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08 16: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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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政策經濟學社會健康保險政策養老金經濟學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會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社會政策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等問題規劃藍圖，因而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社會政策的制度設置應當被視為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答，要理解一項社會政策制度設置的應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要考慮它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探詢在不同制度結構下，社會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經濟理論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手段。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羅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專著《社會政策經濟學》，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為社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筆者將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以期拓寬我們社會政策研究的視角。
1、社會政策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計量方法
1.1社會政策的范圍：
社會政策范圍不僅覆蓋資助貧困人口，還包括幫助人口中的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從實踐上講，社會政策的內容應當包括：（1）健康保險，（2）退休人員和老年人的供養，（3）幫扶失業者，（4）有關家庭的政策，（5）貧困。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
1.2社會政策的目標：
為了評價社會政策的效果，我們必須清楚所提出的社會政策計劃的原因，否則，我們無法評價社會政策的福利效果。社會政策的目標有：（1）反貧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險），（3）再分配，（4）規定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契約結構（例如，勞動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會政策計劃，其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貧困計劃不是為全體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盡管反貧計劃對減少貧困有貢獻，對于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基本養老金是反貧非常重要手段，但幾乎不適合防止風險的計劃，特別是對于私人退休供養。我們并不清楚建立社會保險計劃的原因，個人要面對許多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避免，如防止火災、汽車被偷等等。社會政策計劃則不涉及防止火災和汽車被偷遭受的損失。但大多數國家針對一些不測事件，建立了社會政策計劃。因此，我們將思考，為什么一些風險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而其他的則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賴以設立的最重要的風險有：（1）失業，（2）疾病，（3）殘疾，（4）與退休有關的財富損失，（5）壽命超過個人資產和財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從富人征收財富轉付給窮人，這個概念太狹窄，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政策計劃的范圍。我們需要區分四種再分配類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財富，在個人或家庭戶之間進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內，根據個人或家庭戶的具體特征進行的再分配。（3）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將個人或家庭戶在某個時點的錢挪到相同個人或家庭戶另一個時點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時刻出生的人必須支付給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從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際再分配。第一、二、四種類型是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第三種類型是個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會政策的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社會政策。這種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學家探討人們面對不同的選擇，將如何行動。經濟學家把社會現實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社會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視的危險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理性個人不可能做出連續的選擇。而且，對于一些人，理性選擇假設不適用，例如，精神有障礙的人。限制選擇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會政策的背景。
社會政策分析使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技術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戶效用最大化。這些限制包括預算限制和現存的管制。例如，最長工作時間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適當的數學，即受約束的最優化技術。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圖表分析通常足夠了。
1.4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
就社會政策來講，存在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按照個人受影響的方式進行區分，社會補助金有：（1）只針對貧困或首要針對貧困的社會援助計劃；（2）對所有那些主要通過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支付繳費款的人員的計劃；（3）針對所有公民的計劃。如果第一種方式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減少貧困是它的主要目的。這種類型社會政策的意圖可以與自由思想相聯系，即支持窮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給市場。在第二種方式社會政策中，保護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標。第三種類型的社會政策希望為每一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同時，保護工人的收入。有人認為，社會民主思想支持這種類型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這三種類型政策的區分越來越模糊。當評價不同社會政策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時，這些區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們同樣需要對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管理者和國家作為社會政策計劃的組織者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組織結構：（1）國家組織健康服務等活動。國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務。如果服務的平等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話，國家組織活動是一種切合實際的供給方式。（2）國家為社會政策建立特別機構，使之為社會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這些機構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組織領域和活動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之間不存在針對顧客或活動領域的競爭。這些的機構通常按照職業界限來劃定。（3）國家強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補貼付款，但把組織的機構留給市場。
2、社會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與福利經濟學定理[2]
討論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果，必須提及比較的標準，否則，不可能闡述一項計劃的引入以及它的實施范圍是否有利于或者減少福利。
前面已提過，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目標，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發現如何用最低成本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樣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呢？用保險防止不測事件和確保個人自身的再分配？人們能自我照料嗎？社會政策對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的、必要的補充。為了理解這種背景下社會政策，我們需要探討介入市場體制的運行。第一個問題是：商品和服務只通過市場分配給個人，這種經濟的后果是什么？這是一般均衡理論所探討的。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及：（1）有均衡嗎？均衡是價格的向量。（2）如果有，這樣的均衡從社會想望的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社會政策特別有意義，在一些情況下，自愿合約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賣身為奴。在什么情況下，認識均衡在特殊意義下是件好事，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種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種極端不平等的分配。關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論的有一個強有力的定理：在某種經濟狀態下，市場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們從一般市場均衡理論導出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損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嚴格的條件下，通過再分配資財可以實現每一個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給競爭的市場。第二個定理能用于社會政策的背景嗎？這有一個很大的益處，因為這樣，國家可以把它的活動限定在再分配。這個命題的基本內涵是政府征稅，以資助特殊群體。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征稅和轉移支付產生大量的分配效應，因此，沒有任何分配效應的再分配是不切實可行的選擇。
2.2不確定性分析
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經濟學中分析不確定性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預期效用函數或者叫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NM效用函數不是處理不確定性問題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卻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從數學上講，NM效用函數的優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經過適當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經濟學定理）的基本結果有效。不確定性對于社會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即使在帕累托意義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確定性得到解決后，情況變得相當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壽命超過他們的預期和他們積累的財富資源，解決這樣問題的一種方法是保險。不測事件有關的涉及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是：為什么可以通過市場來保險來防備有些不測事件的發生，而對其他一些不測事件，則不存在市場保險，必須由社會政策來補充？
是否存在與不確定性相聯系的特定的市場失靈？從帕累托意義上講，保險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條件有兩個（1）事件的獨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對稱，與不對稱信息相聯系，導致非帕累托最優均衡的兩個問題：一是逆向選擇（事前機會主義），另一個是道德風險（事后機會主義）。這些都是研究社會政策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會政策的經濟原因
首先是風險分離與保險金供給不足。在不同的保險計劃中，風險分離不被社會想望，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規范方面的原因：為什么具有不同風險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險費？二是如果出現信息不對稱，風險分離可能導致保險金供給不足。避免風險分離的一個辦法是建立社會保險。當社會保險建立后，它不可與以能夠分離風險的保險公司為競爭對手。因為保險公司會拿走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而把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留給社會保險。這并不是說就沒有競爭，但風險分離必須被抑制，抑制的辦法是，強制保險公司為申請人提供一份合約。另一個辦法是，競爭的社會保險機構之間橫向補貼，即擁有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必須給擁有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提供補貼。一種風險，由于它產生惡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場保險公司不愿為它保險，而社會保險機構可以為它保險。社會保險是在一種制度安排內保險和再分配收入的設置。
第二個方面是經典的市場失靈觀點，即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分配的結局是非帕累托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講，出現市場失靈。這可以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沒有被覆蓋的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然而，如果抑制個人所屬的群體產生成本，可以看到，在這種情況下，高風險群體被約束在市場中，那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3]
2.4社會政策的效應
不管社會政策的意圖是什么，我們必須考慮社會政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有時候，這種考慮會被拒絕，因為一些人認為社會政策頒布的目的是應當將經濟考慮置于一邊。但社會政策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學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討論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否應當實施，而是分析社會政策應當怎樣實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達到社會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會政策計劃有兩種類型的效應：一是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應(distributiveeffects)。這兩種分配的意思幾乎一樣。之所以做出區分，是為了分析兩種不同的問題：A型分配問題是分析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影響資源的使用，即在引入養老金制度后，總的儲蓄是更高了還是更低了，以及勞動供給由此受到怎樣的影響。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務如何影響社會政策計劃的供給，這是總的福利問題，不考慮在不同人群之間如何分配。對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討既定的福利總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詢的是誰受惠和誰支付的問題。盡管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問題不可能被明確地區分，但為了分析的方便，必須做出區分。
2.4.1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應最重要的原因是通過實施社會政策計劃，相對價格改變。價格變化是因為某種商品或活動變的便宜了，以及資助計劃需要繳納保險費改變其它商品或活動的相對價格。為了了解稅收或收益如何通過改變相對價格影響經濟活動，我們可以使用標準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在家庭戶理論和公司理論中，有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之分（具體分析略）。這些A型分配效應是目前許多國家社會政策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社會政策背景下討論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應包括：（1）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供給（如養老金計劃、失業保險、貧困減少等）。（2）儲蓄和消費（如養老金計劃、健康保險等）。（3）使用免費和（或）補貼價格供給的商品和服務（如健康服務、住房補貼、貧困減少等）。
2.4.2D型分配效應。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收入分配的效應時，我們必須對下列問題做出判斷和假設：
（1）、比較分配的標準是什么？我們是使用“歷史上既定的分配”還是使用“理論上解釋性的分配”作為標準呢？一個現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理論分析，使用理論標準更可取，不應把這條標準看成規范標準——一個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體假設下的奏效的分配。經濟學可以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
（2）、計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樣的計量單位？一方面使用以個人、家庭戶或家庭為計量單位的數據，會使研究的結果產生差異；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數據的可得性。在一些國家，關于家庭戶的收入數據很難得到。
（3）、再分配或保險？我們不能從理論上區分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提供保險好還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時候，把再分配計劃看作保險是一個有用的方法。因此，當探詢一項計劃的垂直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當探詢一項計劃的水平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規模、發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繳費和補助金的歸屬，即：誰得到補助金，誰繳費？社會政策法規只從形式上規定誰必須納稅和繳費，誰接受補助金，而不決定誰實際承擔稅收負擔和誰實際得到補助金。“稅收歸屬”探討這些問題。
（5）、應用研究，使用解釋性的案例，還是使用真實數據，哪個更好？在大多數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歡用實際數據，但研究社會政策時，使用實際數據會出現問題的。這些問題是由于在終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現的。首先，研究者會需要幾十年個人化的數據，這樣的數據很難得到，因為缺乏對過去幾十年數據的系統處理，另外，還因為被分析的制度設置存在的時間不夠長。其次，在使用經驗數據的時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應和結構變遷的效應。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過程的收入數據，但由于不同的時間環境，收入發生變化了。由于經濟增長，對于特定的同批人來說，收入增加對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垂直再分配是無關緊要的。[NextPage]
3、應用分析
在這部分，我們重點介紹社會健康保險政策和養老金政策。
3.1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3.1.1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兩種方法
在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文獻中，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精選的假設方法，另一個是社會政策方法。精選的假設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種資本儲存，這種資本存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這種方法為基礎進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標準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社會政策方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上：就衛生健康問題來說，只有在技術的可得到的情況下，才有特殊服務需求在衛生健康與其它商品消費之間沒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這種方法不探究衛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衛生健康服務的效用，不考慮衛生健康服務消費與其它商品之間的選擇。這種方法是大多數涉及衛生健康的社會政策立法的基礎。這兩種方法只有在事實的和規范的假設下才切合實際。精選的假設方法假定關于自己的衛生健康服務消費，人們能夠并且應當做出決策。社會政策方法則拒絕這種觀點，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務。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方法與事前和事后的觀點聯系起來：經濟方法采用事前的觀點，它考慮預期效用；而社會政策方法關心實際結果，采用事后的觀點。每種方法都不全面，因為一種方法忽視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種方法包含。概括地說，精選的假設方法忽視了需求問題，而社會政策方法沒有考慮提供衛生健康服務的經濟問題。
3.1.2公共健康保險的目標：規范方面的問題
（1）貧困。讓一些收入太低買不起保險的人能夠得到健康服務。（2）維護人口健康。一項成功的政策不僅減少疾病發生率，還要提高健康水平，這是一種定位于輸出型的目標。還有一種定位于輸入型的目標，即保證良好的健康服務的供給。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人口健康并不隨著醫生和醫院床位數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會健康政策要覆蓋沒有被商業保險的風險。（4）實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計劃。（5）實行有利于高風險人群的再分配計劃。
3.1.3A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應，它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資源的使用。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社會政策是否導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歸結于（1）價格上漲。我們必須對價格上漲與質量提高做出區分，因此可以說，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價格上漲引起的。（2）政治和社會的因素。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衛生健康服務，部分歸結于政治和社會因素，即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服務、健康服務延伸到都市以外、過去被認為是偏離行為現在被看作是健康問題。（3）人口演變。人口參數的變化會影響健康支出：預期壽命增加和人口構成的變化。（4）技術進步。由于技術進步，許多醫療服務變得便宜了，但同時刺激新的醫療產品的研制，增加醫學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制度具有許多D型分配效應：人與人之間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際的再分配，以及個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再分配。評價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的基礎是公平保險。評價再分配的數量，必須假設收益和成本的歸屬。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假定在社會健康政策體系中沒有赤字或剩余。假設社會健康政策體系僅僅是一項以健康服務成本為標準的保險、別無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應建立在這樣的假設的基礎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還要考慮社會地位和教育等問題。
3.2養老金經濟學
3.2.1養老金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基金制度比較，非基金制度的長處
要了解養老金制度的運行情況，我們很自然地假定人們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討最優的儲蓄量是多少。為了方便起見，通常把養老金制度放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內，即迭代模型中來分析。假定把一個人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每個時期有兩代人，一個人在第一時期工作，在第二時期不工作、如果沒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費儲蓄金。再假定他只關心自己的消費，不打算留下遺產，進一步假定死亡的時間是確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階段的消費，c2是第二階段的消費。如果沒有公共養老金，他必須考慮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為儲蓄，r是利息率，結果是最優儲蓄數量為s*。在封閉經濟中累計的儲蓄決定資本存量。
為了討論公共養老金引入后的效應，需要區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繳費比率不大于人們自愿選擇的儲蓄率，那么，限制不會改變（b：對養老金制度的繳費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義務儲蓄擠出自愿儲蓄，那么最優儲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計劃，并且繳費比率定為β、養老金為p，那么個人面臨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養老金制度既沒有赤字也沒有剩余，β決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兩個時期消費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話，∂s/∂p<0，非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減少了私人儲蓄。在實行PAYG（現收現付）制的國家，由于較少的資本存量，利息率更高，邊際勞動產量更小，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結果：第一代的消費增加，而后代的資本存量更少。這對福利有何意義呢？為了比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異，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標準（具體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長，實行PAYG制使所有幾代的福利更好。
通過引入非基金制確保所有幾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個假設是：什么時候通過要素W，一代人與下一代產生捐贈，W相當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較兩種養老金制呢？如果繳款率不超過最優儲蓄率，那么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為了比較兩中制度，我們需要比較兩種收益率。假定繳款率b不變，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勞動生產率（W=1+w），n表示人口增長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優。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那么引入PAYG制將確保帕累托改進。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低，這就是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進的原因。概括地說，將PAYG制轉為基金制通常不會產生帕累托改進。
3.2.2A型效用：勞動力供給
大多數國家的有效退休年齡在下降，分析這個問題必須假定養老金制度不改變個人財富，即這種養老金是一種公平養老金。尤其是如果一個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財富不變。如果有公平養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個具體年齡退休？假定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分為消費和閑暇兩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費，lt表示閑暇。他從t=0工作到N；儲蓄率為s；繳款率為b。那么c+b+s=1。終身效用是（T為最大生命跨度，c為一年的消費）：
U(c)N+[(U(c)+v)(T-N)]=U(c)t+(T-N)v
人們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養老金
養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預算限制減少到Tc≤N
如果沒有遺產，他消費所有工作期間所掙，養老金不影響退休時間。如果有借貸限制，情況就不同了。如果貸款的利息率明顯高于儲蓄利率，那么養老金制度會影響退休決策。C*表示工作期間最優消費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優的消費，因此他在工作期間的消費是1-b，。最優化問題變為（Cr表示退休期間的消費）：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繳費率相當于增加養老金，降低退休年齡。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什么養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齡和最低繳納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稅收規定可以使用于工資收入和退休收入，還有對提前退休的特殊規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沒有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一般理論，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完全取決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釋。許多養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應，主要是由于收入與生命預期的相互作用。與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預期壽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預期的差異，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計劃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較不同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必須考慮其他社會政策計劃，如社會援助、健康服務等。
影響再分配總量的三個重要方面是：（1）性別。女性預期壽命長于男性，平等對待男女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預期壽命更長，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狀況。大多數養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養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為女性預期壽命比男性長。如果幸存者養老金制度根據經濟狀況調查結果確定補助，那么幸存者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單身有工資收入的家庭戶，如奧地利。
3.2.4人口變遷與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
預期壽命的增加和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減少勞動人口，這兩種人口學要素的變化對養老金制度產生的影響有：（1）從絕對數和占GDP上講，加重養老金負擔。（2）為了保持養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須增加繳款比率。（3）繳納的保險費的收益率顯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規模發生變化。[NextPage]
4、評論
羅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給我們這么幾個印象：
第一、多學科交叉研究問題。羅斯那先生不僅使用了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作為分析社會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礎，還在分析過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將經濟學與政治學巧妙地結合起來。另外，將人口學的變量（如預期壽命、生育率、人口增長、撫養比等概念）納入到分析中來。當然，這在西方學者中并不希奇，但對于我們研究社會政策來說，仍然是富有啟發性的。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一般比較熟悉或習慣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領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關注去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運用相關學科知識的時候，知識結構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來。常常是研究經濟學的不熟悉社會學，研究人口學的不熟悉經濟學和社會學。錯用、誤用其他學科概念、理論和方法的現象時常發生。單一的知識結構是遠遠不能社會政策研究的，社會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口學、統計學等學科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知識背景，不僅如此，還需要在研究中把這些知識綜合起來，作到融會貫通，只有這樣，社會政策研究的根基才會厚實。從我們閱讀的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文獻來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種趨勢，我們需要補課并迎頭趕上。
第二、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經濟學有新古典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學等學派，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思想，羅斯那先生的社會政策經濟學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讓人想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研究[4]。但不管怎樣，羅斯那先生為我們研究和制定社會政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他提示我們社會政策不僅僅是對社會問題簡單的描述和提出解決的辦法，社會政策更是一門學問，需要有理論基礎。廣泛地說，在經濟學內部，不僅新古典主義，其他學派同樣能夠為社會政策提供理論基礎，其他學科的理論如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等也是如此。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做社會政策研究，習慣于就某種社會問題和現象提出問題、進行就事論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礎理論的闡釋，使得政策建議顯得單薄、空泛，缺乏說服力，往往是一項社會政策研究學術論文不象學術論文，政府工作報告不象政府工作報告。象中國這樣一個國情復雜的國家，一種社會問題涉及許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種學科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政策的原因進行闡述，并在研究中總結出一套有效的理論。
第三、社會政策的研究范圍。一般來講，社會政策應當有其研究的范圍，不能將其外延泛化。羅斯那先生總結了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社會政策限定在五個方面，并指出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對這種限定可能會有爭論，但我們認為這種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們需要做的是，根據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中國社會政策的范圍和研究領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擴大或縮小，在內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減少，值得進一步探討。時下，學術界和政府界關注的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等等，他們與社會政策的關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會政策的效應。羅斯那先生區分了社會政策兩中不同的效應，我們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應主要從物的或者說是資源總量方面反映社會政策的效應，D型分配效應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的這種劃分為我們評價社會政策的實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啟示我們進一步分析：除了這兩種經濟學的效應，是否還有其他效應呢？比如，社會政策的政治學效應是什么、社會學的效應是什么，這些都需要我們發揮空間思維能力，認真思考。羅斯那先生的兩中劃分對于我們建立和實施一種嶄新的社會政策評價體系和評價的手段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評價體系和評價手段也應當是多樣化的。如果一項社會政策研究有理論基礎，恰當的方法，細致的實證分析和可行的評價體系，那是再好不過了。
第五、社會政策的適用性。羅斯那先生明確指出，他的社會政策經濟學的研究是針對發達國家的，對于東亞國家和窮國幾乎沒有涉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們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會結構，他們的社會政策主要針對城市人口的，他們沒有也不會涉及農村人口。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城鄉差別仍就很大，二元結構還要持續很多年，我們的社會政策顯然與西方國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異。通常我們做社會政策研究時，對城市和農村問題是分別論述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西方社會政策經濟學在中國的適用性。我們借鑒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決不能盲目地追隨，盲目的追隨會使我們失去方向。我們借鑒要善于從社會政策經濟學中體會其活躍的思想火花和開放的學術精神。我們研究和制定一項社會政策時需要考慮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發現有關社會政策的制度結構的信息，從中發展出中國的社會政策經濟學。
參考文獻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最近幾十年來，在以克魯格曼、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國際經濟學一般理論各個方面方面均獲得了持續和富有成效的發展。
一、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1、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H-O-S理論一直占據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經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整個的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新李嘉圖主義的代表斯蒂德曼認為他的貿易理論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貿易與被生產的生產資料、利潤、工資和經濟增長的聯系上，特別地，斯蒂德曼強調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論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圖主義的價格決定方式，影響價格的因素主要是生產資料投入系數，勞動投入系數，分配率。由于一國生產某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是由生產技術、分配關系（表現為利潤率、利息率和工資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而影響分配關系變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程度。這樣，處于不同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就自然不同。
2、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思想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以李嘉圖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代表，但是實際國際貿易中大量貿易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70年代末以來，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以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來分析規模經濟以及產業內貿易。
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廠商數目的增加（更大的規模經濟）相結合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生產的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我們就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各國生產等于本國消費量的競爭產品），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
張伯倫壟斷競爭部門的更低單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種類對每個工資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產業內貿易帶來的社會凈福利將抵消收入分配（要素價格）上的矛盾，從而使貿易自由化獲得普遍支持。［2］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選擇的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結論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相反，由于與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嚴密、有說服力的收益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在貿易理論中的地位。
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著相同的偏好并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3］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
本世紀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4］
1、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5］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
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展，然后以周邊地區作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選擇。”［6］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
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鑒于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7］
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界環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人類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討論各種貿易工具如關稅、配額、進出口補貼和進出口稅等，在各種市場結構下的運用結果，得出了不同市場結構下應該運用的最佳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在寡頭市場結構下，貿易政策可能會使干預者獲得有利的“戰略效應”，并通過抽取和轉移他人經濟利潤以及獲得更大的外部經濟來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1）不同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將其研究領域集中以下兩種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慮戰略互動作用對出口市場的影響。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在假設一國市場上的國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并同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外公司競爭基礎上，對政府施加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公司行為以及市場運行結果進行探討，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他們根據80年代初提出的布蘭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場下廠商進入對貿易政策選擇的影響和“一致性推測”的寡占行為，指出廠商進入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了出口補貼促進進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強了出口稅收鼓勵進出口的作用，同時“一致性推測”這種寡占行為對于自由貿易是最佳的。
②探討國內市場上戰略互動的影響。
他們在假設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內公司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基礎上，探討政府政策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克魯格曼首先經過對外部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經濟基礎上的“出口促進型進口保護理論”，即將外部的規模經濟作為獨立的幼稚產業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存在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市場下，以貿易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
通過這一模型可以看出，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與國外公司的邊際成本成負相關，通過關稅保護可以提高國外公司的成本。克魯格曼還把研究與開發、學習效應與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聯系起來，認為貿易保護會導致研究與開發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經濟效益提高。［10］
（2）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在對不同市場結構下的貿易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在現有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下，有關最佳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方式：在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的，但是當一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程度的優勢時，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在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的情況下，貿易形式表現為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的行業內貿易，這時對差異產品征收最佳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和提高福利；在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但國外市場是壟斷情況下，可以通過將國外企業的超額利潤抽取一部分作為關稅；在國內市場是壟斷但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則可依據國內產業發展情況，采取關稅或配額政策；在國內外市場都處于壟斷時，可以依據不同的貿易模型如古諾雙頭壟斷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法保證占領本個某一市場的企業是本國企業而非他國企業，就能以犧牲他國的產業為代價，確保本國企業在這一產業領域內的發展，也能夠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與福利。他與詹姆斯·布蘭德合作發展了國際雙頭壟斷模型，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之上，他假設有一個本國廠商和國外廠商，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競爭，在本國開始征收進口關稅的情況之下，外國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交貨成本上升，其邊際成本上升，本國廠商產量上升，邊際成本下降，這將最終導致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中，本國廠商的銷售量上升，外國廠商銷售量下降，本國廠商不僅加強了在國內市場上的優勢，也加強了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將在出口市場中獲利。［11］克魯格曼因此認為政府可以實行對每個產業加以保護的政策，直到該產業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為止。
二、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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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健詞：文學理論 實例闡釋教學法
毫無疑問，每一門課程的設置都有它的目的和意義，《文學理論》作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傳統課程，一般開設在大學一年級，是學生接觸最早的一門理論課，它承擔著轉化學生思維，構建學生理性思維框架的重要作用。我們在教學實踐中發現，學生在學習文學理論時最關注兩個問題，一個是“難度”，一個是“效用”，前者是他們對文論的基本認識，而后者則是其學習的主要動力。然而學生在這兩方面傳遞出的負面信息卻是顯而易見的。
1.對文學理論效用的質疑。學生對文學理論效用的質疑基本上源自于兩個方面，首先他們普遍認為在文學學習中，感性的體驗遠比理性的理解更為重要，畢竟情感才是文學的核心所在，正所謂“情者文之經”（劉勰語），而情感恰恰是最需要深心體味的，所以學生對以理論的方式介入文學是否會肢解其內在鮮活的生命體驗，存在很大的疑慮。其次涉及到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那就是學生在學習中感受到了，作為對文學實踐活動總結的文學理論帶有滯后性，他們學習到的原理、方法似乎在解釋不斷涌現出的一些新的文學現象的時候表現乏力。
2.對文學理論難度的畏懼。對于學生而言，文學理論課是在之前的學習生涯中從未接觸過的，學習基礎幾乎為零，其中諸多的概念、范疇、原理、方法都需要慢慢理解和接受，而且最艱難的應屬思維層面的轉化。
必須承認，文學理論本身有一定的深度，聽起來并不好聽，似乎沒有文學史的那種鮮活和多彩，理解起來也很有難度，畢竟它不再只是描述現象或是梳理知識，所以學生總是期待著老師能夠以一種形象化的方式來幫助他們理解，在這種情況下，實例闡釋法成為了我們通常選擇的一種方法。當然，文學理論課程的實例闡釋法具有自己獨有的特點，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實例的選擇上，我們需要特別注意，應堅持兩個原則：第一，熟與生的結合。應以學生熟悉的作品為主，因為理論本身難懂，如若再以陌生作品介入的話，會降低接受的效率，如能在熟悉作品的解讀中翻出新意，將會給學生造成更加強烈的思維沖擊力。當然，實例教學也不能止步于此，在此基礎上還要考慮到擴充學生的閱讀量，所以應配合相應的文學史課程，有步驟分層級地讓學生接觸一些新的作品。
第二，經典與流行并重。當下的學生閱讀取向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流行的關注遠遠大于對經典的執守，因此教師要具有強大的吸納能力，對案例材料的選擇既保證其具有時代、國界、文體上的廣度，又有其被當做經典所具有的深度，同時注意積極調動學生的文字閱讀積累和現實情感體驗，使其能夠比較愉快地參與到教學互動中來。增強學生對文學理論有用性的認可度。
其次，選擇固然重要，對實例的使用更加重要，它直接關系到課程的效果顯現。我們應注意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堅持從具體的文學作品中自然導引出文學原理，使學生在老師講授中自然而然地領會理論不是空洞的，它來源于豐富的文學實踐，從而能夠擴展其作品閱讀的范圍，提升其對作品的思考。
第三，既要保證案例的豐富、全面，又要注意大量案例介入理解時對思路清晰的影響。其中最應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例子不能宣兵奪主，不能消解了理論本身的深度，要避免學生最終只記住了實例，而忘記了要解決的理論問題。
最后，在運用實例闡釋教學法時，要注意課堂的開放性，引導學生介入體驗和思考，而不能使其簡單化為理論觀點加實例說明的模式，這樣會很容易消解理論與文學的復雜性和多層次性，從與我們還原理論與文學作品之間溝通融合的初衷相背離。
總之，文學理論課程的目標是要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提高其理論水平，使他們在掌握原理的基礎上，激發出對文學的興趣，從而更積極地關注文學規律，形成一定的文學閱讀鑒賞能力和文學思辨能力，懂得文學創作，正確欣賞和評論文學作品。通過學習，學生應體會到，體驗和認識是相互依賴的，沒有認識提升的體驗難免流于單薄，而沒有體驗支撐的認識也難逃浮泛，因此文學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是形象的，也是抽象的；是情感的，也是認知的。
政府監管這一視角，對應著反對特性的另一視角，也即部門利益架構下的服務視角。芝加哥學派經由多年調研，對區域之內的電力部門，進行了特有的價格查驗。這樣的學派，創設了部門利益獨有的新穎視角，并讓人們明辨了政府規制應有的真實成效。實證累積得來的數值成果，促動了部門利益關涉的原理形成。例如：施蒂格勒經由實證調研，得來這一結論：通常來看，擬定好的管制路徑、接續的管制設計，都要依托區域之內的企業，予以爭取得來。平日以內的這種管制，服務于特有的受制企業。政府監管特有的利益指引，應當建構在集團原初的利益根基上；這樣的管控，也應能促動利益層級的提升。接納了經濟供求這一范疇的視點，解析了慣常提到的監管。把區域范疇中的工商企業，看成管控中的主體；把供求特性的總框架，看成解析的架構。從供求更替這樣的總傾向，來判別監管對策特有的服務指引。
二、多層級的理論影響
（一）完善了舊有的框架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創設了實證特性的調研方式。實證根基上的這種調研，讓調研得來的真實數值，能折射出政府監管這一范疇的精準狀態，且彌補了慣常調研路徑下的解析缺陷。學術界經由審慎的反思，漸漸接納了特有的實證角度，全面查驗了規制關涉的理論。
（二）變更了管控傾向
部門利益關聯著的理論促動下，帶有經濟特性的政策，正在朝向放松的管控傾向去轉變。伴隨技術拓展，人們明辨了管控的必備價值，同時也發覺了潛藏著的管控弊病。例如：經濟規制框架以內的若干手段，都帶有局限的特性。為此，應當放松既有的管控，以便助推經濟的拓展。
（三）理論潛藏著的局限
部門利益關涉的規制原理，強調各時段中的監管代價，忽視掉了監管中的真實收益。為此，依憑這一規制機理，只能解釋成效不佳的監管，卻沒能發覺成效凸顯的管控領域，如消費權益特有的維護。理論解析依憑的假定，把多層級的關聯主體，都設定成絕對態勢下的經濟人。這就促動了個體范疇中的最大利益，卻帶有絕對化這一傾向。除此以外，放松管控這樣的浪潮之下，有著自然特性的壟斷企業，如電能供應特有的企業，沒能經由放松規制的路徑，朝向放任這一方向去進展。
三、體系的更替及完善
（一）互通的理論關聯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促動了傳統架構之內的原理審視；對解析得來的各類要素，予以全面考量。重設的這種審視，完善了舊有的機制框架，對市場范疇以內的價格監管、對應著的其他工具，也予以更替。公共利益依憑的傳統機理，與部門利益特有的原理，都帶有內在特性的價值。互通中的原理進展，能夠吸納彼此優勢，創設了原理再生這樣的新路徑。傳統規制架構下的經濟學，歷經長時段的進展及變更，創設了可競爭特性的分支理論。它把慣常提到的激勵規制，看成根本依托，超越了舊有的利益限縮。在這之中，可競爭范疇內的市場機理，引入特有的監管工具，修正了原初的公共利益。自然壟斷特性被淡化的關聯行業，被重新劃歸進市場這一范疇；用平日之內的劇烈競爭，替代嚴格態勢下的管控及規制。
（二）新時段的規制進展
規制理論特有的新近進展，被設定成修正得來的新規制。它把信息互通中的不對稱，看成添加進來的博弈要素。對市場架構內的價格管控，予以查驗監督；擬定的監管路徑，著力去限縮耗費，促動監管成效的水準升高。這就設定了帶有激勵特性的價格管控。激勵特性的規制，擬定了文本架構下的規制合同。這就化解掉了信息不對稱特有的弊病，為接納規制的關聯企業，添加了內在特性的刺激。
（三）彈性特性的規制途徑
帶有激勵特性的多樣規制，被整合于市場架構之內的壟斷領域，如天然氣特有的運送領域、交通運輸關涉的領域、電力運送及對應著的電信領域。規則依托的評判機制，也凸顯出公平的特性。彈性特性的規制空間，包含促動及激勵這樣的新規制、調和價格及限縮成本。這就銜接了自由態勢下的規制，拓展了價格管控中的彈性空間。
四、結束語
【關鍵詞】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發展趨勢
一、管理理論的形成與發展綜述
在人類歷史上，自從有了有組織的活動，就有了管理活動。管理活動的出現促使一些人對這種活動加以研究和探索。經過長期的積累和總結，對管理活動有了初步的認識和見解，從而開始形成一些樸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管理理論。管理理論最早出現于西方，先后出現了古典管理理論、行為管理理論、數量管理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權變管理理論和質量管理理論等許多對人類發展有重大價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論形成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歐，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和以法約爾、韋伯為代表的組織管理理論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論對人類生產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為管理理論始于20世紀20年代，梅奧的霍桑實驗揭示了人是社會人，除了物質方面的條件外，還有社會、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視社會和心理因素對人積極性的影響。數量管理理論產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間，它是以現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最新成果為手段，運用數學模型，對管理領域中的人、財、物和信息資源進行系統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優規劃和決策的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是指應用系統理論的范疇、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業和其他組織的管理活動和管理過程，重視對組織結構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統模型以便于分析。權變管理理論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它把環境對管理的作用具體化，并使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緊密地聯系起來。質量管理理論則出現在日本，它強調產品質量的不斷完善和再造，從而實現企業的節約型生產。
二、知識經濟時代更需要管理科學
知識經濟時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須改變；管理科學理論依然需要，但必須有新理論取代。因為管理科學無論是在我國還是在海外，都是現代國家的興國之道。在科技興盛之世，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企業乃至社會各系統都必須全方位管理，必須科學化，同時還將人性化。因為分散式的生產方式和資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種管理的式樣，有序則生氣盎然、萬事俱興，無序則無以繁榮、發達。各國企業經營多角化的過度展開或收縮使企業界面臨著不同的命運，IBM與聯想的購并、波音與麥道、埃克森與美孚、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與美國及德國公司合作等新趨勢，不僅強化了人們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也使人們到對各種錯綜復雜的管理問題的判斷、決策、實施、反饋等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哲學思想來指導；越來越感到管理活動中不僅有著數理方面的科學方法問題，而且也還大量地存在著屬于管理文化范疇的問題。我國日前要解決的不僅是具體方法和理論的問題，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會屬性的各類問題。管理科學的哲學研究，為上述問題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如果說哲學本身面臨著一場革命，那么，管理科學取得哲學的靈魂后也會發生一場革命。這種“雙重革命”，將使管理科學變成具有“靈魂趨使”的巨大力量，變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嚴密體系。知識經濟時代呼喚管理科學的發展。
三、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的內涵
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科學是以自然工程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科學體系為母體和父體孕生出的子體科學。管理科學是充分運用兩大科學體系的現有成果全面地轉化為生產競爭力，通過管理科學的理論、方法、措施的優化，激勵人們的行為優化，從而導致總體生產力的最大化與成本、質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學的現實價值更在于為解決各種社會提供有創新意義的、切實可行的科學管理辦法。知識經濟時代決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體知識水平。“五商”素質和創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體商）。知識是寄生在人頭腦里的最寶貴資源，而且是一種“綠色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無污染的、可再生資源），中國擁有大量的這種深埋在人力礦山里面的初級原料資源，管理科學就是從開掘人力礦到冶煉、加工、應用、輸出高級人才并促其發揮巨大作用的現代科學手段。管理科學研究的范圍很廣，凡是有人群行為的地方，便應有管理科學的介入，以求得組織的科學化、行為適應化、內耗的最小化、產出與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錯誤與風險的最低化。管理科學是多層面的。
1.管理科學方面的能力是一種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學的知識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業的決策者們分析決策形勢，防止出現難以應付的局面，識別新的機遇，經常能使政府和企業取得政治或經濟價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學在適當條件下是持續性競爭優勢的源泉之一，擅于運用管理科學的組織較其競爭者更能形成成本優勢。
3.管理科學還是由成百個公司及眾多個人組成的行業，他們給工商業、政府和個人提供管理科學服務。大至國家的科學管理，如政體、法治的演變與設計；研究各級政府、議會、司法、監督機構的設置、制衡、運行、反饋、糾偏、防腐；同時采用計算機網絡系統與“專家程序決策系統”，“風險評估否決系統”建立起“電子政府”設立政府各級官員、議員、司法執法人員的資格標準與核查辦法，候選人先通過公開資格選拔，然后競選或任命上任，使權力處于相對透明被監督之中。管理的科學性就在于設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構架運行機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敗”。
四、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的發展趨勢
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和實踐將在管理理念、管理對象、管理方式、目標模式、組織模式、效益模式等六個方面發生變革。
1.管理理念：從基礎型、理性型轉向發展型。管理理念是領導者在管理科學活動中所持有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作為觀念形態的管理理念，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知識經濟的崛起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變革。20世紀90年代英國城市大學羅尼·萊森首先提出了一種與傳統的基礎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發展型管理理念。萊森把管理理念作為生長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樹來描述三者的區別：從生長的土壤來看，認為基礎型管理生長的土壤是古典經濟學，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濃郁的人文思想。從三者的根來看，基礎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經濟學，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學、行為科學，發展型管理的根是發展生物學和社會生態學。從三者的枝干看，基礎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發展型管理的枝干是發展中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學習型組織。從三者的結果來看，基礎型管理的結果是最終導致經濟的個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結果是企業組織化(發展型管理的結果是個人、企業和社會都獲得了自我實現和發展。因此，發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現為個人對財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強調科學和理性、硬性和數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強調人與人、人與組織、人與社會和自然的共同發展；決策的目的是引導企業與社會之間的交易行為，促進企業與全球社會的相互依存；決策過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傳統意義的個人、信息、資本、設備，而是行動、思想和感情。這三個基本要素不斷成長和組合的過程使決策不斷優化，而承擔這種成長和組合的載體是“學習型組織”。
2.管理對象：從有形生產要素為主轉向無形生產要素為主。傳統的決策主要是對勞動力和物化勞動（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等有形生產要素的管理。隨著社會財富生產過程和結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識等無形生產要素對一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越來越舉足輕重，從而知識資源的開發與有效利用，逐漸成為重要的管理科學方面的課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價值和作用超過資本的價值與作用，知識生產力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任何國家和企業都必須重視知識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迅速將知識轉化為直接生產力，才能適應知識經濟的運行節拍，求得自身的發展。
3.管理方式：從傳統管理轉向綜合集成管理。信息網絡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使企業面對一個全球的競爭環境和經營形式。傳統的依靠企業自身可利用的資源來建立競爭優勢的決策方式，將束縛企業的視野，限制創新思維，從而影響企業的市場應用能力和經營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認為是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礎。集成管理實際上就是將集成的思想和觀念創造性地運用于管理科學的實踐過程。也就是說集成管理是以企業內外軟硬資源要素為基礎，以創新機制為動力，以實現社會責任為條件，以整體優化、優勢互補、聚變換大為手段，兼容各種決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對象連鎖互動、共同得益、協同推進中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決策方式。
4.目標模式：從注重經濟目標轉向更注重社會目標，實現雙重目標統一。在工業經濟社會初期，企業管理的目標是裸地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主可以犧牲工人的利益、顧客的利益、社會公眾的利益實現自身的利潤目標。企業利潤幾乎成為企業管理的唯一追求。隨著社會生產力進步，如果一個企業不能對資源利用、生態平衡、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承擔責任；如果不能對消費者的直接利益和間接利益承擔責任；如果不能對部屬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承擔責任；如果不能為投資者帶來應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市場競爭中，就會被淘汰出局。追求企業利潤和社會責任雙重目標的統一，是22世紀企業管理科學領域的基本趨勢。
5.組織模式：從縱向層次結構轉向橫向網絡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的變革，是技術革命特別是信息網絡化的必然結果。傳統的組織形式一般是根據物流程序設計的。專業分工和職能部門是物流的基礎和程序。在傳統的金字塔型的分工協作關系中，分工越細、越專業化，企業協調監督就越復雜，導致了管理環節增多，管理成本增高，企業效益降低，突出的問題。在信息化的知識經濟時代，這種管理組織結構與信息開放性和企業快速應變的要求不相適應。信息具有開放性的特點。標準化的信息可以通過計算機進行適時處理和提供共享。因此，企業決策中凡是屬于標準化的信息，如生產、技術、財務、勞動工資等都有條件實現電腦操作；而非標準化的信息，主要是市場信息和環境信息，則可以通過信息網絡提供給人腦進行分析決策。這樣，企業管理的部門和層次可以大大減少，使“企業流程再造”成為可能。
(一)國際經濟學中國際貿易理論的演變
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是假設商品要素流動這一前提下分析研究企業發生的具體貿易行為，以及國際貿易政策變動。國際貿易理論中提到了優勢思想，這一優勢簡單闡述即是各個國家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中體現出的競爭力，形成了各國商品在國際市場的進入與退出，體現各個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國際貿易的優勢從絕對優勢演變為相對優勢，絕對優勢是指各國企業對同一商品的生產因為勞動生產率的不同形成的企業競爭優勢，相對優勢是指各國企業在生產不同商品是因為勞動生產率的不同而形成的競爭優勢。相對優勢與絕對優勢都是在不同的假設前提下對相同事物做出的判斷。同時可以得出結論，即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如果不受到資源約束的話，具備相對優勢的企業則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具備絕對優勢的企業則可以在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的發展應用
早期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1，壟斷優勢理論，它形成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該理論認為因為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具備不完全性的特點，給跨國公司帶來壟斷的優勢，比如跨國企業具備的專有技術，管理經驗，以及銷售能力等方面的優勢，從而得到較高的壟斷價格和利潤，因此產生了不完全競爭的局面，這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直接原因。2，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是基于壟斷優勢理論提出的，因為產品在市場上有著周期性的變化，主要分為創新，成熟以及標準三個階段，各個階段都與企業的決策密不可分。因此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應該采取不同的投資戰略。國際直接投資應該運用在產品生產已經成熟并且投入標準化生產，這樣可以將生產投入到成本較低的區域，從而替代出口產生的成本。3，內部化理論，該理論基于自然性市場的完美性出發分析當前跨國企業的興起以及外國投資現象的形成。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是由于市場內部化形成的，市場內部化是指外部市場機制導致原材料，半成品等交易的效率呈現較低的狀態。為了提高這一效率企業不得不通過行政結構將低效率的中間產品內部化。這一理論同時解釋了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行為。
二、套利與平價理論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的發展應用
(一)基本概念闡述
套利是指在同一個市場中購進外匯，證券，商品等其他貨物同時在另外一個市場中以更高的價格將其賣出。價差則是指同一個商品在不同的市場上有著不同的價格，包含時間上以及空間上的差異。交易成本是指套利者完成一項交易需要耗費的成本，主要包含直接成本以及間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勞動力流動的交通費，資金流動的匯費以及隱含的工資，利息以及租金等，間接成本主要包含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等。平價主要是指價值對等，具體闡述為只要不同市場之間的價格差異超過交易產生的費用，那么套利者就能從中獲取利潤。
(二)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套利與平價理論的基礎
關鍵詞:營銷場域;場域-資本-慣習;鋼材市場
一、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市場研究
市場本意是指“貿易”或“貿易的場所”,西方市場含義從原初的“一個交易者進行交換的物理空間、人們的聚集以便從事相關的經濟活動、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權利”,到近代的市場意味著“一般性的買賣關系”。從那時起,經濟學家把市場視為一種抽象的價格機制(朱國宏,1999)。當前,主流經濟學仍然把市場視為理性個人決策者基礎上的價格機制。
從歷時維度梳理市場的經濟學研究,可從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論點中得到體現: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把市場的主題定義為市場與勞動的分工及市場對價格的影響;馬歇爾的邊際主義學派分析市場的局部均衡理論——生產者對利潤的最大化追求與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爾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過程理論——自發秩序的市場,排除外在干預如國家、法律等;凱恩斯對薩伊定律的批判——強調國家政府干預的市場無效問題;以及二戰后以諾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對市場的研究——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制度。
經濟學家關于市場的研究忽視了“市場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復雜的市場現象簡單化為純經濟問題來處理的弊病。當然這其中經濟學制度學派的市場理解——把市場視為一種制度,為經濟學與社會學共同關注“市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窗口。正如喬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經濟學理論是關注市場的,(而同時)它也正是造成一種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們很少將注意力關注于市場理論”(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經濟學文獻關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制度即市場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認為“經濟學家宣稱要研究市場,但是在現代經濟理論中,市場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為模糊”(Coase,1988)。
市場現象是復雜的,正由于市場現象的復雜性以及經濟學自身對市場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努力,促使了對市場研究的“社會化”。與此相應,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市場的古典作品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分析,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實質是一種社會性的構成形式,市場是由社會關系組成的;韋伯強調的權力競爭的市場——在市場中發生的社會行動往往是以競爭的形式開始而以交換的形式結束的;波蘭尼在《大轉變》一書中力圖進行的工作就是認為具體的市場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并由現實的社會結構所決定;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與尼爾•J•斯梅爾瑟(NeilJosephSmelser)在《經濟與社會》中,他們主要是在結構——功能的系統分析中闡述了社會體系支撐下的市場。
瑞典著名的經濟社會學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市場,強調市場是各方間通過交易而維持的不斷發生的一種固定互動模式;美國的社會學家尼爾•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從市場的制度角度出發,認為一個穩定的市場需要產權、治理結構、交換規則和控制觀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場的問題上,弗蘭克•道賓(FrankDobbin,2008)主編的《經濟社會學》一書中的作者們,特別關注影響市場形成與演化的四個因素:政治制度、經濟模型、社會網絡以及經濟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認為還存在另外一些從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國發展的一種他們自己獨特的市場社會學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構成了市場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經濟社會學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1960)、《區隔》(Distinction)、《經濟的社會結構》(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經濟人類學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綱要性闡述。布迪厄對市場問題研究的切入,主要是應用他的場域-資本-習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論框架。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源于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這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另外一種思路,這種思路顯然不同于西方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國經驗似乎是對我們現有經濟發展理論之主要原理的一個巨大挑戰”(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種特殊的市場營銷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寧人在滬建構鋼材專業市場為例,探討周寧人的市場營銷實踐所帶來的理解市場建構的新視角。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一個人口不到20萬的小山縣現在卻有6萬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邊從事鋼材貿易行業,周寧縣人在上海的幾十個鋼材貿易專業市場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以及鋼材專業市場內部運作邏輯是什么,為什么近十多年來周寧縣人紛紛涌入鋼材專業市場從事鋼材貿易行業,而不是其它的行業,鋼材是同質性強且資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場中競爭強烈的企業如何獲得利潤從而進行自身的再生產,以及鋼材專業市場的發起、穩定與變遷的內在動力、變化機制是什么。
二、營銷場域:市場運作的分析方法與范式
(一)“場域-資本-習性”及其分析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來在西方學術界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當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創建了一種“建構的結構主義”的獨特思想風格和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布迪厄的理論雖然艱深,但有一組核心概念和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即“場域-資本-習性”。布迪厄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提煉出一般的場域理論分析方法的同時,“確信只有深入一個經驗的具有歷史處境的現實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會最深刻的邏輯”(布迪厄,2007)。針對本文研究的鋼材專業市場,這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根據鋼材市場具有的特有運作邏輯,尋找鋼材專業營銷場域的“本土”性的現實機制——經驗的特殊性。
要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理解市場的運作,首先必須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性思維”;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傾向行為哲學——習性概念,這是分析與理解營銷場域的關鍵;第三,要理解不同場域有不同的“邏輯與運作規律”。場域具有“場域的同構性”特征,即“差異中的相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場域-資本-習性”的一般特征與分析營銷場域的方法和步驟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主要是認為“社會科學無需在這些極端(行為與結構)之間進行選擇,因為社會現實既包括行為也包括結構,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歷史,而這些社會現實的材料存在于關系之中”(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其場域與習性概念的分析體現了關系性思維的分析特點:“一個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些列客觀歷史關系構成,而習性則由‘積淀’于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系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
布迪厄認為習性是作為一種生成的自發性,在與不斷變化的情境的臨時遭遇中確定自身,它遵循著一種實踐的邏輯,這種邏輯雖然含糊,帶有大約的性質,但卻確定了與世界的日常聯系(布迪厄,2005)。習性體現了“結構化了的結構(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structures)”兩層含義,結構化了的結構是指習性源于早期的社會化經歷,是結構的產物,為行為設置了結構性的限制;促結構化的結構是習性作為一種結構化的機制,是實踐的產生者,為實踐的生成提供原則(布迪厄,2005)。總之,習性的核心意義在于它表示行為的身體基礎與認識基礎,強調創造性、生成性,但同時又是習慣性的行為方式。如戴維•斯沃茨闡釋道,“它們指向一種實踐的而不是話語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識的、身體化的同時是認識的、再生產的但又是創新的行為理論”(斯沃茨,2006)。
何謂場域,布迪厄曾如此定義:“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對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制度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都是客觀決定的;而決定這些位置的是它們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它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結構上的對應關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觀點,場域即游戲的實踐空間,場域運作與轉變的原動力在于場域的結構形式,特別是根源于場域中各種特殊力量之間的距離、鴻溝和不對稱關系;場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據者用各種策略來保證或改善自己在場域中的位置,獲取更大的利益,以便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爭斗的空間。
資本是積累的勞動(以物化的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能夠以具體化的或活的勞動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資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擴大的形式去獲取生產利潤的潛在能力,資本包含一種堅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種銘寫在事物客觀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認為資本主要有四種形式:即經濟資本(財產)、文化資本(尤其是教育資歷)、社會資本(主要體現為社會關系網絡,尤其是社會頭銜)和符號資本。資本與權力是相連的,一個人擁有資本的數量和類型決定了他在場域空間中位置,各種資本之間存在相互轉換的可能性,經濟資本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認為習性、資本和場域之間是一種雙向互構關系,這主要表現在:(1)習性取決于場域中行動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資本的占據而構成;(2)場域對習性是形塑關系,同時場域制約著習性;(3)習性對場域有認知的建構關系,場域是一個被賦予了價值和利益,值得行動者去投入的世界;(4)資本與場域是相依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行動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5)場域是一種網絡結構,如果沒有資本,空洞的結構也是沒有意義的。
布迪厄認為根據事物具有“結構與功能的同構性”特性,說明了不同場域具有差異中的相似性——場域具有同構性特征,即“在場域發展出同型的特征——諸如統治位置與被統治位置、排除策略與侵占策略、再生產機制與變遷機制等——的意義上,不同的場域具有同構性”(沃爾茨,2006)。這是布迪厄場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論原則,也是場域理論的解釋原則。正基于這種觀念,本文提出的“營銷場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場域理論的依據。
另外,布迪厄認為開展場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驟是:第一,必須分析與權力場相對的場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實踐場域與更大的權力場域結合起來;第二,必須描繪出行動者或群體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關系的客觀結構,這些行動者或群體是為爭奪在這個場域中的特殊權威的合法形式而展開競爭的;第三,分析行動者帶入他們在場域中的相應位置的習性,以及他們在競爭場域中追隨的社會軌跡(包亞明,1997;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沃爾茨,2006),這為人們分析營銷場域提供了研究進路。
(二)營銷場域:一種市場運作的分析范式
營銷場域理論的基礎假設主要包括:其一,人類的行為無法用理假設分析,更多地是考慮行為合法性,表現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習性”實踐上;其二,行為的選擇偏好來自特定場域,即經濟是嵌入在場域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制度、規范以內生的形式,建構理選擇的偏好。營銷場域中的行動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與目標和制定實現目標的策略時,總是從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場結構中尋找資源。
營銷場域從分析的意義上說,可以定義為營銷場域里各個行動者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網絡或構型,強調營銷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競合關系的社會實踐空間。這樣理解的市場其特征主要有:強調市場中個人或組織之間的互動、市場出現統治結構或聯盟、能勾畫出市場中行動者各個位置之間的客觀結構,以便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行動者明確占有資本與它們之間的轉換以及強調習性的實踐性。
從概念化的意義上看,營銷場域理論必然是一種市場社會學的分析范式。市場被概念化為場域的一部分,或者說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場域,它主要說明的是市場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市場的動力機制問題。比如以價格為例,價格是由該營銷場域的結構所決定,而非其他,這與經濟學分析市場中價格的形成機制是不一樣的,“價格不能決定整體結構,而整體結構能決定價格”(Bourdieu,2000)。針對作為場域部分的市場,布迪厄強調經濟生活主要是由行動者與特定的行動習性在營銷場域的遇合,同時市場深受某一完整的經濟場域影響。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包括了不同位置間公司的權力關系,它通過各種資本(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以及象征資本等)的聯合與競爭加以維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處于被支配地位(挑戰者),它們之間一直充滿著競爭。另外,在這一場域之外,尤其在國家層面上所發生的一切,比如某個產業政策的變化,在市場內部的競爭中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場域理論貫通了微觀實踐習性個體與宏觀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的互動以及具體的市場起著橋梁中介作用,即市場傳達了個體的實踐引起社會的變化,同時宏觀層面的政策變動通過具體營銷場域而影響場域中個體的策略抉擇。
布迪厄關于市場的最經典論述在于《經濟人類學原理》一文中的表達:“人們所說的市場是兩個互相競爭的行動者之間的交換關系的總和,正如齊美爾所說,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種‘非直接的沖突’基礎上,即依賴于通過權力關系建構起來的場域結構。該場域內的行動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強化著這種權力關系,他們往往變相使用所能運用的權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縱國家權力”(轉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強調行動者在場域中實際占有的位置、客觀關系的社會結構而進行競爭,從而不斷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布迪厄用“場域-資本-習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場中個體、企業、企業組織聯盟,以及市場甚或營銷場域之外政策層面的關系。
三、案例:上海周寧人的鋼材專業市場
人們可以對鋼材專業市場做這樣的理解:從物質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為具體的鋼材交易市場,同時從市場承載的內容與功能看又是鋼材商品流通的領域,是利益相關人的社會關系樞紐與窗口,它還連接和反映著特定文化、制度與政策的環境,并且具有“自我強化”、“自我再生產”的機能。做這樣理解的鋼材市場,恰是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概念化市場所具有的意蘊。由此,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專業市場可以理解為:它是由為獲取經濟利益而進駐的行動者——周寧人及相關利益者(企業家、商人、雇工以及與市場相關的利益者,如當地政府等)占據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來確定其社會位置的,行動者憑借各自擁有的特定資本與具有的習性,在一定的營銷場域中生活、經營與管理,同時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客觀經濟環境與社會結構變化中,不斷地創造、建構、經營和不斷再生產身處其中的市場與自身。周寧人是通過在實際情境中不斷調整其行動策略的(遵循“習性”實踐邏輯的),這種策略是構成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和行動者心態結構的基礎,是市場與市場參與的行動者雙重結構獲得不斷重塑,進行同步同質雙向互動的結果。
閩東山縣周寧人外出務工經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闖大上海的習性來自三個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歷史上遷徙文化的影響,以“走的越遠越好”的社會心理為驅動;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觀念強,在外出務工經商者的族親隱射中形成習性的“前結構”鑄模形態;第三,每年春節期間滬上老板小車鬧山城,成功人士的創業事跡給平常寧靜的山縣籠罩一層厚厚的創業商業氣氛,創業文化習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宏觀政策支持,也為周寧人到上海務工經商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四、結語
把市場當作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看待,它注重“場內”運作以及與“場外”場域的互動。應用營銷場域理論理解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市場,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場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單純價格機制問題,更應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結構。這樣理解的市場,其“場”中有鮮活的行動者、行動者之間的互動(競合)、場內行動者和場域本身文化的功能體現與意義表達,以及營銷場域與場外權力場的關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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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皮埃爾•布爾迪厄.科學的社會用途——寫給科學場的臨床社會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