾關注帶來的信息風險的降低使投資者對所投資公司的風險預期降低，因而降低了公司的資本成本。盧文彬等[ 33 ]選擇《證券日報》、《中國證券報》等紙質媒體為公司媒體曝光度的計量基礎，以2006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公司2007―2012年間的數據為研究樣本，研究了媒體曝光度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結果指出媒體曝光度越高，資本成本越低，媒體監督具有降低上市公司資本成本的作用。可見，公司控制權市場收購和接管促進了信息的有效流通，能夠有效約束管理層的行為，從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水平。
（二）投資者法律保護：影響投資風險預期的法律環境
大量的經驗證據證實投資者法律保護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本市場發展、權益價值、資本結構及公司財務政策等均有重要影響。資本市場關于投資者利益保護的法律環境影響投資者對所投資企業未來收益的風險判斷，因而會影響到投資者的投資要求報酬率。La Porta等[ 34 ]指出在投資者利益保護較好的法律環境中，內部人侵占行為受到更多的限制，外部投資者能更多地獲得以利息和股利形式返還的公司利潤。較低的風險預期使投資者要求的報酬率降低，因而他們愿意為公司股票支付更高的價格。Lombardo和Pagano[ 35 ]基于全球資本市場的融合和分割，對22個成熟市場和22個新興市場分別進行檢驗，結果顯示良好的投資者法律保護環境能夠減少管理層的私人收益，降低投資者的監督成本，因而使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水平降低。
關于投資者法律保護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研究，大多數學者秉承了La Porta等[ 9，34 ]的“法律與金融學”的研究方法，即橫向通過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分析不同國家法律保護的差異對投資者風險預期和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沈藝峰等[ 36 ]從時間序列分析的角度縱向研究了我國投資者法律保護的歷史實踐過程。在此基礎上，沈藝峰等[ 37 ]以我國資本市場實施股權再融資上市公司的數據為研究樣本考察分析了投資者法律保護對上市公司股權資本成本的影響，研究結論支持了La Porta等人的觀點[ 9，34 ]，即中國資本市場上中小投資者法律保護措施的加強使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水平呈現逐步遞減的現象，因而中小投資者的法律保護程度與上市公司資本成本水平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表明，無論是對不同國家投資者法律保護程度的橫向比較，還是對我國資本市場歷史研究視野的縱向分析，投資者利益保護較好的法律環境使投資者對所投資公司的風險預期下降，因而投?Y者要求報酬率即資本成本降低。
（三）產品競爭市場：“競爭結構―風險預期―資本成本”的關聯視角
產品市場競爭是行業內公司戰勝競爭對手的程度[ 38 ]，是行業內各企業為獲取市場優勢地位而進行的較量。根據超產權理論，產品競爭市場是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業價值的根本保證條件。在完全競爭市場，管理層為了企業生存必須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但此時并不會產生超額利潤。在非完全競爭市場，高度集中的行業使管理層尋租行為成為可能，市場競爭可以通過提供相對業績信息、信譽評價、清算破產威脅等途徑減少管理層的逆向選擇和道德行為。Grullon和Michaely[ 39 ]指出產品市場競爭越激烈，管理者為避免過度投資行為越可能主動將多余現金以股利形式發放給投資者。Marciukaityte和Park[ 40 ]的研究也指出產品市場競爭有助于抑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因而產品市場競爭能夠有效約束和激勵管理層，使管理層減少利己行為，并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取向。
Hou和Robinson[ 41 ]的研究指出市場集中度較高的行業進入壁壘較高，行業內的企業定價可以高于邊際成本而獲得超額利潤，因而投資者預期企業的系統風險較低，其要求報酬率即資本成本隨之下降。Peress[ 42 ]的研究假設企業在不完美競爭市場經營產品，但在完美競爭市場進行股票交易，通過構建信息不對稱假設下的理性預期模型，指出壟斷市場的沖擊不會對公司利潤產生影響，但加快了私人信息融入股價的股票交易行為，因而提高了股票價格信息含量和股票流動性，從而降低投資者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資本成本隨之降低。
吳昊?F、楊興全和魏卉[ 43 ]基于我國滬深上市公司2000―2010年全行業和制造業的數據，運用CAPM等模型估算我國上市公司的特質性風險，研究結論指出相對集中的行業結構和顯著的市場勢力能夠有效緩解公司的特質性風險，從而提高公司的股票市場績效。張軍華[ 44 ]指出強大的市場勢力和集中的行業結構會降低目標公司的異質性風險，因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水平。林永堅和林朝南[ 45 ]基于“第二類問題”的研究視角，指出產品市場競爭有助于降低大股東掏空的程度，因而降低行業進入壁壘、提高行業內部競爭性能夠降低投資者對目標公司的風險預期，從而降低目標公司的資本成本水平。因此產品市場競爭作為一種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機制，能夠促進上市公司資本成本的降低，從而有助于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并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平穩有序發展。
四、研究評析與未來展望
（一）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加強對上市公司過渡性事件的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股東與管理層、大股東與中小股東兩類問題，股權集中治理對上市公司績效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股權集中有利于減少因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導致的成本，但卻易與管理層合謀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而獲取控制權私人收益。多個大股東的股權制衡能夠有效抑制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掏空行為，抑制股權集中而導致的大股東隧道行為。因此，股權結構對上市公司治理的影響并無定論，股權結構的研究應與投資者利益保護相聯系。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是股權結構研究的目的和重心。投資者利益保護的核心實質是投資者利益保護與上市公司投入成本之間的博弈，對不同國家制度環境下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對比研究，是學者今后要深入研究的課題之一。
高管薪酬制度的研究目的是實現股東利益保護與管理層之間的良性互動，科學有效的高管薪酬制度必須將股東報酬滿足與公司價值創造有機結合在一起。高管人員既可能產生嚴重的盈余管理行為，又可能迫于外部經理人市場約束而以公司利益為重，資本成本約束的高管薪酬制度能夠強化對薪酬的激勵功能，從而最大化股東實際報酬率，實現股東利益保護的目的。因此，基于資本成本約束的高管薪酬激勵制度設計及加強對獎罰機制的實證研究，是值得學者認真研究的課題。
董事會是確保股東利益實現的重要機構，董事會規模及其結構內生性對上市公司治理環境具有直接影響，董事會的獨立性影響董事會對管理層的依賴程度，獨立性水平越高越利于監管管理層，使管理層作出利于公司價值創造和股東利益保護的相關決策。當前，我國學者對董事會獨立性的研究多集中在獨立董事與公司績效方面，對如何發揮獨立董事在上市公司過渡性事件（企業并購、管理層變更和繼任、信息披露等）中的重要作用卻很少探討。
（二）公司外部治理機制：加強作用機制及與內部治理機制對接互動的研究
公司控制權市場分析收購和接管所引起的對管理層的有效約束和受到媒體關注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及由此帶來的對上市公司資本成本的影響。投資者法律保護指出法律保護程度存在差異的資本市場環境對投資者投資風險預期的影響，已有研究對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和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深入分析了投資者法律保護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橫向研究和縱向分析都證明二者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產品競爭市場的研究則是基于“競爭結構―風險預期―資本成本”的關聯視角，激烈的產品市場競爭對管理層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形成了巨大考驗，管理層的經營決策不得不以公司利益為重以避免被產品市場所淘汰，同時產品市場競爭能夠緩解公司的特質性風險，從而使投資者對所投資公司的風險預期下降，資本成本水平隨之降低。
我國學者在進行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中多側重內部治理機制，但外部治理機制對內部治理機制的影響及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已經越來越成為影響企業績效的重要因素。同時，應該擴展對外部治理機制研究的領域，除本文提到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投資者法律保護和產品競爭市場外，還應重視對機構投資者、獨立審計、交叉上市、債權人治理、意識形態等的研究。
目前，全球競爭日益加劇，企業必須能夠及時滿足顧客的個性化需求，快速高質量地生產多品種小批量產品。隨著直接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制造費用的發生與直接人工成本漸失相關性，傳統成本計算方法以直接人工作為分配間接費用的基礎，必然扭曲產品成本信息，進而導致成本控制失控、決策失敗(汪方軍，萬威武，王平心，2004)。
20世紀80年代中葉，出現了卡普蘭卡提倡的作業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簡稱ABC)成為成本會計的一項革命性的變革，ABC是以作業為中心，通過反映成本發生原因的成本動因分配經營成本，提供相對準確真實的產品經營成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成本信息在決策中的相關性、有用性，提高了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作業成本法以“成本驅動因素”理論為基本依據，根據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發生能源耗費、作業和最終產出的關系，對成本發生的動因進行分析，以作業為基礎計算和控制成本(李延喜，馬琳，2004)。“產品消耗作業、作業消耗資源”是作業成本法的基本思路。它將企業的生產經營環節視為滿足顧客需要的一系列作業集合，按照產品形成順序組建企業作業鏈，以作業中心為成本庫匯集費用，然后按引起費用發生的多種成本動因將其分配到產品中去。作業成本法與目前成本計算法的主要區別是制造費用的分配，作業成本以作業法以“作業”為中心，通過對作業成本的確認、計量和分配來計算產品成本。
目前，ABC在歐美國家中已經得到了迅猛的應用與發展。然而，ABC計算的成本信息只包含了利潤表中的經營成本，不包括債務資本成本和權益資本成本這些資產負債表體現的信息，在利潤表上結束于息稅前利潤。企業的目的在于為企業創造財富，產品創造的價值應當能夠彌補資本成本。因此，忽視資本成本這一無形成本的ABC成本信息無法直接支持企業的長期決策，甚至可能誤導企業決策。
經濟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簡稱EVA)是在1991年由斯特沃德(Stern Steward)公司提出，是一種評價公司業績的新指標，它在考慮了投資的資本成本的前提下，衡量公司為股東創造的價值，成為傳統業績衡量指標體系的重要補充(胡玉明，2002)。
經濟增加值的本質是企業財務利潤超出資本風險機會成本(包括機會成本和資本的風險成本)的剩余部分，資本的投資回報即企業的凈利潤大于資本的風險機會成本，即為企業創造價值;否則即為毀滅價值(王汝芳，杜勇宏，2005)。因此要求公司為股東創造價值，管理者必須能夠使公司產生足夠的價值來彌補其資金成本，如果投資回報率低于資金成本，將會毀損股東財富。可口可樂公司是較早在管理上應用EVA業績評價方法而獲得巨大成功的典范。目前許多世界知名的跨國公司，如孟山都、寶潔、通用電氣、聯邦速遞等大公司都先后采用該方法評價企業及內部各業務部門的經營業績。《財富》雜志更是將其作為“當今最熱門的財務觀念，并將越來越熱”(胡玉明，2002)。
Hubbell(1996)首次提出將ABC與EVA指標進行集成，以改進企業成本信息質量，Cooper(1999)認為ABC與EVA的集成成本系統對企業的長期決策是必要的，并注重分析了企業內資本的特征。Roztocki(1999)在Hubbell的研究基礎上首次提出集成ABC與EVA的模型。集成成本系統是在運用經濟增加值(EVA)原理對作業成本法(ABC)進行改進的基礎上提出的一種新的管理會計方法，是現代企業開展價值管理、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有效管理工具。
因此，將資本成本納入作業成本法，用來核算經營成本和資本成本，使公司的成本核算和業績考核與為股東創造財富的目標一致。在改進后的作業成本法中，除了保持傳統作業成本法的精髓外，還將資本成本作為一個特殊的指標納入業績評價體系中，它所揭示的成本目標不僅包含經營成本，而且包含股東期望的合理資本回報率(李延喜，馬琳，2004)。
二、集成成本系統的應用原理
根據EVA的基本理論，當一個成本對象(產品、工作、客戶或服務)能夠以高于其全部成本的價格出售時，那么從經濟上來說是有利可圖的。換言之，一個成本對象在經濟上要有利可圖，就必須能夠彌補其全部成本：直接經營成本(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間接經營成本(如管理費用、租金)和資本成本(使用資本的成本)(陳華亭，2004)。
1、 經營成本的計算。
直接經營成本由于具有明確的歸屬對象，因此，可以直接追溯至特定的成本對象。
間接經營成本的處理程序如下：
(1)確認主要作業和作業中心。確定主要作業首先需要進行作業分析，作業分析可借助作業流程圖進行，應跨越組織結構的界限和部門的束縛，一個部門可有多個作業，一個作業又可跨部門進行。完成作業分析之后就可以進行作業合并與分解，從而確定主要作業和作業中心。
(2)將消耗的資源分配到各個作業中心的成本庫中。這一步的關鍵是確定資源動因，即決定作業中心資源消耗量的因素。明確了資源動因，即可根據有關資料計算資源動因率并以此為依據進行分配。
(3) 將各個作業中心的成本分配到各個成本對象。這一步分配的依據是作業動因，即決定成本對象消耗作業量的因素。確定作業動因之后，即可根據有關資料計算作業動因率并以此為依據進行分配。
(4)計算各個成本對象的經營成本將各個成本對象的直接經營成本加上間接經營成本，即可得出其總的經營成本。
2、資本成本的計算。
成本對象資本成本的計算程序如下：
(1)確定企業資本總額。企業資本總額是在企業資產負債表中資產總額的基礎上調整得來的。一般的調整方法是從資產總額中減去無息債務(如應付賬款、應計費用、應付稅款等)，即資本總額由股東投入的股本總額、所有的計息負債(包括長期和短期負債)及其他長期負債構成。
(2)計算企業資本成本率。企業的資本成本率等于債務資本成本率，權益資本成本率的加權平均值。
計算公式為：企業資本成本率=債務資本/(債務資本+權益資本)×債務資本成本率+權益資本/(債務資本+權益資本) ×權益資本成本率
(3)計算資本成本。資本成本等于資本總額乘以企業資本成本率。
(4)將資本成本追溯分配至成本對象。關于資本成本向成本對象的追溯分配，最初有研究者認為應該將資本成本先分配到每個作業，然后按照ABC的成本計算程序，將作業成本分配計入各成本對象。后來，有學者提出了產品—資本相關性分析方法,直接將資本成本追溯分配至成本對象。例如，我們假定一個公司生產兩種產品：一種產品是在交貨時付款，另一種產品是先交貨，然后開出一張票據。在此例中，公司因為第二種產品的應收賬款而發生了費用。假定公司有10000元的應收賬款，資本成本為8%，那么800元的資本成本就要被追溯分配至第二種產品。
3、集成成本的計算。
計算出成本對象的經營成本和資本成本之后，將二者相加即可得出該成本對象的集成成本即完全成本。
三、集成成本系統的應用條件
ABC與EVA的集成成本系統是針對作業成本法對資金成本的忽視而進行的，所以主要適用于資本密集型的公司，尤其是資金成本很高的公司，在應用時要注意以下應用條件：
首先，公司必須是已經實行作業成本法的公司，公司的生產流程已經按照作業成本管理的要求進行了改進，可以適應作業成本法的要求。
其次，集成成本系統是否具有提高成本信息質量的潛力，主要取決于企業的資本成本與經營成本的比較情況。如果資本成本相對于經營成本比重很低，則在計算產品成本時即使納入了資本成本，對提高成本信息質量的作用也不大，當成本對象的資本成本不能忽視時就應該考慮采用集成成本系統。我們通常用資本成本占經營成本的比率來判斷，國外的經驗性標準0.1，即當資本成本與經營成本的比率大于0.1時，就應該考慮采用ABC與EVA集成成本系統(陳華亭，2004)。
↑↑↑
四、集成成本在資產配置中的應用案例
作業成本分析與經濟增加值分析的結合是自然的，它們都是用來解決公司財務報告被曲解的問題。作業成本分析法修正了將公司間接費用主觀分配進產品的傾向，也修正了沒有將其他間接費用分配進產品及客戶的問題。經濟增加值分析法修正了以往在財務報表上的問題，即在得出獲利數字之前，辨明資本成本，并將它作為經濟費用。當將這兩種方法一同使用的時候，管理者能得到一個清晰的獲利能力與經濟損失的概念，并將他們的注意力與專業化的作業集中到發生經濟損失的地方，并且他們能夠維護、保護、擴展能獲利的經濟業務。
下面我們通過具體案例解釋ABC與EVA的集成成本系統在資產配置中的應用。以下是某單位的利潤表，如圖表1所示：
單位利潤表 (單位：元)
利潤表 %
銷售收入 300000 100
產品銷售成本 144000 48
毛利潤 156000 52
銷售費用 63000 21
財務費用 34800 12
管理費用 32400 11
營業利潤 25800 9
資本占用 252000 84
資本成本(12%) 30240 10
經濟增加值 -4440 -1%
上圖表反映了一個獲利能力達到邊緣的業務部門，其營業利潤占銷售額的9%，在分配了12%的資本成本后，出現了負的經濟增加值。
當主管經理面對企業負的經濟增加值時，他首先的反映是尋找途徑來增加邊際利潤。他們會要求業務單位負責人削減銷售費用或管理費用，全面調整價格，削減輔助費用，降低存貨及應收賬款水平，以增加他們報告的經濟增加值水平。但是，這些削減“浮腫”的全面調整活動可能最終會導致企業嚴重的生產及銷售混亂，給企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我們假設一個擁有兩條不同的生產線的部門，第一條生產線已經建成有效運作、生產過程集成化以及有長期合作關系的顧客企業;另一條生產線則是為進入一個全新的市場而制造的，這是一個顧客化程度較高的業務，產品品種多樣，生產期短，具有較高的銷售費用及促銷費用，作業成本分析將按生產線編制利潤表，如圖表2所示：
將作業成本法應用于經濟增加值分析 (單位：元)
傳統的 生產線1 生產線2
收益表 % 收益表 % 收益表 %
銷售收入 300000 100 180000 100 120000 100
產品銷售成本 144000 48 72000 40 72000 60
毛利潤 156000 52 108000 60 48000 60
銷售費用 63000 21 27000 15 36000 30
財務費用 34800 12 10800 6 24000 20
管理費用 32400 11 14400 8 18000 15
營業利潤 25800 9 55800 31 -30000 -25
資本占用 252000 84 126000 70 126000 105
資本成本(12%) 30240 10 15120 8 15120 13
經濟增加值 -4440 -1% 40680 23% -45120 -38%
圖表2中的用作業成本法編制的財務報告說明了對于所有成本“一刀切”的危險。生產線1沒有任何問題，有效的生產過程，忠實的客戶使之能夠取得較高的毛利潤和邊際貢獻。任何嘗試進一步降低成本或提高價格的活動都會對這個有吸引力的部門產生不利影響。這個部門的獲利能力和經濟增加值問題都源于生產線2，部門管理者不應致力于全部支出的削減，而應針對生產線2的獲利能力開展特定的行動(Robert S. Kaplan，1998)。
由于將經濟附加值分析從企業或部門水平發展到作業水平和計算單獨產品或客戶的經濟增加值，使得管理者有更大的力量改進總體經濟增加值水平。管理者站在戰略的高度出發對EVA起破壞作用的業務部門和業務環節的相關業務予以關閉，出售或外包。企業可以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單位生產成本，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可以減少對固定資產的投資，從而減少對資金的需求，降低資金的成本，帶來了經濟利潤的提升(穆林娟，2003)。
五、集成成本系統的評價
以作業成本法為評價方法，單獨考慮營業利潤而忽視資本成本容易引起業績考核結果不實，從而做出錯誤決策。將經濟增加值的思想引入作業成本法后，一方面通過增加資本成本信息彌補了傳統作業成本法信息反映不全的缺陷，提供真正的“完全成本”，有利于引起管理者對資本成本的足夠重視，督促管理當局加強控制、提高資本使用效率，從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資本，杜絕或減少資本的浪費;另一方面將經濟增加值融入作業鏈和產品成本中，賦予了經濟增加值新的使命，使資本成本與整個生產過程相連，有利于企業領導層從股東利益最大化的觀點出發，依靠精確、全面的成本信息做出正確的經營決策，幫助管理者提高公司業績，有利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參考文獻
[1]Robert S. Kaplan, Anthony A. Atkinson. 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Third Edition) [M]. Prentice Hall, 1998:520-523.
[2]Hubbell,W.W. Combining Economic Value Added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 [J]. Management Accounting, 1996, 10(1):18-29.
[3]Cooper R, Slagmulder R. Integrated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Economic Value Added [J] Engineering Management Journal,1999,80(17):16-17.
[4]Narcyz Roztocki & Kim Lascola Needy. Integrated activity-based and economic value added in manufacturing [J]. Engineering Management Journal, 1999,11(2): 17-22.
[5] 李延喜,馬琳.基于經濟增加值的作業成本法的框架與應用[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21-22.
[6] 汪方軍,萬威武,王平心.集成成本計算(ICC)模型——作業成本計算與經濟加值的集成研究[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04,(3):33-34.
[7] 陳華亭.論作業成本法與經濟增加值的結合應用[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1):90.
[8] 胡玉明.高級成本管理研究[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41.
[9] 穆林娟.作業成本法理論與實務[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69-75.
[10] 王汝芳,杜勇宏.經濟增加值與優化經濟增加值.[J].當代財經,2005,(5):21.
Study on Integrated Cost System Based On ABC and EVA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ssigning Ass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