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3 09: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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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國宏觀經濟繼續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長，增速較去年同期的11％到12％出現理性回落，經濟過熱風險部分得到釋放。與此同時，通脹壓力也有所緩解。但是，國家統計局信息顯示，宏觀經濟景氣指數體系出現全面下降，反映經濟未來走勢的先行指數下降0.67點，反映當前經濟基本走勢的一致指數下降0.30點，滯后指數下降0.65點。其中，先行指數已經連續4個月下降，幅度逐月遞增。先行指數降幅的增大，意味著宏觀經濟已經開始降溫，經濟下行趨勢明顯。針對宏觀經濟出現的新變化，政府調控政策的基調開始進行調整，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由“雙防”調整為“一保一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保增長將壓倒防過熱成為宏觀經濟的關鍵詞。在這種情況下，未來一段時間，宏觀經濟運行將可能呈現以下態勢。
經濟下行趨勢明顯，但下行程度并不悲觀
對于本次經濟下行，筆者認為次貸危機、石油和糧食價格危機、全球性的通脹以及經濟增速放緩等外部經濟因素，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較為深刻。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大幅度融入世界經濟的增長周期，出口占GDP比重翻了一番，外貿依存度達60％。在經常項目下，我國實體經濟已與世界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在資本項目下，大部分項目已經放開。我國經濟增長的下行風險，實際上就是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必然反映。當前，發達經濟體均在經歷不同程度的衰退周期，印度、越南等幾個新興經濟體已經出現問題，拉美一些國家也面臨較高的通貨膨脹。由此，我國經濟增長未來一段時間出現下行不可避免。而且，下行的持續時間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外部環境的改變。有觀點認為，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中期調整和短期低谷，這個低谷可能是今年的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第一季度。如果是這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前景還不應該太悲觀。那么，經濟下行會到什么程度？筆者認為，幅度不會太大，經濟增長率大致能維持在8％以上。原因有二：一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依然比較穩定。盡管人們對出口的擔憂最多，但出口下降幅度很有限；從歷史數據看，政府調控對投資增速有明顯影響，在經濟下降通道中，投資將更多地凸顯增長支柱的角色；消費有望保持穩定增長，最近的消費數據表的確令人振奮。二是產業結構升級將有望達到實質性進展。盡管人民幣升值給一些出口企業帶來了困難，但從國際經驗看，這也是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代價。經驗表明，在經濟環境趨緊的情況下，企業才能化壓力為動力，才有強烈的加快技術升級和促進產品優化的積極性。那些低附加價值企業的困難和倒閉，有可能促進高附加價值的企業和產業建立起來，真正推動國內產業升級的進程。
通脹壓力有所緩解，PPI對CPI傳導有限
上半年我國CPI同比上漲7.9%，7月份回落至6.3%，延續了5月份以來的回落勢頭。這表明宏觀調控在抑制物價過快上漲方面取得明顯成效。預計下半年CPI將繼續回落，全年有望呈現前高后低的態勢。但是，PPI和企業商品價格總指數卻持續攀升，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漲最為明顯。受此影響，生產資料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大幅提高。不過，隨著國際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價格的回落，PPI上升壓力將有所緩解。面對CPI持續走低和PPI的走高，有人認為，PPI是對CPI的領先指標，PPI的上漲壓力最終會傳導到CPI上，所以，未來一段時間通脹的壓力會增強。筆者認為，從教科書的理論角度，該觀點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時由于我國目前PPI和CPI兩項指標構成和主導因素基本不同，主導CPI的主要是食品價格，而主導PPI的則是鋼材和能源價格。觀察本輪通脹中PPI和CPI月度走勢，CPI上漲緣起2007年5月豬肉價格帶動整個食品價格的上漲；PPI上漲緣于2007年10月新一輪鐵礦石談判導致鋼材價格上漲和原油期貨價格帶動國內煤炭價格的上漲。因此，PPI對CPI傳導作用將比較有限。
固定資產投資將有所增長，勞動密集型企業投資將繼續下滑
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8402億元，同比增長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個百分點。如果考慮到各類價格指數7%至8%的上漲幅度，固定資產投資的實際增速回落較大。從產業構成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投資分別為846億元、26322億元和31269億元，同比分別增長69.5%、26.6%和26.2%。顯然，第一產業的投資增速較大；第二產業投資增速顯著下降，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速明顯下滑，6月份制造業投資累計完成增速為31.4%，比2007年同期下降3.3個百分點。從投資主體看，從緊的政策已導致中小企業投資速度下滑，加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投資速度也明顯下滑。6月份，港、澳、臺商企業投資增速比去年下降了11.8個百分點，個體經營企業投資增速下降了10.1個百分點。從近期調控政策變化看，未來一段時間固定資產投資可能穩中有升，以貫徹和支持保增長的政策要求，年內可能保持在27.8%～28.3%的水平。其中，中央項目投資增速會進一步上升，這與中央支持地震災區重建有關。估計銀行貸款也會有所增加。盡管監管部門對銀行信貸繼續實施規模控制，但最近中央銀行已經增加了5%的貸款規模，而且放開了對外資銀行的貸款規模控制。
進出口有望反彈，對外貿易謹慎樂觀
今年1～7月，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26.4%。其中，出口增長22.6%，比去年同期低6個百分點；進口增長31.1%，比去年同期高11.6個百分點，累計實現貿易順差1237億美元，同比下降9.6%。6月末，外匯儲備余額18088億美元，同比增長35.7%。目前，業界和輿論對下半年進出口形勢仍有擔憂，但商務部官員依然持樂觀態度，認為下半年我國進出口將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因為國家已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做了政策調整，自8月1日起將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提高了兩個百分點。雖然只回調了兩個百分點，但其釋放了一個信號，即國家依然支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由此，筆者認為，進出口有望反彈。但是，在世界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出口增長的空間尚難預料，因此，只能謹慎樂觀。
消費增長缺乏持續性，消費預期可能繼續減弱
今年以來，國內消費水平節節攀升，5月社會零售品銷售總額同比增長13.9%，6月達到15.9%，7月更升至23.3%。消費的持續增長似乎將成為維持中國經濟增速的一個有力支撐。但是，在美國經濟衰退、國內通脹壓力加大和資本市場蕭條等短期因素的干擾下，消費增長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消費繼續增長的持續性值得懷疑。其一，今年的消費增長得益于政策調整。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提高，中央財政有關社會保障和就業、衛生醫療、環境治理支出的大幅增加，一些地方對“三農”和低收入群體的補貼政策出臺和調整，都為消費增長提供了支持。但是，在現有的制度格局下，這種政策支持效應缺乏持續性。其二，經濟的減速和居民實際收入增速的放緩，有可能抑制未來消費的增長。今年，居民真實可支配收入出現了大幅下挫，一季度、二季度同比僅增長3.4%和6.3%，增幅遠遠低于去年同期的16.5%和14.2%。同時，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33.27%，個人和政府收入增長的不平衡成為消費增長的制約。其三，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低迷，使居民的財富效應受到損害，打掉了居民的消費預期，未來一段時間的居民消費難有起色。其四，物價的持續上漲直接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費。同時，汽車和住房兩大消費熱點可能繼續降溫。
金融運行總體平穩，但市場結構發展失衡
上半年，金融運行總體上比較平穩。一是貨幣供應量增幅平穩回落。6月末，M2余額為44.31萬億元，同比增長17.37%；M1余額為15.48萬億元，同比增長14.19%；M0余額為3.02萬億元，同比增長12.28%。二是各項存款增長較快。6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為45.02萬億元，同比增長17.84%。其中，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43.90萬億元，同比增長18.85%，增加了49649億元，同比多增15774億元；外匯各項存款余額1638億美元，同比下降1.75%，增加了30億美元，同比少增23億美元。三是各項貸款增速趨緩。6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為30.51萬億元，同比增長15.17%。其中，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28.62萬億元，同比增長14.12%，增加24525億元，同比少增899億元。外匯貸款余額為2753億美元，同比增長48.63%，增加了553億美元，同比多增388億美元。四是國家外匯儲備繼續增加。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18088億美元，同比增長35.73%。1～6月共增加2806億美元，同比多增143億美元。這些數據顯示，上半年金融運行基本上達到了調控政策的預期。但是，從結構上看，市場結構有所失衡。一是長期貸款增長較快，短期貸款增長放慢；二是大企業貸款增長速度較快，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進一步加劇，貸款集中化問題突出；三是信貸市場增長較好，資本市場加劇蕭條，特別是股票市場持續下跌，市場秩序混亂，已經開始對實體經濟和居民消費產生負面影響；四是商業銀行盈利狀況良好，但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的盈利情況堪憂。
房地產供求失衡，市場需求不斷下降
在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影響下，房地產市場供求失衡明顯：一是房地產開發投資和土地開發增長速度依然較快。上半年全國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13196億元，同比增長33.5%。二是商品房建設增長平穩，竣工面積增速高于往年。上半年，全國商品房的施工面積、新開工面積、竣工面積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4.1、19.1、13.8個百分點。三是受從緊貨幣政策和對后續政策出臺的預期，居民對購房采取謹慎態度，整個房地產市場觀望氣氛濃厚，全國商品房銷售量下降明顯。上半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7.2%，銷售額同比下降3%。四是全國房價漲幅出現高位回落，不少大中城市房價開始下跌。上半年，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持續回落，各月的環比漲幅分別為：0.3%、0.2%、0.3%、0.2%、0.1%、0。五是個人房貸增速減慢，部分城市出現少量斷供現象。受貨幣政策緊縮和市場銷售低迷的雙重影響，上半年個人房貸增速明顯放緩。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個人按揭貸款增加1734億元，同比增長1.9%，增幅與2007年同期相比下降54.7個百分點，與2007年全年相比下降86.5個百分點。
宏觀經濟運行對銀行業的影響
今年，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困難的確前所未有，這些困難必然會影響和反映到銀行業上來。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銀行業風景獨好，經營業績持續強勁增長。統計顯示，大型銀行凈利潤平均增長達到60%，中型銀行增長110%，城商行增長120%。造成這種悖論迷思的原因大致有六：生息資產的增長，凈利差和凈息差的擴大，中間業務收入較快增長，成本收入比明顯下降，計提撥備對凈利潤的侵蝕不大，內外資所得稅合并使銀行有效稅率大幅降低。在當前宏觀經濟下行趨勢明顯情況下，經濟的下行風險必然會對銀行業的業績造成負面影響，銀行業的盈利前景可能謹慎樂觀。
存貸業務繼續增長，但中間業務發展放緩
企業存款的定期化趨勢將被強化，居民儲蓄存款可能會進一步增加。隨著國際和國內經濟環境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增大，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仍將堅持總量從緊的貨幣政策。在這種情勢下，M1的增速將可能進一步低于M2的增速，人民幣企業存款的定期化趨勢可能被強化。從企業存款增量看，由于固定資產投資中企業自籌資金的比重會繼續提高，所以，企業存款的增幅會趨緩。從居民儲蓄存款看，鑒于未來一段時間股市難有實質性回調，房價的回升也比較艱難，所以，人民幣儲蓄存款會不斷回流到銀行系統，回流的規模將進一步加大。
依托資本市場的中間業務發展將繼續乏力，傳統的中間業務發展將保持穩定。近年來，各家銀行都將大力拓展中間業務作為經營戰略轉型的重點，中間業務發展非常迅速。從業務增長的情況看，類、承諾類、咨詢顧問類和托管類業務的增長比較快，而支付結算類、銀行卡類、擔保類、交易類和其他類中間業務增長相對穩定。其主要原因是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的快速發展，使銀行的基金銷售、保險銷售、理財產品銷售、基金托管和第三方存款業務迅速增長。同時，信貸規模的控制，使得銀行的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業務和與信貸控制相關的財務顧問業務增長較快。隨著資本市場的蕭條，銀行的業務和托管業務急劇直下，這部分業務的下降對銀行中間業務的增長構成致命影響。同時，隨著信貸政策的趨松和銀行信貸規模的擴大，一部分列入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的業務將轉化為正常的銀行貸款，所以，這部分業務也會萎縮。因此，未來一段時間，中間業務的發展可能主要依靠支付結算類、銀行卡類、擔保類和其他類的中間業務。
資產質量可能惡化，銀行經營風險加大
銀行資產質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經濟運行情況的反應，在經濟上升期，銀行的資產質量通常表現較好，這不僅是因為貸款規模擴張帶來的稀釋效應，更因為企業效益良好所產生的良好還款能力。相反，在經濟下行時期，銀行的資產質量通常表現欠佳，不僅呆賬壞賬會增加，而且，貸款的逾期情況會比較嚴重。由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國內經濟下行、出口導向型中小型企業大面積破產，同時由于房地產調控政策造成開發商貸款經營壓力和個貸還貸壓力，未來一段時間銀行不良貸款會進一步凸顯出來，未來2～3
年銀行業不良率有可能上升80～200個基點。
經營效益高增長的勢頭將扭轉，銀行盈利能力將回歸自我
2006年以來，商業銀行的業績持續爆發式地增長，盈利能力已經高于其長期增長潛力。筆者認為，隨著政策性因素的釋放和宏觀經濟進入下行周期，銀行的暴利時代將告終結。
其一，由于從緊貨幣政策基調沒有改變，盡管貸款總量控制目標會有所突破，但信貸資產規模仍會受到限制，這從總量上制約了銀行收益的大幅提高。其二，銀行凈利差縮小趨勢加強。目前，存款定期化及貸款利率上浮動力減少是凈利差減少的主要原因。由于資本市場波動加劇，存款回流銀行明顯，多家銀行存款增速大大高于貸款增速，加之存款呈定期化趨勢，更加大了銀行利息支出。其三，受經濟增長放緩、資本市場回落的影響，中間業務收入增長受到壓力。上半年，銀行的證券、基金等業務收入同比全部出現大幅下滑。在資本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下，我們相信這部分收入的增加難有起色。其四，宏觀經濟下行將使企業效益下降，而企業效益下降將使銀行業息差收窄、信貸成本上升，進而使得ROA回落。
流動性壓力依然較重，流動性管理水平亟需提升
近年來，央行連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目前已經達到17.5%的世界最高水平，給商業銀行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帶來了很大的流動性壓力，目前許多銀行的存貸比率超過了70%。比較而言，負債業務增長較快的銀行，流動性壓力相對舒緩；相反，負債業務增長速度不夠快的銀行因為流動性被緊縮，會感覺流動性壓力比較大。總體上看，銀行業目前的流動性風險還不是很嚴重。但是，由于目前經濟中不確定性因素仍然很多，其他影響銀行流動性的不利因素也不少，比如，股市的興衰與銀行儲蓄增減密切相關，當前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很大，直接決定了銀行負債業務也充滿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另外，年內信貸總量的適度放松，貸款投放規模增加；或是企業效益下滑，不良貸款上升，貸款到期難以收回等，都是對銀行應對流動性管理能力的挑戰，流動性管理水平亟需提升。
金融創新任重道遠，創新能力將加速銀行經營的差異化
[關鍵詞] 經濟周期 波動特征 波動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不斷上新臺階,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實現了由弱到強的舉世矚目的巨大轉變。我國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來已經經歷了數次周期,相應的有著政府的宏觀政策調控。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對于把握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階段性特點及難點問題是大有裨益的。
一、我國經濟增長周期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和發展模式的轉換,我國的經濟周期波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根據傳統“谷一谷”劃分法,參考各種文獻和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統計摘要2008》、中經網數據庫及世界發展銀行數據庫數據,對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經濟周期進行分析,經濟增長率(GDP增長率)的波動共經歷了5個周期,具體的周期劃分及GDP增長率波動情況見表1和圖1。
表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次經濟周期
周期序號 起止年份 峰值增長率(%) 谷值增長率(%) 峰谷落差(%) 持續年數 上升階段年數
1 1977―1981 1978年11.7 1981年5.2 6.5 4 2
2 1982―1986 1984年15.2 1986年8.8 6.4 4 2
3 1987―1990 1987年11.6 1990年3.8 7.8 3 1
4 1991―2001 1992年14.2 1999年7.6 6.6 10 2
5 2002―今 2007年13.0 2002年8.3 4.7 8 6
從表1和圖1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后經歷了5個周期,經濟運行時段劃分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今。
二、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特征
經濟周期在運行過程當中,自然災害、戰爭、政局動蕩、政策轉變、技術革新等各種外部因素對宏觀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改革以來的宏觀經濟波動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周期波動特征首先呈現出周期的不規則性,周期發生頻率高,從表1可以看出,經濟周期的波長、峰(谷)值差異、峰谷落差,5輪周期都極不均衡;其次,從圖1可以清晰得出結論,經濟周期波長拉大,上升階段延長;再次,波動幅度減小,呈現微波化。通過圖1看出, 20世紀90年代后的經濟波動比90年代前的更加緩和,特別是進人21世紀以來經濟波動呈現出微波化特征,宏觀經濟更趨于平緩增長,經濟周期也更加平穩 。
三、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的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內因是主要的。首先,我們從內因入手分析,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制的轉變。經濟增長和周期的變動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下實現的,制度是經濟體系運行的基礎,并決定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 。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對經濟所有制,分配制度都發生了變化,轉變成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體市場經濟。由于非公有制經濟體能夠以市場為導向,對市場供求能夠較快做出反應,對經濟周期的擴張和收縮階段具有較強的增長型和抗跌性,而使經濟波動的幅度大大減小。其次在于經濟結構的調整。改革后我國第三產業的比重快速提升,產業結構及其各產業的內部結構趨向協調合理發展。產業結構的均衡協調發展,使國民經濟周期波動的幅度縮小,穩定性不斷提高。第三是由于消費結構的變化。在改革深入的過程中,居民消費模式開始適應現代信貸制度,消費結構向著享受型消費發展,購買力增強 。完善的體制改革和理性的消費模式可以有效地減緩經濟波動,促進經濟平穩增長。還有就是宏觀政策的轉變。我國的宏觀調控經歷了從以計劃和財政調控為主,向以金融貨幣調控為主的轉變,計劃的直接調控功能已轉向以市場為基礎的指導性調控功能 。我國的宏觀政策的這種轉變也使經濟周期波動更平穩健康。而從外因上看,我國經濟周期的變化主要是由于國際經濟環境的波動。比如1990年的谷底(谷值)與“八波”后西方對我國的制裁不無關系;1999年的谷底(谷值)與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密不可分。同樣,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拐點甚至快速下滑,也是深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
縱觀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規律可以看出,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的發展速度處于高速上升狀態,并且經濟的波動越來越呈現微波化。這是受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與國際經濟影響的雙重結果。掌握規律使經濟發展向著快速穩健的方向發展是未來宏觀經濟的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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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品內國際分工;成本優勢;次貸危機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392（2008）11-0046-03
當前我國經濟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宏觀運行困境，尤其是經濟下滑的風險在逐漸加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同比回落21.2個百分點，出口增速在9月份也出現了明顯下降，大量中小企業倒閉，在全球金融動蕩的背景下，我國實體經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衰退風險。
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導致我國當前宏觀經濟運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產品內國際分工和我國參與全球分工的方式，而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則直接導致了我國在產品內國際分工模式下所積累的問題顯性化，同時加大了我國宏觀政策調控的困境。
一、產品內國際分工對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的影響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國際分工日益成為一種主要的國際分工方式。在這種分工方式下，跨國公司利用自身的資本、技術與管理優勢，借助于FDI將產品的生產環節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從而充分利用了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要素優勢，再通過全球采購確保能源與原材料供應，生產的產品借助于跨國公司的銷售網絡面向全球實現銷售，全球資源在跨國公司主導的企業層面得到了最優配置。由此，各國經濟的運行機制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國家，其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均不再單純地是國內要素和國內收入的函數。具體來說，一國的商品供給能力不再完全取決于由本國資源稟賦決定的實際產出能力，它可以通過全球化的采購實現本國在既定價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給。同時，全球從事產品生產的企業可能屬于不同的國家，但產品最終都是利用跨國公司的品牌(如發展中國家企業大量從事貼牌生產)和全球銷售網絡(如發達國家的知名零售商掌握了發展中國家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銷售)，面向世界市場進行銷售。在這一背景下，某一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已非傳統意義上由該國的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情況來決定，當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世界性的總需求規模擴張超過全球資源的承受能力，會帶動全球性的物價上漲，而且這種上漲是所有參與全球經濟循環和全球分工的國家無法避免的，不同的經濟體在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具有了更強的一致性特征。
這種經濟運行機制的改變對于一個國家來講，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具體到我國來看，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一方面，使我國在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儲蓄率不斷上升，投資需求受到宏觀控制的情況下，借助于外部需求(出口)有效吸收國內過剩儲蓄，確保我國經濟實現了無通縮的均衡增長。另一方面，借助于引進外資和進口，我國也得以突破國內技術與資源約束，實現產業升級，并在物價穩定基礎上保持了產出的持續增長。因此，2003-2007年間，充分利用國際市場，使我國在物價穩定的基礎上實現了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并極大地提升了我國綜合經濟實力。但其不利的影響在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將更多地取決于外部而非內部因素，國際市場變化對我國宏觀經濟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在發達國家掌握國際金融和貿易規則主導權情況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風險會進一步加大，且我國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和調控有效性將受到不斷削弱
二、以低成本優勢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削弱了我國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出現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簡單加工區段，在符合比較優勢原理基礎上融入國際經濟系統提供了可能。我國也正是借助于勞動力要素優勢成為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業基地。
但與歐、美歷史上依靠原創型的技術創新確立制造業在全球霸主地位、日本等國20世紀60-80年代憑借管理創新和應用技術創新快速提升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同，中國是在產品內國際分工下，以加工組裝環節的低成本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承接國際制造業生產環節對外轉移，發展起來的國際制造業基地，其突出的特點是大多不擁有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業主導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最低端。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在為我國帶來經濟增長奇跡的同時，也導致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深層次的矛盾。
(一)導致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與最終消費需求不足
從根本上來講，產品內國際分工模式改變了全球資源配置的模式卻并沒有改變全球要素分配原則，具有稀缺性和壟斷性的知識、技術要素仍然是主導全球利益分配的因素，勞動力等過剩要素在全球價值分配中依然處于依附地位。因此，我國以勞動力要素優勢參與全球分工的結果，是在貿易規模擴大和貿易結構改善的同時，在全球貿易中的利益卻沒有得到等比例的提升。這種要素分配比例的不均衡也同樣表現在國內:由于政府占據了大量經濟資源配置權，且與勞動力的供應相比，我國資本還處于相對稀缺狀態，因此，我國在全球化中所獲得的利益更多地是被政府和資本所有者(即企業主)獲得，勞動力過剩直接導致了勞動力要素收入被長期壓低，使我國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增長、貿易擴張與居民收入水平變化之間的嚴重背離。從2003-2007年的數據看，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企業利潤與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之間的差距非常明顯(見下圖)。《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中的數據也顯示，1990至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下降12%;而同期營業余額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此外，稅收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由2002年的14.1%，提高到了2007年的19.8%。
勞動者報酬長期維持在低水平，居民收入增長過緩，直接影響我國的最終消費需求，導致我國消費水平持續徘徊在低位，最終消費需求難以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01年至2006年，我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65.1%下降到39.2%。
(二)使我國難以通過投資增長緩解高儲蓄帶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壓力
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均衡的前提是國內投資和出口之和等于國內儲蓄。理論上講，對于高儲蓄率國家，必須有相應的投資或出口增長率來彌補國內最終消費的不足，以實現無通縮的均衡增長。而對于低儲蓄率國家，若不能有效壓縮國內投資規模，則凈進口(伴之以外匯儲備減少或資本內流)可以使一國實現無通脹的均衡增長。
如前所述，以低成本優勢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使我國勞動者報酬增長過于緩慢，在支出預期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導致了我國居民強制性儲蓄的增長，而資本要素收益在分配中占據的比例上升，也導致了企業儲蓄的較快增長，因而，近些年我國的儲蓄率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平。理論上說，如果這部分新增儲蓄能由企業新增投資吸收，則我國出口增速就可大大放緩，外部失衡的壓力可以得以緩解。但現實情況卻非如此。我國參與全球產品內分工的過程，實際上表現為長期依賴FDI實現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的過程，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主要由外資企業壟斷，國內企業普遍缺乏領先技術，使其難以實現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業投資。所以，我國2003-2004年投資的快速增長，主要集中于一些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普遍存在技術含量偏低，粗放式特征明顯，且重復投資問題比較嚴重，而且會加大我國能源與環境的壓力，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遠大于積極作用。因此，我國在國內儲蓄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卻不得不同時壓縮國內投資規模，難以通過投資增長緩解國內高儲蓄引發的國內資本與勞動力的過剩。
(三)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極大地提升了我國出口增速
在產品內國際分工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生產與加工基地轉移至我國，使我國在已形成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優勢基礎上，利用跨國公司的技術又形成了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優勢，同時借助于跨國公司的品牌、全球銷售渠道，成為全球制成品的主要供應商，由此帶動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出口成為緩解我國過剩儲蓄的有效途徑，并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因此，以低成本優勢參與全球經濟循環，雖然使我國消費增長緩慢，且企業因缺乏技術支持難以實現有效投資，但卻使我國實現了全球要素優勢的充分聚集，從而帶動了進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以出口緩解國內消費與投資的不足，保持了既無通脹、又無通縮的經濟高速增長。但其最終的結果是導致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8月初發表的經濟述評稱，目前，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超過60%，外部沖擊對我國宏觀均衡的影響大大增強。
三、以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使我國難以獲得產業主導權
在產品內國際分工模式下，一種產品不再是在某一國國內完成其全部的價值增值過程，而是將產品價值鏈不斷細分并依據比較優勢原則分散于不同的經濟體。因此，產業的全球競爭優勢不再體現為其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而主要反映在一國是否擁有構建產業全球價值鏈的主導權或控制權。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例，發達國家可能不生產技術密集型產品，但憑借其擁有的核心技術，卻主導著全球生產鏈條的構建并決定著產業的全球價值鏈或利益分配。相應地，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也并不意味著就可以獲得產業主導權。擁有知名品牌和全球銷售網絡的企業，自己并不需要從事產品的生產，通過外包伙伴的選擇和全球采購，卻在實際上控制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全球生產鏈條，并獲得了產業鏈上最大的利益份額。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利用自身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產品內國際分工，參與到了全球經濟循環中，成為全球產業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但總體上看，無論技術密集型產業，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都沒有建立起相應的產業主導權。從高新技術產業看，我國大多是通過跨國公司的FDI發展起來的，所以，我國擁有了高新技術產業，但不擁有其核心技術;生產并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但并沒有獲得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相匹配的高附加值。而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看，雖然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的優勢產業，但我國企業主要從事商品的生產，既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也沒有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全球銷售網絡，一些發達國家的零售業巨頭通過掌握全球的銷售渠道，對于我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控制與利潤侵蝕越來越明顯，從而使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空間被不斷擠壓，所以，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也并未獲得真正的產業主導權。
由此可以看出，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使我國在技術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均形成了巨大的生產和出口能力，但我國在這些產業上并沒有形成真正的產業優勢，產業發展對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較大的依賴性，一旦我國原有的要素優勢弱化或跨國公司基于其他因素重構其全球產業鏈，就可能帶來我國大規模的產業對外轉移，對中國實體經濟層面帶來巨大的沖擊。此外，我國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總體產業附加值偏低，企業利潤空間過小，也加大了我國產業的脆弱性，一旦價格或成本因素出現不利變動，就可能出現企業的大面積虧損。
綜上，我國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結果是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形成了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部市場的嚴重依賴，而以低成（下轉第19頁）（上接第48頁）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則導致了我國產業的脆弱性和國際收支的長期失衡。美國的次貸危機不僅使美國的國內需求下降，歐盟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內部需求受其影響也出現了明顯下滑，全球最重要的兩大市場均出現需求下降，必然會影響中國出口的增速，從而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居民收入長期偏低又決定了國內消費短期內很難有大幅度提升，無法替代出口成為拉動國內增長的動力;而一旦出口下滑，消費也沒有明顯增長，擴大投資的風險就更大。總之，我國目前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決定了我國的總需求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次貸危機導致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減速加大了我國經濟下行的風險。因此，從根本上解決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困境，除采取必要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長外，更為重要的是應逐步建立我國在各類產業的主導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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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產出缺口 Kalman濾波 AD-AS模型 宏觀經濟走勢 經濟政策
中國經濟同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全球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本文擬運用Kalman濾波估算我國1978年～2008年潛在產出與產出缺口，進而在AD-AS模型的框架下從理論上分析影響短期經濟波動的關鍵因素預測宏觀經濟走勢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基于產出缺口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從1978年至2007年的年度GDP數據 ，根據GDP平減指數剔除不可比因素，得到GDP的可比數列。2008年GDP年度數值根據2008年一至三季度數據及增長率推算。由此可得GDP的時間數列{GDPt}。
量測方程： （1）
狀態方程：
（2）
其中，，分別代表GDPt的趨勢循環要素（潛在產出）和不規則要素。的AR(p)模型的自回歸階數p=2，以上各式中的，，κt均為隨機干擾項。
使用ADF檢驗方法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略），數列中含有1個單位根，即{FDPt}是一階單整數列，滿足模型需要的前提條件。
運行EViews程序即可得到潛在產出數列{}。這種估算方法實際上是建立在新古典主義對潛在產出的定義，從而，可以依（3）式可方便的得到較為直觀的產出缺口，得到產出缺口數列{}。
（3）
對數列{}進行對數化處理再取平均值可得到中國潛在產出平均增長率約為9.58%，對產出缺口數列{}取平均值可得平均產出缺口約為0.28%。
圖1描述了我國1978年～2008年產出缺口周期性變動的軌跡。中國經濟保持9.58%的長期增長趨勢使得產出缺口平均保持在0.28%。這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是以過度利用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為代價的。同時，中國經濟要想保持9.58%這個較高的增長率，就要求產出缺口平均為0.28%。根據推算，2008年產出缺口約為0.33%，已接均值。
二、基于AD-AS模型對宏觀經濟走勢的理論分析
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在當前世界金融危機下，市場自發調節難以奏效，此時應用凱恩斯主義經典模型分析中國經濟波動與走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2008年初經濟運行出于正缺口（圖2（A）），圖中AD1（短期總需求）與AS1（短期總供給）的交點所對應得橫坐標Y1表示實際產出，Y1與Y*之差表示產出的正缺口|Y*Y1|。價格水平卻不是AD1與AS1的交點的縱坐標，而是AD1與LAS（長期總供給）的交點的縱坐標P1，原因是在產出正缺口的情形下，總需求提高會發生乘數效應的阻斷，使得價格提高的幅度大于產出增加的幅度，引發通脹。
1.中國當前已進入經濟收縮期
至2008年第三季度，我國產出正缺口縮小，實際（均衡）產出向趨勢線回歸，中國經濟步入收縮期。基于圖2（A），新的產出應位于Y1與Y*之間，并靠近Y*，從而AD和AS曲線必然至少有一條向左移動。筆者認為我國當前經濟運行狀態可由圖2（B）表示，即AD1向左移動至AD2表示總需求降低，AS1曲線也向左移動至AS2表示總供給降低，長期生產能力――潛在產出趨勢線LAS保持不動，則AD2與AS2的交點橫坐標Y2表示當前的實際產出，Y2與Y*之間的距離|Y*Y2|表示產出正缺口，同理仍然是AD2與LAS交點的縱坐標表示當前的價格水平P2而非新均衡點的縱坐標。顯見，2008年一季度至三季度，產出缺口由|Y*Y1|減少至|Y*Y2|，價格水平也由P1下降至P2，由于乘數效應阻斷的存在，價格下降幅度不如產出下降幅度大。換句話說就是國民收入下降幅度小于物價下降幅度，當前仍面通貨膨脹的壓力。另一方面，由于價格變動總是滯后于產出變動，在收縮期，伴隨產出正缺口的縮小，實際產出趨于潛在產出，價格存在繼續下降的空間，只不過時間上滯后，在經濟政策的調整中必須考慮到這一點。
2.短期的經濟波動不會改變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趨勢
2008年以后，可以預見10年～20年中影響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上述因素不會發生根本性的逆轉，因此，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樣說，并不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趨勢在未來10年～20年總可保持模型計算出的9.58%左右的平均增長率。首先，美國次貸危機將導致全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將放緩，這必將會影響作為我國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貿易，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其次，加入WTO后的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隨著開放程度特別是金融業開放的不斷深化，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將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的重要因素。本次金融危機引發世界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的沖擊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再次，我國自改革開放至今，經濟保持平均9.58%的高增長率，是以過度利用資源為代價的，基本的經濟常識告訴我們，這種增長方式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這也是可持續發展決不能容忍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必由之路。由此，經濟增長趨勢會出現小幅持續下移。不妨假設未來10年～20年中國長期增長趨勢是9%，至少維持在8%以上。這就是說，圖中的長期總供給曲線LAS的位置向左小幅移動。對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甚至2010年，可以合理的假設其位置保持不變。
3.中國經濟經歷短期供給沖擊
(1)我國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的結構性短缺必然導致生產成本的上升,進而使短期總供給降低。受國內外自然資源短缺,以及國內勞動資源結構性短缺的影響,2007年原材料、能源、機械設備等產品價格的上升,以及勞動工資水平的上漲，不可能不抬高2008年的生產成本。此外,2008年中國南方雪災、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無疑對我國短期總供給造成負面影響。上述分析從2008年的PPI變動也可看出:6.1%(1月),8%(3月),8.8%(6月),10.1%(8月)。可見,成本的上升減少了短期總供給,圖中AS1曲線必然左移。
(2)供給沖擊之后的短期總供給不是影響我國經濟短期波動的主要因素。短期總供給一般較短期總需求穩定，特別是我國在2008年經歷一次供給沖擊后。當今世界經濟疲軟，供給的變動更多取決于需求的變動，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不同程度的對經濟失去信心，在這種預期下生產者提供的產量將減少，他們將觀望總需求的變動：如果政府調控有力，總需求回升，他們會增加產量；如果總需求依然低迷，沒有廠商愿意增加供給。總供給的短期增減都是相對于總需求而言的，從而在對當前中國經濟的分析中假定總供給短期內不變是合理的。無論是理論分析還是政策制定，都要更多地關注總需求。
4.短期總需求的變動成為經濟運行的關鍵因素
(1)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2008年總需求呈下降趨勢。決定總需求的因素包括影響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需求和來自國外部門的需求等諸多因素。第一，1月份 CPI為7.1%，直到7月仍在6.3%的高位，價格水平的上升會導致國內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相對減少，進而總需求降低。第二，為控制經濟發展過“熱”，2007年以來，我國政府不斷出臺多項抑制經濟過熱的緊縮性政策且力度不斷加大、直到2008年9月才停止。這些針對總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的緊縮性政策效應仍會在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產生效應，可以預見總需求還會繼續下降。第三，全球金融海嘯正在向實體經濟傳導，以美國為首的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經濟疲軟，也使得總需求繼續呈下降趨勢。
(2)總需求的變動將成為我國經濟波動的關鍵因素。全球金融危機正使得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疲軟，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中國不可能不受到影響，不考慮其他國際聯系，只考慮出口的減少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目前這種傳導剛剛開始，這種使產出向潛在趨勢線回歸的動因將持續。
另一方面，即使國外經濟形勢沒有發生如此巨變，如前述分析，我國經濟在2008年一季度達到“拐點”掉頭向下進入收縮期。而根據以前年度的經驗，產出正缺口會逐漸縮小，實際產出回歸甚至跌過潛在產出，出現產出負缺口，這是經濟自發調節必須的過程。我國產出缺口長期超出0.3%，如果任由經濟自身調節，其收縮的深度一定會跌破-0.4%的產出負缺口。而國際經濟形勢的突變會加劇經濟收縮的進程，即只有讓AD2曲線持續左移。
綜上，及時調整經濟政策，控制經濟收縮在產出缺口區間[-0.3%，0.3%]、經濟增長率不低于8%非常重要，因為如果能夠控制，則避免了經濟的大起大跌，而且也不會對世界本已低迷的經濟雪上加霜。而經濟政策的制定必須針對總需求，把握時機與力度出臺政策以提高總需求，通過對總需求的調節熨平經濟波動，防止經濟波動演變為經濟危機。
三、經濟政策建議
從短期看，把握時機持續實施擴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并堅持以財政政策調節為主。考慮到原有緊縮性政策的效應時滯，必須轉而實施擴張的經濟政策。考慮到增稅和減稅效應的不對稱性，應以擴張性財政政策為主。考慮到新擴張性政策的效應時滯，在經濟增長率逼近9%時適當加大財政政策力度，跌破趨勢線后應再次施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于調整總需求中可能出現的物價波動，可以考慮采用相應的貨幣政策調節。
經濟政策的最佳目標是使經濟增長在可接受的區間內，最差則是不使經濟增長率低于8%進入蕭條期，出現經濟過冷。只要政府愿意，就是舉借數萬億元的國債來拉動經濟增長，以保持至少8%的經濟增長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實上，2008年三季度的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高達207998.47億元，這就為政府極端的經濟情況下通過舉借國債刺激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從中國經濟運行的長期來看：一方面，不應再考過度利用資源的方式達到高增長，客觀上這也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保持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且這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政府宏觀調控必然犧牲一定的效率，應堅持以市場為基礎，充分發揮市場自發配置資源、調節經濟的能力，以政府宏觀調控為輔，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參考文獻：
中國經濟在應對危機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與此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盡管有些問題與風險早就存在,并且在危機爆發之前政府已經開始采取措施去應對,不過,危機來臨使得保增長成了首要任務,很多問題被暫時擱置起來。我認為目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風險。
強勁復蘇與通貨膨脹風險
通貨膨脹取決于供求是否平衡。理論上,供給與需求的力量同樣重要。但短期而言,起主導作用的還是總需求,或者說是GDP的增長。如果GDP的增長遠遠超出了潛在增長率,那么通貨膨脹肯定會到來。從目前來看,2009年GDP增長為8.7%,低于潛在增長率(根據我們的測算,過去30年經濟潛在增長率在9.5%左右),這就是為什么2009年全年通貨膨脹率仍然為負。我們預期2010年GDP增長在9.5%左右,接近潛在增長率。GDP增長率由8.7%上升到9.5%,總需求的上升顯然會給通貨膨脹帶來很大壓力。
不過,我們判斷,2010年的經濟增長不會超過潛在增長率。這一方面由于外部環境仍存在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就政策當局而言,也不會希望經濟出現過熱跡象,畢竟,經濟內生增長的動力還沒有被很大程度上激發起來,政府調結構的任務仍很艱巨,再加上全球復蘇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經濟過熱缺乏有力的支撐。從而通脹壓力也不會太大。
即便2010年經濟增長很快,高通貨膨脹的來臨也會是2011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表明:一般是GDP增長率先達到頂峰,通貨膨脹率會滯后一年達到頂峰。比如,上一輪周期中,經濟增長率在2007年達到周期峰值,通貨膨脹率在2008年達到周期的峰值。盡管如此,強勁的復蘇一定會給通貨膨脹帶來壓力。2010年的通貨膨脹率可能不高,但2011年的風險更大。
房地產業風險關涉政府而非居民
資產價格上升過快,成為當前關注的焦點,也是宏觀經濟運行中的重要風險。中國資產價格快速上漲風險主要體現在房地產領域。
那么,房地產風險到底有多大?一個重要的指標是所謂房地產信貸風險暴露,即與房地產相關的信貸占整個銀行貸款的比重。目前,中國的房地產信貸風險暴露(購房者及開發商貸款占整個銀行貸款的比重)只有17%,而美國則達到56%。再對比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一些亞洲經濟體的房地產信貸風險暴露。有數據顯示,1996年房地產信貸占銀行貸款的比重分別是:香港(40%～55%),馬來西亞(30%～40%),新加坡(30%～40%)。可見,相比起來,中國目前的房地產風險暴露并不是很大。
不過,中國的不同之處在于地方政府和央企陷入房地產很深。首先,地方財政高度依賴于土地出讓金,而地方政府的業績也在于房地產投資的增長。其次,地方融資平臺依賴于土地抵押,也就是說地方投資項目的貸款與土地抵押值以及相應的“地王”的價格都有很大關系。截至2009年6月底,全國84個重點城市處于抵押狀態的土地有284萬畝,抵押貸款總額達2.1萬億元人民幣。第三,央企深度介入房地產。據報道,當前國資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過70%的央企涉足房地產業。2009年1～10月,央企中涉及建筑業的利潤總額累計同比增長44.5%。有數據顯示,央企中僅母公司和二級企業設立房地產公司的房地產資產總量,目前已高達1800億元人民幣。這表明,很多央企的盈虧對房地產業的波動都高度敏感,房地產業的風險可能會直接轉化為央企經營風險。而央企的風險最終會是國家的財政風險。
綜合以上分析,房地產風險蘊含著大量的地方政府財政風險及央企風險。此一風險更多地關涉政府而非居民(因為居民部門的住房抵押貸款風險暴露并不算高),這一特點與一些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有較大不同,因此要引起高度關注。
潛在財政風險
根據國際經驗,危機之后財政風險上升是不言而喻的。相關研究顯示,危機后三年政府債務會增長86%。目前一些發達經濟體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100%。盡管不同的經濟體,其負擔債務的能力有所差異,但總體上,不斷上升的債務一定是風險累積的過程。
作為對比,中國的公共債務(內外債)占GDP的比重只在20%左右,是非常低的水平。不過,考慮到其他方面的債務,綜合負債水平也頗高。中國目前的綜合負債包括內外債、銀行壞賬、地方債務、養老金缺口等。
銀行壞賬。中國銀監會稱,中國銀行業2009年底的不良貸款率為1.58%,較2009年初降低了0.84個百分點。不良貸款余額降至4973億元人民幣,較2009年初減少630億元人民幣。總體上,銀行壞賬水平是非常低的。但考慮到2009年貸款的迅速發放并且規模巨大,未來三五年可能會出現壞賬率的上升。因此,稱其為潛在風險是非常確切的。
地方債務。對于地方債務也有多種估算。之前有4萬億的說法,但隨著地方融資平臺的推出,地方債務又有了迅速的上升。來自銀監會的統計數據顯示,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授信總額已經高達8.8萬億元,貸款余額已超過5.56萬億元,與中央政府國債余額相當。全國有13個省的融資平臺貸款余額超過該省財政總收入,更有甚者高出2倍以上。顯然,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地方政府在逐步完成4萬億投資中由地方承擔的重任。盡管目前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還不能準確地評估,但由此所累積的地方債務風險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養老金缺口。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國社保基金會管理的基金資產總額為7765億元,顯然遠不能夠滿足社會保障事業的需要,養老金缺口很大。養老金缺口的測算較為復雜,涉及到很多影響因素,目前還沒有確切的數字。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估算,從2001年到2075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可能達到9萬億元人民幣之巨。另外也有一些機構測算,養老金缺口為3萬億。
因此,我們不能因為中央政府內外債占GDP的比重僅為20%左右,就認為財政風險很小,而是要格外關注加總了銀行壞賬、地方債務以及養老金缺口的綜合負債風險。
政策退出導致的不確定性風險
如果說此次危機是百年一遇,那么各大經濟體對于危機的反應也是前所未有、規模空前。考慮到雷曼兄弟倒閉后所出現的全球性恐慌,一些超常規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在經歷了2009年的經濟“修復”過程,以及全球經濟逐步進入復蘇通道,考慮政策退出以及更多關注政策的常態化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關鍵詞:經濟運行;貨幣政策;動態調控
Abstract:Confronting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macroeconomy,the central bank needs to realize the dynamic optimiz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based on the change of macroeconomy. The paper probes deeply into the mechanism of dynamic optimization,then incorporates the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monetary policy,the dynamic optimization
中圖分類號:F82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2265(2009)08-0037-05
一、前言
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職能是要根據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給、利率等,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并最終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并且,貨幣政策的特點在于側重短期總量調節,熨平經濟波動。由于經濟活動的波動是一種常態,面對經濟運行態勢的復雜多變,中央銀行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判明造成波動的原因,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采取靈活審慎的調控政策,及時適度調整貨幣政策操作,實現貨幣政策的動態調整優化,為經濟運行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
上個世紀60、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的“滯脹”局面,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把它歸因于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并據此提出了“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但實際經濟運行總是復雜多變的,經濟波動也并非弗里德曼所言總是輕微的,因此在實踐中如何奉行“規則”是一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由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任何規則都不可能為每天具體的貨幣政策操作提供確切的量化指導,它仍需要依賴于貨幣政策決策者們的審時度勢和敏銳判斷。誠如格林斯潘(1997、2003)所強調的:一定程度的相機抉擇對于貨幣政策操作是不可避免的;自從貨幣供應量與最終目標的穩定性關系遭到破壞以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不可避免地,是變得更加復雜和相機抉擇了;正式的利率規則最好是僅被視作一種輔助的政策參考。
近年來,我國宏觀調控形勢復雜多變,通脹與通縮之間往往僅是“一線天”。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內外均衡矛盾的凸現、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以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變化等等,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經濟活動中的復雜性、不確定性超過以往。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國貨幣政策的具體操作也將不可避免會變得更加復雜和相機抉擇。根據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適時適度把握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實現貨幣政策的動態調整和優化,是經濟發展對我國貨幣政策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本文從理論上探討了貨幣政策的動態調控機制,并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動態調控模式進行實證分析。
二、動態調控機制的理論分析
(一)貨幣政策的動態調控機制
設經濟系統為:
其中 為目標變量,如通貨膨脹水平、產出等系統的內生變量; 為系統的內部狀態變量,如目標變量的滯后變量、前瞻性變量以及消費、投資等其他內生變量; 為貨幣政策的工具變量; 為擾動變量。
設為的目標值,則貨幣政策的任務就是通過工具變量的操作在理想的時間段內實現目標變量的實際值趨近目標值,即:
一般情況下不僅要求實際值趨近目標值,還要求在實現的過程中盡量減小目標變量的起伏與波動,因此貨幣政策的目標函數可表示為:
對于如何通過工具變量 的選擇來實現貨幣政策的目標,一種選擇是只考慮輸入和輸出的關系,而不考慮經濟模型的具體結構,如圖1所示:
最初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者就認為,試圖搞清楚復雜的經濟運行只會徒勞無功,因此貨幣主義者用一個“黑箱”將貨幣政策的具體傳導掩蓋起來,并提出排除其他一切因素的“單一”規則貨幣政策。但誠如托賓所指出的,市場經濟的特征在于不確定性,如果不顧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一意孤行地堅持固定的“單一規則”,只會離目標越來越遠。1979年美聯儲貨幣主義實驗的不成功充分說明,規則型貨幣政策同樣需要反饋機制,需要根據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而相應調整。
按照現代控制理論,圖1輸入-輸出關系的表達僅是對經濟系統的不完全描述,因為它沒有考慮黑箱即經濟系統內部的具體情況,因此也就難以對經濟系統進行有效的調控。現代控制理論要求深入到系統的內部,對系統的動態變化即狀態變量進行精確刻劃,如圖2所示:
按照現代控制理論的狀態空間描述,經濟系統可簡單表示為:
其中為狀態向量,狀態向量刻劃了經濟系統的內部行為,其組合構成或影響系統的輸出向量即目標向量。
設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為,并假設經濟系統(4)-(5)是可控的,并且是漸進穩定的,即陣特征根全具有負實部。此時根據經濟控制論①,可以給出一種最簡單的調控方法,即當輸入變量(政策工具變量)等于常向量時, 也將趨于常向量,從而也將最終趨于常向量。即:
,從而
由于,可求得:
只要 滿秩,則對于給定的常向量目標
必可找到輸入向量 ,最終實現政策的調控目標。
但是雖然終將趨于,但在逼近的過程中,不僅所花的時間可能很長,而且起伏也可能很大。如果 陣的特征根在左半復平面并靠近虛軸,那么在逼近 的過程中將會劇烈起伏。按照現代控制理論,優化的調控策略是采用反饋策略,實現政策變量 是狀態變量的線性反饋,即根據系統狀態的變化適時調整政策變量,即:
此時經濟系統(4)-(5)相應成為:
將(7)式代入(6)式,有:
根據(9)式,當陣的特征根均在復平面左半部時,狀態變量 最終將趨于常向量,此時
,可求得:
從而只要 滿秩,就可選擇政策變量: ,使得 時, 逼近最終目標 。
相比于“單一”控制策略 ,反饋調控規則
第一,當陣特征根不全在復平面左半平面時,經濟系統(4)-(5)不是漸進穩定的,此時采用“單一”控制策略將不能實現最終調控目標。而采用反饋調控規則使得系統的特征根成為的特征根,這樣就可以通過調整反饋系數來改變
的特征根值,進而最終實現系統的漸進穩定。
第二,通過調整反饋系數來改變 的特征根值,可以調控在逼近過程中的波動幅度。
第三,采用反饋調控規則可以更好地實現經濟系統的動態均衡。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可以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要花多長時間。在實際經濟運行中,由于宏觀經濟運行態勢復雜多變,貨幣政策調控目標 往往也處于動態變化當中,故而忽略時間因素的靜態均衡一般難以反映經濟現實。因此,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適時調整政策變量,注重在時間變化過程中動態均衡狀態的實現過程,可以更好地實現經濟系統的動態優化。
(二)存在干擾變量時貨幣政策的動態調整優化
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來看,由于從工具變量到最終目標之間的鏈條較長,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大,這使得經濟系統的參數值或難以精確估計,或隨著時間的變遷,系統參數值也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從實際經濟運行來看,經濟結構總是處于動態的變化之中,同時,模型當中連接政策工具和狀態變量的參數以及各變量間的影響關系也可能是不穩定的。此時即存在著干擾變量,設干擾變量為,則經濟系統(4)-(5)相應成為:
存在干擾變量時調控的思路在于:一方面考慮系統狀態變量的變化,同時密切關注目標變量的實現情況,即目標變量的實際值與目標值之差( )。設目標變量的實際值與目標值之差為 ,,則
隨時間的累計量為:
此時調控策略在于實現政策變量為系統狀態變量 和目標變量 的線性反饋,即:
如果干擾變量是常向量,或者有明確的變化規律,那么在一定時間之后可以實現經濟系統的魯棒調控(robust control)②。但在實際經濟運行中,由于經濟運行態勢等的復雜多變,對于干擾變量很難預先和明確認定,因此調控策略(12)式一般也沒有顯式解。這樣就更加凸顯了貨幣政策動態調整優化的必要性,即根據狀態變量以及實際調控效果( )的變化情況審時度勢和靈活把握,努力增強貨幣政策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靈活性。
由于干擾變量的存在,在實際貨幣政策調控中,各國中央銀行一般都不會一次調控到位而是多次漸進調控,實行平滑操作(smoothing)。誠如Sack(1998)、Sack和Wieland(2000)所指出的,由于貨幣政策效應的不確定性、關鍵宏觀經濟變量存在測算誤差以及相關結構性變量的不確定性,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決策并不能保證都是正確的。利率平滑操作能夠使中央銀行觀察到每一次政策調整以后宏觀經濟變化的新情況,獲得更多的有關產出和通貨膨脹的新信息,在新的經濟運行信息集內決定政策調整的時機和幅度。
三、中國的實證研究
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確定以貨幣供應量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但貨幣供應量與價格水平之間的密切關系只是一種長期趨勢,短期內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其相關性總會存在一些波動。因此,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調控機制是動態的,即需要根據經濟運行的變化及時進行調整。從我國現實來看,每年政府或央行會根據對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率的預測確定一個大致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但由于實際經濟運行是動態變化的,因此中央銀行在實際操作中不可能完全拘泥于最初的目標設定,而是根據經濟運行的具體狀況以及最終目標的實現情況靈活調控。判斷貨幣供應量與最終目標以及其他狀態變量的動態關系,可以通過協整檢驗來驗證。對于狀態變量,可以選擇固定資產投資和工業增加值作為代表變量,最終目標變量為國內生產總值和通貨膨脹率。
(一)貨幣供應量 與相關狀態變量的協整關系檢驗
選取2000年1月―2008年9月期間的貨幣供應量 同比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同比累計增長率和工業增加值同比累計增長率的月度數據③。根據Engle和Granger(1987)的研究,檢驗因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等價于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是否是一個平穩序列。因此,可以先求出回歸方程,再通過ADF檢驗來分析殘差序列的平穩性,進而判斷因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是否存在。
首先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 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為:
(21.49)(7.49)
對上式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1:
檢驗結果顯示,殘差序列在1%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接受不存在單位根的結論,因此可以確定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檢驗結果表明,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 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長期存在比較穩定的關系,協整向量為(1,0.17)。
再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 與工業增加值增長率
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為:
(13.85) (3.37)
對上式的殘差序列 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2:
檢驗結果顯示,殘差序列在5%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接受不存在單位根的結論,因此可以認定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檢驗結果表明,貨幣供應量增長率 和工業增加值增長率 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向量為(1,0.21)。
(二)貨幣供應量與最終目標變量的協整關系
由圖3可見,自1995年以來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通貨膨脹水平(CPI)及經濟增長率(GDPV)之間存在著比較明顯的趨同關系。進一步,可以使用協整方法來檢驗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之間是否存在比較穩定的長期關系。ADF檢驗表明,三個序列都是I(1)序列,符合進行協整檢驗的條件。使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進行分析,結果如表3:
根據檢驗結果,跡檢驗認為有兩個協整向量,最大特征值檢驗認為有一個協整向量,這可能是由于協整方程的定義而導致的。但其結果都表明存在協整關系,即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通貨膨脹水平及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貨幣政策是一門實證性很強的科學,不同條件、不同環境下貨幣政策的性質、特點和作用不盡相同,經驗主義的分析方法對于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行是遠遠不夠的。所幸的是,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已經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越來越具有科學性,從最優貨幣政策的一般性原則,到利用模型對貨幣政策沖擊進行模擬,中央銀行家們對于貨幣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已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同時,我們也應充分認識到,盡管有了這些進步,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還遠非機械式的程序化工作。面對經濟運行態勢的復雜多變,中央銀行必須將一般性科學原則與具體決策實踐相結合,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采取靈活審慎的調控政策,實現貨幣政策的動態調整與優化。
自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行使中央銀行意義上的貨幣政策調控職能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便一直處于不斷摸索的過程當中。隨著我國貨幣政策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理性選擇、貨幣調控方式的間接化、貨幣調控手段的市場化、貨幣政策決策的前瞻化,以及與貨幣政策相關的制度建設和機制完善等等,都為我國貨幣政策決策的科學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同時,我國經濟、金融運行所發生的巨大變革,以及在開放條件下國外經濟、金融形勢的動蕩不定也不斷給我國的貨幣政策提出新的挑戰,諸如如何判斷現實經濟是冷是熱、怎樣才能既防通貨膨脹又不導致通貨緊縮等等,這些實際挑戰都不是一般性科學原則所能夠準確回答的問題,它仍主要依賴于我國政策決策者們的審時度勢和敏銳判斷。在當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之下,增強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應著重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強對經濟形勢的分析,準確判斷造成經濟波動的根源。經濟活動的波動是一種經常性狀態,面對這種波動,重要的是要判明造成沖擊的原因,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準確把握貨幣政策的尺度,對于何時降低利率,何時提高利率,何時實行政策的松緊搭配等必須做到心中有數。
第二,加強對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測。貨幣政策的效應具有滯后性,如果中央銀行等到已經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才采取行動,必然容易使經濟在過熱和衰退的循環中來回波動,加大經濟振幅。所以,央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過程中,不能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而是必須要具有前瞻性。
第三,通過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性,加強與公眾的有效交流與溝通,努力提高貨幣政策的預期引導效應。從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的實踐來看,由于經濟運行態勢復雜多變,通貨緊縮與通貨膨脹之間往往僅是“一線天”,不僅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有時也使得公眾難以形成穩定的預期,而公眾預期的不穩定本身就有可能成為經濟擾動的因素之一。在這種復雜的經濟運行態勢之下,如果中央銀行能夠較好地穩定和引導公眾預期,那么用小的政策變化就有望實現調控經濟運行的宏觀目標,同時也可以降低政策調整本身對市場的沖擊程度,減緩經濟波動,引導經濟運行平滑過渡到中央銀行所期望的狀態。
注:
①此節經濟控制論的內容具體可參閱張金水:《經濟控制論――動態經濟系統分析方法與應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12.
②參閱張金水:《經濟控制論――動態經濟系統分析方法與應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12.
③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和《中國經濟景氣月報》相關各期。其中每年一月份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根據工業增加值增長率按比例近似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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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投資與工業生產走勢都是高度正相關，即投資增長率高工業增長率也高，反之亦然。但今年以來的經濟形勢卻出現了十分顯著的反常變化，在投資增長率出現近3年來的峰值時，工業生產卻仍在低谷中波動，這種反常現象折射出的是什么信號，必須高度重視。
投資是對工業品的需求，投資的增長必然會帶來工業產出的高增長。如果投資增長而工業生產仍然低迷，就只能有一種解釋，即滿足投資增長的工業品供給來源。不是現行工業生產，而是工業庫存。
在2008年，前半年企業的投資活動面臨著巨大的宏觀貨幣緊縮，導致投資活動的資金鏈發生某種程度的斷裂，后半年則由于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對中國經濟活動產生顯著影響，生產經營活動大幅度下滑，企業盈利顯著減少，也影響了投資活動。所以，大量投資項目被停建、緩建，以前由投資商向工業企業發出的定單不能按期兌現，但工業企業已經按定單安排了生產，我們的工業產值統計又是按生產法進行的，即只要產品進了倉庫就可以報產值。所以，去年就已經可以觀察到產成品資金增長率超過工業增長率的情況。到去年底，未完工程量超過了20萬億元，其中，由于銀根過緊和企業盈利下滑所導致的工程項目停、緩建，應該不是一個小數目。
今年以來經濟運行中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貸款的大投放，以至于前4個月已經超過了全年計劃指標。貸款的投放就成了引起投資增長與工業生產增長曲線相分離的基本原因，即投資商由于銀根松動獲得了流動性，有能力向工業企業付款而獲得設備，進而完成投資項目，工業企業也可以在訂貨人沒有能力及時付款的時候，用商業票據到銀行貼現，這些情況反映到銀行貸款活動中，就發生了票據融資比重提高和中長期貸款比重提高的變化。由于投資需求對工業生產的拉動作用在以前已經實現，也已統計到以前的工業增長中，因此貸款投放雖然拉動了投資，卻不能拉動工業增長，這就是投資與工業增長曲線相分離的原因，也是前4個月短期貸款占全部貸款比重持續下降，以及M1/M2比率不斷下降的原因。
所以，投資高、工業低反映的經濟現象，就是用工業庫存所滿足的原有投資項目再加快竣工速度，這種情況也可以從鋼材價格持續走低的情況中得到印證。如果是有大量新開工項目上馬，由于新項目必須從土建工程起步，就會帶來對鋼材、水泥等建材產品需求的增長，進而拉高這些產品的價格。但從年初以來，伴隨著投資不斷走高的卻是鋼材價格持續低迷。
如果以上的分析正確，則就有以下三個有關宏觀調控的問題需要探討：
第一，以前的大量在建投資項目，是在以前的需求結構基礎上產生的，而以前的經濟結構已經導致了目前的嚴重生產過剩矛盾，這個矛盾在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出口增長嚴重受阻后，變得更加嚴重了。所以，雖然投資增長可以在短期內緩解需求不足矛盾，但當大量項目完工投產后，會進一步加重目前的生產過剩，使得經濟回升的基礎極不穩固。由此而言，說中國經濟已經徹底擺脫了下滑風險就沒有依據。
第二，到4月末新開工項目已經增長了90％以上，按理說應該帶動工業生產強勁回升，但是現在還沒有看到。在本輪經濟增長中，投資主體發生了巨大變化，非國有單位投資比重已經超過了70％，這些市場化主體是否會在經濟低迷時進行新一輪大規模投資呢?如果是否定的答案，新開工項目計劃投資額的高增長就很難轉變成實際投資額的高增長。
另一方面，目前新上的項目具有明顯的政府主導特征，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在短期內拿出這么多項目上馬，其中很大部分是在定“十一五”規劃盤子的時候由于產能過大或屬于“兩高一資”項目而被排除在外，現在拿出來建設除了可以一時間加大內需，在防止產能過剩和減少環境污染與資源浪費方面沒有任何好處。而且由于大量使用貸款，從長遠看還有帶來銀行不良資產的隱憂。因此，即便許多新上項目計劃投資額能順利轉變成實際投資，也不是一件讓人振奮的事情。
第三，如果貸款是導致形成投資高、工業低現象的變數，那么應當怎樣看目前貨幣政策的宏觀效果?從貸款高增長與各個經濟領域的運行態勢看，這些巨額貸款的主要流向首先是投資領域，其次是股市。因為投資與股市都隨貸款的高增長而持續走高，但是貸款顯然沒有流入現行工業生產領域。工業增長繼續低迷，主要表現為工業生產吸納的短期貸款4月份也出現了負增長，總額為786億元；貸款也沒有流入房地產領域，前4個月房地產投資僅增長了不到5％，是1998年以來的最低點；貸款顯然也沒有流入外向型經濟領域，前4個月出口增長率是-20.5％，工業出貨值是-14.3％；貸款也沒有提升消費，前4個月的消費增長比去年回落了6個百分點，其中4月份回落了7.2個百分點。
但也不能說貨幣政策沒有功勞。我個人看，目前宏觀政策中做得最好的就是貨幣政策，它通過刺激投資和舒緩企業間的資金鏈條，保住了中國經濟的基本活力。這和中醫治病有些類似，中醫的基本方針就是先保命再治病，命沒了什么好藥也不管用。對經濟而言，保住基本的經濟增長步伐就是命，過剩和通脹等問題都是病。所以，問題就是當使用巨大貨幣需求來保住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活力以后，應當選擇怎樣的治病方針來保持中國經濟的較高增長。
次債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宏觀調控中的最大問題，是把這場世界性危機看成是一場短期的并且對中國經濟影響較小的危機，但現在已明顯看出以前的判斷是有失誤的。根據最新數據，美國3月份的居民儲蓄率已經上升到4.3％，已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個百分點，并且已經有1.2％的優質客戶也開始拖欠房貸。自去年8月以來到今年3月末，美國的信用卡持有數量從4.5億張猛減到3.8億張，減少了6800萬張，其中有2000萬張是今年以來減少的，說明美國居民的消費收縮過程正在更加猛烈的展開。同時，伴隨著美國居民消費的萎縮，美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也陷入更大困境，根據穆迪公司最新數據，商場、辦公樓等商用地產，2006年購買的目前僅剩1／10的價值，2007年購買也僅剩1／5，這使得主要為商用地產提供貸款的400多家中小銀行陷入了困境，大約需要750億美元的注資額才能避免破產，也導致規模龐大的企業債券市場到期不能兌現。這些情況都說明，美國經濟還在向更深的危機泥潭滑落，遠沒有看到復蘇的曙光。
中國要用較長期的反危機措施來解決保增長的問題，這個措施就是城市化。中國在改革前后的30年中又都采取了限制城市化的政策，所以在中國的經濟增長結構中長期壓抑了一塊巨大的需求沒有釋放，這個需求大到兩、三百萬億元。如果能夠釋放出這個需求，中國什么危機都能夠輕松應付，可以使經濟增長進入到一個長期較快的穩定軌道。
【關鍵詞】 PICC;機械性靜脈炎;護理
Efficacy observation of yunnan white pouder and Red flower oil on the treatment of mechanical phlebitis caused by PICC
TENG Shu-ping, ZHONG Shu-ping, WANG Jian-ying, et al.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Fifth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519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yunnan white pouder and red flouoroil on the treatment of mechanical phlebitis caused by PICC. Methods Divide 38 m alignant hematological patients with mechanic phlebitis caused by PICC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use,yunnan white pouder and red flouoroil for experimental group, and mucopolysaccharide polysulfate cream for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of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 was observe.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100%, and control group was 68%.Conclusion The curative effect about Yun Nan Bai Yao and Zheng Hong Hua You for patients with mechanic phlebitis caused by PICC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 PICC;Mechanical phlebitis;Nursing
經外周靜脈插入中心靜脈導管(Pa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具有留置時間長、操作簡單、安全可靠等優點,為需要反復多次進行化療的腫瘤患者提供了可靠的靜脈輸液通道,減輕了患者的痛苦,提高了護理安全,同時也減輕了護士的工作壓力,在血液腫瘤化療中被廣泛使用。
但是,PICC術后可并發機械性靜脈炎,往往導致非預期拔管。本科自2002月10月至2008年6月共進行PICC穿刺置管475例,在導管留置過程中發生機械性靜脈炎38例。為保證導管的預期使用期限,避免非預期拔管,將38例患者隨
作者單位:519000廣東省珠海市中大五院血液科
機分為兩組進行治療,觀察組患者采用云南白藥進行局部敷涂、配合正紅花油外搽,對照組采用喜療妥藥膏局部敷涂,兩組療效比較,觀察組效果優于對照組,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擇38例PICC置管術后并發機械性靜脈炎的患者為研究對象,其中男21例,女17例;年齡最大72歲,最小的13歲;右側置管15例,左側置管23例;頭靜脈置管16例,正中靜脈置管11例,貴要靜脈置管12例;均采用美國巴德公司三向瓣膜式PICC導管,型號為4Fr,長度為60 cm,內徑0.85 mm。
38例患者均診斷為血液系統惡性腫瘤,長期進行化療,其中急性白血病29例,淋巴瘤7例,多發性骨髓瘤2例。38例患者均在留置PICC導管術后2~3 d,出現置管側上臂沿靜脈走向的條索狀紅、腫、熱、痛,上可至肩部,靜脈條索可達2~3 cm寬,上臂臂圍較基礎臂圍增加2~4 cm,疼痛較劇。無伴發熱,通過導管采血做血培養三次均為陰性。彩超提示血管內膜稍增厚,診斷為PICC術后機械性靜脈炎。按照靜脈炎分級標準:2級靜脈炎7例,3級靜脈炎15例,4級靜脈炎16例。
1.2 藥物 云南白藥為云南白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規格4 g/瓶,取出少量粉末用植物油調成糊狀備用。正紅花油為永隆南洋集團萬源藥業有限公司生產的中藥搽劑,規格20 ml / 瓶。喜療妥為DAIICHI SANKYO公司生產的白色軟膏,規格14 g/支。
1.3 方法
1.3.1 分組方法將38例分成觀察組19例和對照組19例。觀察組:年齡13~65歲,平均38歲;男9例,女10例;急性白血病15例,淋巴瘤4例;2級靜脈炎4例,3級靜脈炎6例,4級靜脈炎9例。對照組:年齡20~72歲,平均35歲;男12例,女7例;急性白血病14例,淋巴瘤3例,多發性骨髓瘤2例;2級靜脈炎4例,3級靜脈炎8例,4級靜脈炎7例。兩組靜脈炎分布比較,χ2=0.536,P=0.765,無統計學異常。
1.3.2 靜脈炎的分級標準 靜脈炎的診斷標準采用美國靜脈輸液護理學會靜脈炎程度的判斷標準[1],詳細內容見表1。
表1
靜脈炎的分級判斷標準
級別局部癥狀
疼痛紅腫靜脈條索
0級無無無
1級有或無發紅無
2級有發紅或腫脹靜脈有條索狀改變,未觸及硬結
3級有發紅或腫脹靜脈呈條索狀改變,可觸及硬結
4級有發紅或腫脹可觸摸到條索狀靜脈,長度大于1英寸
(2.54 cm),可觸及硬結
1.3.3 治療方法 觀察組:先用清水將患處清洗,然后用調制好的云南白藥沿靜脈炎血管走向進行涂抹,涂抹范圍應超過局部紅腫痛部位至少2~3 cm,晚上去掉外敷藥物,清水清洗后,外搽正紅花油,連續治療3~5 d。對照組:沿靜脈外涂喜療妥藥膏,厚度為3~5 mm,涂抹范圍超過局部紅腫部位至少2~3 cm,并輕輕按摩,每12 h進行一次,連續使用3~5 d。治療期間應將患肢抬高制動,可做握拳、松拳動作,避免過度活動。每日觀察靜脈炎局部紅腫、硬結、疼痛的轉歸情況,測量紅腫面積并記錄。
1.3.4 療效判斷標準 無效:局部疼痛無緩解或稍有緩解,皮膚紅腫無明顯變化。有效:痛感減輕,局部皮膚紅腫、硬結面積消退
1.3.5 統計學方法 用SPSS軟件11.0進行分析,靜脈炎分布比較用卡方秩和檢驗。
2 結果
兩組療效比較見表2。
表2
兩組療效比較(例)
組別 n治愈 有效 無效總有效率%
觀察組191630 100
對照組 194 9668
3 討論
血液腫瘤患者因長期化療,多伴有血小板減少,不便于多次靜脈穿刺給藥,應用PICC是很好的選擇。盡管PICC有許多優點,但術后易發生機械性靜脈炎,有報道其發生率達2.6%~9.7%[2],本科患者PICC術后并發機械性靜脈炎的發生率為8%。PICC術后機械性靜脈炎屬于急性無菌性炎癥,與穿刺鞘、導管對血管內膜、靜脈瓣的機械性損傷,以及導管反復刺激引發靜脈壁發生炎癥反應有關。若不能及時控制將可能導致拔管而影響患者的后續治療,文獻推薦的治療方法有喜療妥敷涂、硫酸鎂持續濕敷、海普林軟膏涂搽聯合TDP理療、中藥金黃散外敷、濕潤燒傷膏外敷等[3][4][5][6],但起效快、療效好的方法并不多。云南白藥加植物油進行局部外敷,配合正紅花油外擦,治療PICC術后機械性靜脈炎,與喜療妥對比,療效更為顯著。
中醫認為靜脈炎是由于熱、淤、毒、痰互結,阻于脈絡所致,治療當清熱、活血、化痰、行淤。云南白藥是治療出血及淤血腫痛的良藥,具有縮短凝血時間、止血、止痛等功效,還具有消腫止痛、消炎的功效,減少局部炎癥的發生[7];正紅花油功效祛風止痛,用于跌打損傷等,改善循環,有利于細胞再生和組織修復[8];兩者在用于機械性靜脈炎的治療上均有較好的效果[8] [9]。采用云南白藥加植物油進行局部敷涂,配合夜間正紅花油外搽,治療PICC術后機械性靜脈炎,能夠迅速改善局部循環,起到止痛、消腫、消除局部炎癥的作用。該方法在PICC術后出現機械性靜脈炎時使用,顯效快、舒適、方便、療效好,且價格低廉,值得在臨床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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