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5 11:18:4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兒科重癥醫學，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小兒腎病綜合征是腎系疾病中發病率占第二位的病癥［1］，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病情較為復雜，若講授方法不當，學生便會有很多困惑。就現代醫學來說，其對腎病綜合征的治療有其局限性，而中醫能明顯地發揮其特色優勢，加強腎病綜合征的教學尤為必要。筆者結合自己的體會探討如下。
1 啟發式教學
目前，大學教學方法逐漸趨向于倡導以啟發式代替注入式的教學，由教給學生知識向教會學生學習方法轉變，強調學生學習的綜合思維能力的培養。就中醫兒科學腎病綜合征教學而言，學生已具備了一定的中醫基礎理論，中醫內科學知識，腎病綜合征就是要運用已學的這些知識分析辨治。這一綜合分析思維過程就需要教師不失時機地引導啟發式［2］教學為主，從腎的生理功能和病理改變來引出本病，幫助學生由已知內容自主得出未知內容，或將其思路一步步引導到腎系疾病中來，使其印象深刻。
2 中西醫結合教學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兒童的醫療保健需求越來越高，特別是獨生子女，倍受寵愛，家長求愈心切，需要臨床醫生對疾病的治療有多種手段，面對這種社會需求，除了傳授中醫傳統知識外，還應輸送先進的現代醫學診療方法。因此，在腎病綜合征的授課過程中，在病名和病因的中西相對，或是治療的取長補短方面，中西醫結合教學都體現了臨床的需要，使學生的知識更能接近臨床。如水腫病，陽水相當于西醫急性腎小球腎炎，而陰水相當于西醫腎病綜合征；治療方面除講授驅邪、補虛、利水，還結合西醫講授抗感染、應用激素等常規療法。只要是西醫常規而有效的療法，均應向學生介紹，而西醫療效欠佳的則重點講授中醫的辨證治療。這種教學方法，有利于學生正確地認識中西醫兩套理論體系間的內在聯系和互為利用，互為補充，促進中西醫的融會貫通。
3 多媒體課件
多媒體［3］課件的好處不僅節省了大量的板書時間，更重要的是其內容更加豐富，使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接收更多的信息，內容豐富，印象深刻。課件中可以加入豐富的圖片信息，通過圖片，學生對陰水、陽水病人的表現比單純的文字描述有更真切的看法，對于沒有走上臨床的醫學生來說，病人照片產生的印象比文字更深刻。從某種程度上講，多媒體教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醫學生臨床實踐難的問題，使其在進入臨床實習前對疾病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4 病案分析法
通過病案［4］的介紹，可以使某一疾病的多個知識點圍繞該病例系統起來，既是對疾病的總復習，又能培養學生面對疾病時的思維能力，具有一舉兩得的功效［5］。如對腎病綜合征的教學，我們借助病例，將課本上的基本知識作簡明扼要的高度概括，把腎病綜合征常見的中醫辨證分型與病因病機、治則、方藥結合起來，一線貫通，避免重復，節省時間，提高講課的時效性，使學生對小兒腎病綜合征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學生在看到病例后，自動找尋有關腎病綜合征表現的癥狀，找到一個記住一個，確實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學生弄清中醫癥狀和西醫疾病的關聯，學會全方位思維分析判斷病、證、癥。通過案例教學不僅學到了現代醫學相關疾病的診斷思路和方法，也加深了中醫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的辨證論治精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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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藥物中毒是指阿片類藥物、巴比妥類藥物、安定類藥物、氨茶堿等進入人體引發的中毒情況, 患者病情進展快, 如果搶救不及時則很快將死亡。從臨床實際來看, 小兒發生急性藥物中毒的例子并不少見, 因而臨床醫護人員應重視急性藥物中毒患兒的搶救工作, 包括治療和護理。血液灌流是拯救急性藥物中毒患者的重要方式, 在臨床中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本次研究對行床旁血液灌流治療的急性藥物中毒患兒的臨床護理做了探討, 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次研究所選病例均為我院于201 3 年6 月至201 5 年6 月收治的急性藥物中毒患兒, 共印例。所有患兒均采用床旁血液灌流進行治療。其中, 男患兒34 例, 女患兒26例; 年齡2 口3 歲, 平均年齡( .5 2 1士1.34 ) 歲; 發病至就診時間3 哄小時, 平均( .3 52士.0 4 ) 小時。藥物中毒原因: 有機磷農藥中毒19 例, 安定類藥物中毒2 例, 卡馬西平中毒巧例,其他藥物中毒4 例。所有患兒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呼吸抑制、頭痛、惡心、嘔吐等癥狀, 并在經過尿檢和胃基礎胃酸分泌量測定、膽堿醋酶檢查之后確診為急性藥物中毒。
1.2 護理方法。
所有患兒均采用床旁血液灌流進行搶救治療,同時, 在治療的過程中給予患兒相應的急救護理: 第一, 建立l}部寸血管通路。采用動脈直接穿刺法為患兒建立血管通路但是,考慮到患兒可能躁動、不合作, 所以護理人員應使用約束帶將患兒穿刺側的前臂、手掌等部位約束起來, 限制其活動。同時,為防止穿刺針滑脫, 護理人員應使用彈力繃帶將穿刺針的針翼固定住。在灌流結束之后將穿刺針拔出, 并對穿刺點進行壓迫止血海半小時放松壓迫一次,直至不出血 。第二灌流器護理。在灌流之前先將灌流器靜脈端向上, 之后再啟動血泵, 以每分鐘5-0 100側的速度預沖30 00側生理鹽水。沖洗5 分鐘之后再以每分鐘10 側的速度將肝素生理鹽水注入灌流器和體外管路中, 并保持動脈端線上, 從而使灌流器充分肝素化。在沖洗過程中, 護理人員可用手輕拍灌流器, 從而將其中的氣泡和微粒徹底清除。第三, 血液灌流綜合征的護理。如果患兒在灌流開始30 分鐘內出現了躁動、寒戰、血壓下降等情況, 則首先考慮血液灌流綜合征的可能。對此, 護理人員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實施護理:
①給患兒保溫;
② 靜脈滴注地塞米松, 并將血流量流速調低至每分鐘30 側;
③輸入10 耐生理鹽水。等到患兒的癥狀緩解之后將血流量恢復至原來的數值。第四, 凝血護理。凝血會大大降低灌流效果, 甚至會使患者不得不終止灌流團。因此,預防凝血的發生非常重要。對此, 護理人員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預防:
①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操作, 從而保證灌流器充分肝素化。
② 灌流過程中定期監測A C 丁給患兒靜脈輸注肝素,等待10 分鐘, 患者全身肝素化之后再開始進行血液灌流。灌流期間根據A -CI 結果追加肝素, 并在灌流結束前半小時內停用肝素。
③必要時給予患兒魚精蛋白中和肝素。
④如果患者有凝血傾向, 則在灌流過程中使用生理鹽水快速沖洗。第五, 血液灌流報警的處理開始前調節合理安全的報警線, 灌流過程中如出現報警立即采取相應措施解除報警。第六, 監測生命體征。在灌流治療過程中, 護理人員應密切觀察患兒的呼吸、有創血壓、心率等情況, 給予患者吸氧治療 。如果發現患者血壓下降, 則應及時降低血流速度, 并協助患兒取頭低腳高位。如果血壓下降是因藥物中毒所致, 則應在灌流治療的基礎上靜脈滴注升壓藥。
第六, 致熱反應的護理。為預防致熱、寒戰等癥狀,護理人員應在灌流治療開始前預防性靜脈滴注地塞米松。第七,灌流結束后的護理。在血液灌流結束后需進行回血。然而生理鹽水回血可能導致毒物、吸附劑解離, 從而再次進入血液中,所以護理人員應在灌流結束后用空氣回血, 但是回血過程中也應注意防止氣體進入血管導致空氣栓塞。
2 結果
本次研究中, 經過床旁血液灌流與急救護理,60 例患者中有1 例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另外59 例患兒搶救成功并痊愈出院。
3 討論
1 對象與方法
研究對象與方法 研究對象為濰坊護理職業學院護理專業三年制中專一、二班的學生，共82人。在征得學生同意的情況下，隨機選取一班（40人）作為實驗組，采用循證醫學教學；二班（42人）作為對照組，仍采用傳統教學。兩組教學課時、內容、進度同步進行。
課程及教材 兩組學時和內容均按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要求安排，選用全國中等衛生職業教育衛生部“十一五”規劃教材第2版《兒科護理》作為授課教材。
教學過程
1）循證醫學教學法。實驗組采取循證醫學理念，充分利用醫院和學校教學資源，討論分析臨床典型案例，應用圖書館資源查找證據，評價證據，應用證據。具體采取以下步驟：
①授課教師提前一周以多媒體的形式提前讓學生認識、認知、認同循證醫學教學法，更新學生受教育觀念；
②針對兒科護理過程的疑難病案提出有關該疾病病因、診斷、治療、預后等需要解決的問題，將學生分為5組，將事先準備好的病案發給每個組的學生；
③每個小組針對自己的病案，利用圖書館和網絡信息等渠道收集相關證據資料，并根據臨床流行病學和循證醫學評價文獻的標準評價收集的證據信息的真實性；
④小組內進行歸納總結，結合證據提出具體結論和解決臨床問題的方案；
⑤正式上課時，每個小組在課堂上針對自己的病例進行講授，同時其他小組可以提出問題，并可以提出建議；
⑥最后教師加以總結，簡短地從專業的角度對每個問題的知識點加以重點強化，擴展和補充，解決學生遺留的問題。
2）傳統教學法。采取以教師、課堂、書本為中心的灌輸式教學，教師根據教學大綱要求，制作課件進行課堂講授。
評價方法 傳統考核方式注重理論知識要點的掌握，忽視對所學知識的靈活應用，最終導致頭腦僵化，不能創新，嚴重影響和阻礙了創新性醫護人才的培養。新的評價指標從客觀性和主觀性兩個方面對效果進行評價，更注重學生對實際病例的分析能力、文獻檢索和證據評價的能力。
1）理論考試。全部課程結束后，期末進行閉卷考試。題型主要分為兩部分：客觀性試題（選擇、判斷、名詞解釋）占50%，主要考核學生對兒科護理學基本概念、理論知識的理解和掌握；主觀性試題（簡答題、論述題、案例分析題）占50%，測試學生理解、綜合分析判斷及應用的能力。
2）學生評價。問卷調查通過無記名方式在實驗組中進行，由滿意度、學習興趣、能力提高、臨床思維的培養等方面組成，征求每位學生的意見和建議。每項內容均采用ABC三級進行評價。
3）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18.0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統計學處理按照兩樣本均數比較的t檢驗方法進行。
2 結果
理論考試 實驗組學生客觀性試題考試成績與對照組成績差別沒有統計學意義（P>0.05），尚不能認為兩組學生在基礎理論的掌握上有差別。主觀性試題及平均成績兩組學生成績有顯著性差異（P
學生評價 問卷調查結果，大部分實驗組學生對循證醫學教學法給予了肯定，認為循證醫學教學法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助于培養證據檢索和評價能力及臨床思維的能力。結果見表2。
3 討論
兒科護理學與醫學專業學生熟悉的其他醫學課程有很大不同，知識覆蓋面較廣，理論性較強。兒科患者年齡小、發病急、病情變化快，患兒往往不能自訴病情，不能很好地配合體格檢查，以致影響疾病的治療和護理。故兒科護理學的臨床教學有其自身的系統性和特殊性，更迫切需要改進教學模式。傳統教學模式下盡管教師和學生都很努力，但實際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且長期的死記硬背導致學生的分析推理能力差，其創新意識受到抑制；與傳統教學模式不同，循證醫學模式教學強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即“反客為主”，教師的主要任務是引導學生去主動學習而不僅僅向學生傳授知識，即“變教為導”。
在兒科護理教學中引入循證醫學的思想，進行教學模式的初步探索。通過統計分析發現，采用循證醫學法教學組的基礎理論成績與對照組無差異，可能的原因是通過努力記憶，基礎理論知識易于掌握，教學方法的變革對基礎理論的掌握影響不大。循證醫學法教學組在主觀題上成績顯著高于傳統組，可能的原因是循證醫學教學法可幫助學生改變學習方法，提高學習興趣，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提高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強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及對疾病的應對處理能力；而對照組缺乏自己分析、思考問題的鍛煉，應對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則相對較差。
通過對兩組學生運用不同教學方法教學所取得的不同效果的比較來看，循證醫學教學法優于傳統教學法，是一種極具發展潛力的新型教學模式，對現代醫學教育將產生巨大的推進作用，循證醫學取代傳統的經驗醫學是兒科護理教學模式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循證醫學教學模式在中國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在實際應用中也存在不足之處：1）按照循證醫學的步驟和方法進行實踐訓練占用了學生太多的時間；2）學校圖書館信息資源缺乏；3）教學要求教師具備較高技能，且花費時間很多；4）循證醫學教學法需要學生掌握熟練的英文閱讀和數據庫檢索能力；5）遠期的教學效果不清楚。針對這些新問題，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不斷完善教學模式，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臨床技能，為培養具有創新性、高能力、高素質的兒科醫護人員做好準備工作。
參考文獻
關鍵詞：循證醫學；先天性巨結腸；小兒；臨床教學
循證醫學理論之風已刮遍整個國內醫學教育界，為進一步探索出更有效的臨床教學改革方法，我們將循證醫學理論引入了小兒先天性巨結腸的臨床帶教課程設計中，旨在促進醫學教育觀念的進一步更新，提高醫學生各項綜合素質，從而培養出更多有創造力的創新人才。
1 在小兒先天性巨結腸臨床帶教課程設計中引入循證醫學的意義
1.1循證醫學理念與小兒先天性巨結腸臨床帶教課程的設計目的一致
小兒先天性巨結腸的臨床課程是一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課程，同時也是在臨床實踐基礎上深入理解醫學理論的課程。這個課程開設的意義決定了臨床帶教課程設計必須要加強學生的相關醫學理論知識的同時也要注重對其創新思維、科研素質等的培養，以為下一步深入臨床實踐打下堅實基礎。而循證醫學，其實質在于讓學生主動參與、提出問題、分析并解決問題，在學生主動參與提高其學習積極性的同時也促進教學互動、教學相長。循證醫學以問題為中心，通過循證、評價并決策的思維步驟進行啟發式教學，不僅注重對學生臨床經驗、理論知識的傳授，更注重對其思考并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在學生主動解決問題的學習過程中有效地培養學生的科學務實求真的科研作風、醫德醫風。循證醫學的這些思想與小兒先天性巨結腸臨床帶教課程的設計目的一致，因而將其引入到具體臨床帶教中具有重要意義。
1.2 引入循證醫學理論是繼續教育的需要
循證醫學理念實質上即一個不斷自我學習和提高的過程，是繼續醫學教育并不斷完善和更新醫學知識的需要。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發展，醫學也從經驗醫學模式不斷發展為生物社會醫學模式，自覺運用循證醫學的理念和方法[1]是社會不斷發展向高質量的醫療服務、高素質的醫學人才提出的最迫切的要求，因而只有真正掌握以問題為中心的循證醫學理念、循證技巧及方法，醫務工作者及醫學生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終身學習者，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
2 循證醫學理論在小兒先天性巨結腸臨床帶教課程設計中的具體應用
2.1 開設循證醫學課程，使學生接受和建立循證醫學理念
筆者認為在進行具體實踐之前，完全有必要向醫學生開設循證醫學這門課程。通過這個課程，讓醫學生在接受傳統醫學教育的同時，對經驗醫學能從批判的角度進行思考。而且，循證醫學課程能讓醫學生從復雜瑣碎的實踐問題中理出正確的頭緒并在有限的時間、精力中抓住最新最有價值的信息，更新知識并有效利用這些信息進行正確適宜的判斷[2]。
2.2 進行小兒先天性巨結腸案例式教學
在小兒先天性巨結腸的臨床帶教課程中，筆者提倡進行小兒先天性巨結腸案例式教學。
通過具體的案例學習和討論，學生能具體進行以問題為基礎的主動性自我教育的學習，并在理論聯系實踐學習和鞏固先天性巨結腸醫學知識的同時潛移默化地形成和培養了自己的循證思維方式，具體開展包括對案例病史、體征等進行分析，并提高關于疾病的診斷、治療、預后、預防等相關方面待解決問題，再針對提出的問題進行文獻檢索，根據檢索到的相關文獻證據進行真實性、臨床價值等評價，并在整個過程中充分運用相關證據、臨床知識、病人選擇進行醫療決策的選擇，從而充分認識到科學評價的實踐效果及效益[3]。筆者認為在臨床具體案例的學習和探討中，學生的閱讀習慣、邏輯思維能得到極大的改善，學生的計算機檢索能力也能得到極大的提高，在這個教學過程中知識的傳播不再是教師的口口相授，而成為了一個學生主動學習和探索的目標和方向，學生主動吸收、主動尋求并掌握最科學有用的知識，從而優化了學習。
2.3 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努力提高醫學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水平和綜合素質
循證醫學涉及文獻檢索、統計學、醫學專業英語、計算機等各個學科，這就要求進行循證醫學課程教導的教師不僅需有高水平的專業水平，而且還需熟練掌握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并能熟練應用。因此必須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努力提高醫學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水平和綜合素質。
3 結語
循證醫學教育能有效的培養學生的循證思維、自主學習能力、創新思維及創新能力。循證醫學教育與臨床實踐結合并有效指導臨床實踐，將是未來醫學教育發展的方向。然而，將循證醫學理論具體應用到小兒先天性巨結腸臨床帶教課程設計中，只是循證醫學與臨床實踐結合的一個案例，而目前，我國的循證醫學理論、實踐研究還剛剛起步，將其引入臨床帶教課程并有效結合，也只是醫學教育改革的開始。要真正意義上將循證醫學理念與臨床實踐的有機結合還任重而道遠，還有賴于我們對醫學教育模式的不斷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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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Children with Hirschsprung’s Disease Clinical Teaching Course Design
3年后，中美兩國圍繞知識產權再生爭端，并又在美國規定的談判最后期限即1995年2月26日，達成了《中美知識產權磋商協議》，結束了第二次中美知識產權的爭端。
仿佛是在重演。但是中美兩國的貿易關系隨著歷史的不斷改善。中美兩國第一次知識產權爭端是圍繞著“立法”問題，這次爭端是圍繞著“執法”問題。兩次爭端的中心問題不同，但都是通過談判協調來解決，反映了在國際形勢從“冷戰”轉為“冷和平時代”的情況下，全球走向一體化，各國科技經濟既存在相互依存，又存在相互競爭的關系，一切國際爭端都可以通過談判協調來解決，可以避免彼此間采取貿易制裁和其它形式的制裁行為。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產生的第二次中美知識產權爭端又結束了，但給我們留下眾多啟迪。
一、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國民意識亟待提高
我國改革開放實行已經15年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已初成體系。我國在1983年實施了商標法，1985年實施專利法，1991年實行著作權法，在短短的10年中頒布了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三大法規，完成資本主義國家花費幾百年做完的工作。同時，我國在1989年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1984年加入了“保護產權巴黎條約”，1989年加入“關于商標注冊的馬德里協定”，也初步實現了同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接軌。另外，我國最近又制定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規，采取了通過法制管理、行政管理知識產權管理協調機構的三種管理形式來增強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取得相當有效的作用。
盡管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制度和執法制度以跨世紀的速度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國民意識卻未能同步發展，而呈現滯后發展的現象，同發達國家相比還呈現較大的差距。知識產權保護的國民意識是由歷史傳統、文化水平和科技經濟的發展水平所決定的。
1．從歷史傳統來說，雖然我國具有長達數千年的悠久文化和歷史，擁有世界“四大發明”等古代的先進技術。但是長期以來，卻沒有產生和形成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許多發明創造或是通過“祖傳秘方”“世襲”沿襲下來，或是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或是大公無私地奉獻給世界各國，始終未能形成激勵創造發明的競爭機制。雖然到廿世紀初期在我國曾經出現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萌芽，但是直到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才逐步建立起來。這種歷史傳統，而然地在國民意識中長期呈現知識產權保護的思想空白。因此，一旦從政府立法制度上完成我國這個跨世紀的進程，但是國民在知識產權保護的觀念上卻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不僅需要有一個認識和教育的過程，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轉變過程。
2．從文化教育來說，我國解放以來長期灌輸一種“技術公有”、“知識共享”的思想，從小學到大學都沒有將“知識作為有價值的商品”的觀念加以教育，幾十年來都接受了無償使用他人的技術發明，無償使用科研成果的作法。直到我國實行主義市場經濟以后，技術作為商品、知識作為有價值的資本財富，才逐步地為社會各界所接受。但是對于政府制定的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法規和條例，由于缺乏廣泛深入地宣傳和教育，廣大群眾尚不能具備應有的國民意識，不能積極主動地保護本國或外國的知識產權。例如在改革開放中，我國部分領導和技術人員，為了引進外資和技術，在接待外賓來訪和進行外事談判中，不自覺地泄露了我國傳統產品的技術給外方人員，使我國的景泰藍、宣紙、唐三彩等傳統產品技術流入國外，造成在國際市場中我國這些產品面臨強有力地競爭對手；另外我國許多名牌產品出口到國外，由于商標保護意識不強，被國外當地商人搶先注冊商標，了我國這些名牌產品的繼續出口。同樣，我國部分地區企業也在國內仿制外國的產品，造成對外國知識產權侵權的現象屢見不鮮地發生。
3．從和水平來說，我國作為發展家，經濟和科技水平同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的差距。1993年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2600多元（合310美元左右），而美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卻達到2．4萬多美元。發達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70％部分是依靠科技進步來實現的，而我國卻只有20％左右是依靠科技進步來實現的。顯然我國在改革開放10多年中技術取得了巨大發展，但是我國總體科技實力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我國公眾的科學水平也比較低。按照有關公眾科學素養衡量標準的指標體系，具備理解科學知識、理解科學過程、理解科學技術對的等3個條件，則被認為是具備科學素養的公眾。中美兩國的有關數據可見下表。
中美公眾科學素養衡量指標比較 中國（1992） 美國（1990）
理解科學知識 30．1％ 35．7％
理解科學過程 236％ 13．3％
理解科技的社會影響 1．9％ 26．4％
具備科學素養的公眾 0．3％ 6．9％
在高技術產業方面，我國同發達國家的水平也相距甚遠。據統計，我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只占我國外貿出口的5％左右，1993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46．8億美元，進口159．1億美元，進出口逆差達112．3億美元，占全國進出口商品逆差的92．2％。我國外貿出口總體商品的結構，也表現出技術含量高的商品出口比例低，隨著國際市場上技術商品的比重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國的外貿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份額就不容樂觀。
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低技術含量的商品競爭不過高技術含量的商品，一些地方和為了本地方和本企業的利益，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忽視國家的，不顧國家整體經濟利益，防止和假冒國內外的名牌產品，特別是高技術、高投入的商品，損害了國內外廠商的利益，輕則引起國內外的民事糾紛，重則引起國際關系的摩擦，兩種情況均給國家、地方和企業帶來了嚴重的經濟損失，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引起了政府和國民的重視，告誡我們務必加快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國民意識，適應國際發展需要。
二、科技發展不斷更新知識產權保護對象和形式
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從第一次產業革命以來，伴隨著世界化的進程，在商品貿易特別是技術貿易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發展和完善起來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和《保護文學作品伯爾尼公約》奠定了傳統產業革命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其保護對象主要為機械、化學發明與文學藝術著作。專利權、商標權、版權等保護形式能夠較好地適應這一時期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
本世紀中葉以來，隨著新技術革命的興起，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新材料技術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迅速走向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例如60年代末，美國IBM公司率先使機軟件這種新型的知識產品在世界上走上獨占銷售道路；70年代后，半導體芯片在美國商業化，并進入世界貿易的行列；而生物技術的發展，使其在醫藥，食品、農業等領域得到廣泛，高新技術領域已成為國際間技術競爭的熱點，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水平成為衡量一國科技經濟實力的重要標準，高新技術產品是占領國際貿易市場份額的重要競爭力量。正因為高新技術競爭的激烈以及在國際貿易中地位日益重要，有關這個領域的知識產權國際糾紛層出不窮，沖突的激烈勝過以往任何時期，表現出與傳統領域顯著不同的特點。這是由于：
1．這些領域智力勞動創造出知識高度密集型產品，如一枚數毫米的半導體芯片上可集成數十萬個元件，使用的原材料只占整個生產成本的1％左右。計算機軟件的價值與其有形載體軟盤、磁帶等關系也不大，但它們的開發都要耗費大量的心血，如半導體集成電路的開發涉及新的工藝技術和復雜的設備，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巨額資金；新材料產品可靠性檢驗，要花費龐大的費用，需要較大的試用時間；計算機軟件開發凝聚著發明者嘔心瀝血的智力勞動等；激光唱盤和電影制片的載體材料雖然并不昂貴，但是灌輸唱盤和拍攝電影過程中卻要付出巨大的資金投入和高級編導、演員的無價的文藝創作勞動。
2．與開發成本不斷上升，風險不斷增加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新技術領域的產品一旦投入市場，仿制、復制卻相當便利且成本低廉。任何有相當技術背景的人都可以用很少的時間和資金復制出集成電路芯片、機軟件、激光唱盤、電影制片和原版書籍期刊、醫藥品等。正因為如此，在國際貿易中，上述高新技術及其產品的仿制、侵權屢見不鮮，一旦這類現象發生，投資者和發明者在這個領域的損失又是傳統領域所不能相比的。例如，據美國官方估計，僅由于計算機軟件的盜版復制，就給美國每年造成5億美元的損失；而據歐洲電腦軟件出版協會（SPA）統計報告顯示，歐洲15國使用盜版軟件的情況嚴重，每年因此損失大約10億美元以上；美國指責南方29家工廠每年生產7500萬張盜版激光唱版，使美國每年蒙受8億美元的損失。
高新技術領域由有關知識產權的摩擦在作為競爭對手的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日益富有競爭力的新興化國家（地區）之間表現特別激烈。對高新技術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意味著保護技術開發國的世界市場和國家利益，保護開發者在世界技術競爭中的領先地位。而這個領域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也將促進技術開發者與、公眾者之間的利益協調，有利于投資者信心的增強，從而加速高新技術的國際間轉移，推進全球技術的。
高新技術領域的迅速發展，使世界產業結構、貿易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生產力的突破性發展使人們從思維到社會生活諸方面都產生一系列突破舊傳統的變化，也給知識產權保護帶來新課題，對高新技術新領域、新產品給予某種新形式的知識產權保護的觀念，已經為越來越多國家所接受。但是高新技術發展帶來的生產力的突破性發展，并沒有給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家的國民意識帶來跳躍性的思維變化。受到傳統觀念的約束，阻礙了他們對新技術革命中的新技術、新發明、新產品的知識產權給予保護的認識，從而跟不上本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步伐和世界知識產權保護立法的進程，出現與知識產權保護國際準則相悖的行為和作法，更談不上具備主動性地和前瞻性地預測下一階段時間，隨著世界科學技術發展而涌現出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新對象、新形式，這是一種觀念滯后的效應。無論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種觀念滯后效應都或大或小的存在，而總體水平發達的國家的觀念滯后效應則顯得相應小些。
三、引進技術不能成為本國的知識產權
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今天，無論是發達國家要處于科技領先地位還是發展中國家要趕上世界科技發展水平，都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是依靠本國的自主科研與開發，二是引進外國先進發達的科學技術。對于發展中國家，技術引進是節省本國研究開發資金和時間，在短期內縮小同發達國家科技差距的重要手段。我國自1978年至1990年的13年間，引進先進技術設備17000多項，使用外匯360億美元。1991年技術引進359項，金額34．6億美元；1992年經審批的技術引進合同502項，合同金額為65．9億美元；1993年經審批的技術引進合同493項，合同金額為61．1億美元。我國技術引進的方式可以分為以下幾類：成套設備引進、關鍵設備引進、技術許可引進、合資生產引進、合作生產引進和技術服務引進等。長期以來，我國引進技術的主要方式是以進口成套設備生產線和關鍵設備為主，引進軟件技術為輔；以引進為主，缺乏科研設計和生產單位聯合引進；近來又為了吸引外資而以合資、合作生產引進技術居多。例如我國在化肥工業、電視機制造業、汽車制造業、電冰箱、洗衣機、空調生產及食品飲料生產、激光唱盤生產等大量重復引進外國的生產線，這些生產線中的成套設備雖然對我國而言尚屬于先進設備，但在技術母國而言，已經是處于下降階段的技術設備，因為技術母國絕不會將剛剛研制開發且處于上升階段的科技轉讓他人，為自己樹立起市場和商品的競爭對手，而只是希望延長那些已經處于下降階段技術的商業生命周期和市場效益，將其轉移到綜合科技水平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在發達國家以各種形式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時，出現的一些越來越引起我們的嚴重關注。這些問題表現為：
1．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并不能擁有外國的知識產權。當先進技術主權國家向技術接受方國家轉讓技術時，并沒有將知識產權（專利、技術訣竅、商業秘密、商標等）給予完全轉讓，被轉讓的技術和設備的原配件還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依靠轉讓方的技術服務和配套生產，技術接受方國家并不能擁有轉讓國的知識產權。例如我國引進的化肥、石油化工、電視機、汽車、電冰箱、飲料、激光唱盤等生產線，都是由于對引進的技術不能實現國產化而重復引進。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本國的設計能力弱、生產制造水平低、原材料質量差，不能實現創新改造；另一方面則主要是并未擁有外國的知識產權，許多關鍵技術、專利、商業秘密不能得到，導致不允許仿制，而只能重復引進。例如我國引進的可口可樂、雪碧等飲料生產線，就根本無法擁有其外國的商業秘密（配方）和商標；另外前幾年我國引進日本許多條彩電生產線技術，但其中有的專利是屬于美國的，致使我國生產出的彩電出口到美國和西歐時，就造成對美國公司的侵權等。如此種種，不勝枚舉。
2．為了吸引外資和引進技術而損失本國的知識產權。近幾年我國在吸引外資和引進技術中出現一種不良傾向，就是只要吸引外資和獲取效益，而不惜以損失本國的知識產權（如商標、專利）和產品市場為代價。尤其是在汽車、電冰箱、化妝品、飲料等產業，為了吸引外資、引進技術、合作生產，不惜“改名換姓”，摘下本國的商標，而使用外國的商標，什么“大眾”、“奧迪”、“夏利”、“標致”、“依維柯”等外國商標的汽車到處可見到在國內大街上“奔馳”，而我國原有的“紅旗”、“上海”、“解放”、“躍進”等等商標的國產汽車消聲匿跡。上海“美加凈”產品在與外方合資后，其商標被外方以300萬元買斷，豈料改用商標后，廠方僅在第一年就損失了300萬元。這種作法，不僅損失了本的聲譽，嚴重地是以我國的知識產權和民族作為代價，長此以往，的自主技術和民族工業還要不要？南京“熊貓”無線電集團公司就弘揚了民族精神，寧可不與外商合資生產，也不愿更換該公司無線電產品的“熊貓”牌商標。
3．引進技術是為了提高本國的技術水平和產品結構，而不是為了暫時的經濟利益而侵犯別國的知識產權。近幾年我國南方29個廠家引進了許多條激光唱盤生產線。由于在文藝創作著作權、技術制作水平和原材料生產的種種制約因素，這些生產線不能生產擁有本國著作權的激光唱盤，而被國內外的一些不法廠商，為了暫時的經濟效益而復制生產侵犯外國知識產權的激光影視、唱盤，侵害了外國公司的經濟利益，引起了知識產權所有國的指責，成為中美兩國知識產權的新一次爭端導火線。為了維護我國的聲譽，保護知識產權者的利益，我國政府不得不下令查除和關閉這些生產激光唱盤的盜版的工廠，以杜絕這類現象再次發生。
4．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同時，要注重保護本國的幼稚工業及其產品。隨著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和生物技術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的發展，我國同發達國家在這些領域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們在引進這些高新技術及其產品時，要注重保護本國的這些高新技術產業及其產品市場。但是最近有一項統計反映的情況值得引起我國各界的重視。該統計表明，國外生產的許多高新技術產品幾乎壟斷了國內市場或占據國內市場的50—80％的份額：外國產傳真機和攝像機分別占98％和99％，移動電話機占80％（主要是摩托羅拉公司和瑞信公司產品），大中小型機占75％，微型計算機占60％，錄象機占60％，元件占70％，轎車占70％，機床占63％，局用數字程控交換機占50％。這些嚴峻的數據給我敲響了警鐘。
我國的對外開放度在不斷擴大，并不等于我國技術的發展對外依存度越來越大，而是應通過對外開放，通過引進技術、引進外資和各種形式的合作，、了解和借鑒外國先進和發達的東西，運用外國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促進發展本國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開發本國的知識產權及其產業。否則我國廣大的市場就會在引進外資、技術，尋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的情況下，舍棄本國產品的商標，在本國生產和使用外國商標的產品，出現萬國牌汽車、萬國牌冰箱、萬國牌飲料食品、萬國牌電視機。如此下去，我國的民族工業就會衰落，我國的科學技術就會永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我國的產品就缺少競爭力，我國的市場就成為外國產品市場。
四、維護國際貿易中技術的公平競爭
處于“冷和平”的世界各國技術的，主要取決于各國科學技術及其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在國際貿易中各國商品占有國際市場份額的大小，取決于商品擁有的技術含量。商品的技術含量越高，其附加價值就越大，商品的競爭力就越強。因此科學技術既是第一生產力，也是商品擁有的第一競爭力。要保護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就要保護商品負載的科學技術的先進性及其知識產權，但另一方面，還要維護國際貿易中科學技術的公平競爭。
無論是科學技術領先的發達國家還是科學技術落后的發展家，為了在國際貿易中爭奪商品市場，都會采取不同形式的不公平競爭方式。這些形式表現為：
1．技術貿易標的物（即知識產權：專利、商標和技術秘密）的所有人濫用上享有的獨占權或壟斷權，而在技術轉讓中采取限制性貿易慣例。這些限制性貿易慣例表現為：①限制對引進技術的、修改；②不平等地回授改進技術；③限制技術買者的產量或銷售量、產品價格和品種；④限制技術買方出口產品；⑤限制買方獲得類似的或競爭性技術；⑥強制技術買方從技術供方或指定方購買原料、設備或零部件；⑦搭賣行為；⑧限制技術買方在轉讓合同期滿后繼續使用先進的技術；⑨對專利權的不等議條款，⑩要求引進方支付失效專利的費用；⑾過長的合同期限；⑿對技術買方的經營和管理的限制。發達國家往往采取這種不公平的競爭方式。
2．技術貿易標的物的非所有人采取侵權、盜版、竊取商業秘密、假冒商標等不正當競爭行為，侵犯技術貿易標的物的所有人合法權益的作法。這些不正當競爭行為，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會發生。
3．第三代實質或潛在的貿易扭曲措施。由于世界各國科學技術的差距，對知識產權保護表現不同的利益取向，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要求對知識產權提供全面、高標準的保護，以維護其經濟、的領先地位和本國的貿易利益。而發展中國家則反對這種作法，更多地強調促進科學技術的國際轉讓。而無論是對知識產權缺乏有效的保護還是實行過度地保護，均會損害各國的貿易利益，阻礙經濟、科技的進步和國際貿易的正常發展。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已被視為：繼第一代關稅壁壘、第二代非關稅壁壘相繼撤除之后的“第三代實質或潛在的貿易扭曲措施。”
4．將知識產權保護同貿易利益、經濟實力掛鉤，以貿易手段、外交手段將一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法規來取代國際貿易準則法規，和世界公認的知識產權保護慣例和條約。
美國在80年代后期，為保護本國的知識產權利益，通過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規，不僅將知識產權保護納入科學技術的政策，而且使其在外交政策和貿易政策上也置于重要地位。美國幾經修改的《綜合貿易和競爭法案》中的超級301條款和“特殊301條款”，就是將貿易政策和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結合起來，在國際貿易中向許多國家采取了“葫蘿卜加大棒”的政策和作法。
第二次中美知識產權保護爭端之所以能夠達成協議，一方面是由于我國政府在涉及我國民族尊嚴和立法、司法主權上堅持原則、決不退縮；另一方面在執法制度上，我們實事求是地看到我國存在的薄弱環節，接受了美方提出的那些有利于改善和加強我國執法制度和措施的合理建議，積極向關貿總協定TRIPS國際規范靠攏。同時從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全局出發，有尺度地承諾為外國知識產權產品提供有限度的市場準入，從而使談判取得進展，最終以經過九輪會談達成協議。
而美國在第二次中美知識產權保護爭端中，又以強大的經濟貿易實力為后盾，采取以“特殊301條款”為脅制手段，與雙邊貿易掛鉤的談判作法，促使我方修改執法程序，嚴厲查處違法侵權行為，并提出為部分美國知識產權產品提供開放的市場準入；在雙方達成協議后，美國承諾對我知識產權執法提供技術援助，宣布終止對我國的“特殊301條款重點國家”的調查和撤消實施貿易報復的命令。
由于美國通過雙邊貿易談判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努力已經奏效，因此美國聲稱：杜絕侵犯知識產權方面的最大進展來自雙邊努力。那么，如何看待以“特殊301條款”為手段，在雙邊貿易中推行知識產權保護策略呢？
1．美國“特殊301條款”的威攝力建立在其強大的實力和國內市場接納外國產品能力的優勢上，同時也取決于各國產品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兩者缺一，就談不上威攝力。正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美國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中美貿易額（據我方統計）自1989年以來，連續幾年以中國貿易順差為主，因此若美國“特殊301條款”的報復機制一旦實施，對中方貿易的無疑是重大的。
2．美國以“特殊301條款”為手段的知識產權保護策略，實質是一種“美國利益至上”的、帶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政策。表面上看起來“特殊301條款”，執行一套嚴格的程序，但實際執行往往取決于美國當年的貿易狀況，對貿易伙伴因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損害美國利益的判斷，美國貿易代表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因此“特殊301條款”對美國貿易伙伴中富有競爭力的亞洲等地區新興化國家往往給予特別的“關注”。不難理解，由于中美貿易長期順差，從美國利益至上的角度，美國終于對中國揮舞“特殊301條款”大棒，以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的突破口，力圖達到重新調整美中貿易利益，改善美國貿易環境的目的。
3．美國運用上述策略雖然對維護自己有利的競爭地位取得了實際效果，但美國在此扮演了“國際警察”的角色：以美國標準評價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以“特殊301條款”貿易報復機制迫使貿易伙伴就范；不能令美國滿意就單方調查、限期談判、單方制裁，這種美國利益至上的作法并不符合當今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精神以及關貿總協定的自由貿易原則。
西方人類學最初建立于一定數量的公設之上(實證主義、客觀主義、原始主義等等)，這些公設在幾百年間占據主導地位，用于證明人類學研究社會的各種特質(宗教的、傳統的等等)。針對西方中心的人類學模型的后殖民爭論，引發了對人類學知識視角、構建模式，乃至其最近提出的“他性”認識論本質的重新審視。不過，非西方人類學傳統的出現和發展表明，盡管替代性理論和研究方法得以誕生，卻未必會在這場實證主義的爭論之后出現一種“霸權式”的西方人類學和一種西方的“地方主義”。在這一點上，尼泊爾的人類學案例有著特別的意義，因為它提示了一種雙重的、不一定繼承西方的殖民主義。
引子：人類學中的殖民問題
數年來，后殖民批評被大量引入“人”的科學，特別是參與到對人類學知識本質的質疑中來。民族學家的責任問題因而被從各個方面(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進行無情的后殖民主義審查，不論其批評來自于之前被殖民化及“民族研究化”的國家(這種情況曾十分常見)，或來自于以前的殖民者自身(現在越來越多)。從此，從事人類學被附上了沉重的罪孽：即自認為是“殖民”或“霸權”性的，以至幾乎難以想像，研究者如果不或多或少地開展些人類學的自我批評，能取得什么進步。于是，人們對西方霸權在越來越國際化的社會科學和人類學中的作用有了廣泛的爭論，而且來自于前殖民地國家(通常也是19、20世紀的民族學家經驗考察的地方)的聲音的出現，則引發了一場激烈又不乏益處的討論，其對象便是這個――必須承認――曾一度傾向于樹立或認可某些明顯依附殖民意識形態假設的觀念(如原始主義)的學科。
后殖民主義思潮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從事民族學工作的政治條件，并考慮政治是如何作為背景組織起其知識的，不論是在研究本身的層面(民族學者在田野和受訪者互動的方式，Ghasarian，1997)，還是在選擇概念以解釋現象的層面。
人們將永無休止地強調，正是某些意識形態和政治基石鑄造了西方認識他者的歷史，因此也鑄造了民族學或人類學，指引其工作和范式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在19世紀的歐洲，當其誕生成為一門專門學科時(Kilani，1992)。然而，攻擊殖民主義太過容易：其范圍含糊不清。作為范疇，又籠統地包括了某些人對他者歷史的權威發聲、被控制的政治單位、強加社會和智識模型等。殖民主義這一提法涵蓋了太多內容，――但是其核心問題都是統治。如果說人們認可針對以上元素的批評的重要性，因為它們的確在科學知識中產生了回響，那么作為人類學家，我仍認為沒有必要僅僅是為了不受懷疑而任由一個問題過多地占據我們――正如后現代主義曾做的那樣。
圍繞著后殖民主義的問題最終將一步步把(西方)民族學者拖向某種永久的自我鞭撻，仿佛他們曾是西方殖民計劃的活躍人，理應擔負起前人(沉重的)罪孽負荷(Bruekner，1983)，而且仿佛地球上的所有社會都從根本上由西方和其他世界之間的歷史關系――以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的方式――界定。人類學知識從而長期遭受大量的指指點點，從內部到外部都被批評和殖民計劃相勾結，而實際上，占其產出最低限度的法國也的確傷害了該學科的整體形象(Panoff，1977)。從滋生安格魯一撒克遜世界中的后現代及后殖民主義批評的米歇爾?福柯與“法國理論”開始，學界輿論就變成了一種政治輿論，旨在將科學放人政治的角斗場，以便對其進行政治角度的考核(然而不對政治輿論做科學考核)。不過，后殖民的反思――它首先是反殖民主義的――仍存有盲角，其中之一便是地區殖民主義。后者并非一定揭示出西方帝國主義或其意識形態輪廓。本文即旨在探討此話題。
東方主義和對亞洲的民族學想象
Peter Van Der Veer和Stephan Feuchtwang最近提出，人類學應轉向對亞洲社會的研究(兩人分別指印度和中國)，這不是為了衡量列維一斯特勞斯和路易?杜蒙的比較主義所珍愛的人類社會的“重大差異”(列維一斯特勞斯，1958；杜蒙，1964)，而更多地是為了在視角改換的框架之下，批評人類學所關注的本質：自我指向的西方人類學矛盾地將其合法性建立在“我們談論他者，如同我們就是他者”這一觀念之上，然而當地的社會文化因素不但能引起對西方模型的修訂(Van Der Veer，2009；Feuehtwang，2009)，甚至是對視角的修訂――這正是我們討論的出發點。尤其是，在西方和“剩余世界”的“大分享”框架之下，――Jack Goody曾呼吁其在建構認知模式中的重要性――亞洲社會占據了獨特地位：相對于研究非洲或大洋洲的人類學而言，研究亞洲社會的(西方)人類學是學科中最為落后的一分子；但是如同非洲和大洋洲被同樣標上想象中的原始主義標簽一樣，亞洲則被標上一份特別的他性標簽――即東方主義。即便在內心深處不愿意承認，民族學者在建立亞洲的形象過程中仍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其首要便是將其封人一個建立于中東這樣的熔爐的、寬泛的“東方”范疇。在這一視角下，愛德華?薩義德緊跟米歇爾?福柯和雅克?德里達之后，從西方把東方描繪成幻想之鏡，以借助其建立文明和地理認同出發，對西方范疇進行了解構(薩義德，1978)。
人類學知識及其矛盾的爭論：殖民主義和“雙重殖民主義”
亞洲尤其提供了(社會一政治和民族志式的，但也是科學的)一些地點，在那里，西方的殖民思想以及行為所帶來的影響被以不同方式解讀。圍繞殖民化及去殖民化的問題，數年來已經毫不夸張地對人類學討論進行了(請允許我玩個小小的字眼游戲)
“殖民”，以致于人們有時把相對獨立的后殖民研究跟當代的批評人類學搞混。而這些完全屬于政治性質的爭論背景，則顯現出認識論模式之間的對立：功能主義和釋經學(是基于功能的模型還是基于意義的模型)，現實主義描述(即宣稱民族學家應“如實”描寫社會和文化現實)和文本建構主義(即相反地認為民族志是對他者的敘事建構)，古典主義和后現代主義……
通常，西方人類學家(特別是北美人類學家)會宣告實證主義和人類學中的簡單二分法已經終結(例如像他們一我們，北部一南部，西方一東方等)。但實證主義仍有其吸引力：只需舉出像“自然主義”傾向(神經生物學和認知學)和相對的“文化主義”傾向(文本和翻譯的范式)之間的沖突，便可理解19世紀時、將社會科學和人文分隔出來的古老對立(研究自然的科學vs研究精神的科學)(Oba-dia，2007)。人類學中后現代主義和文化研究的捍衛者們傾向于譴責“自然主義者”固守科學主義的姿態且企圖重拾實證主義的視角，而實證主義者們則相應地批評這些文化主義的“文本至上”的人類學家。
這場論戰，其各自的論點、得失和理由都很復雜，在此不能一一敘述，但要牢記它引起了西方當代人類學的極大動蕩和分裂，而實證主義則成為劃分這兩種趨勢的分界線。但是，實證主義卻是不容易被察覺的：它可能藏在認知的“外省”，特別是在社會科學在整個20世紀(尤其是后半葉)走向國際化、 傳播到西方以外的過程中，為曾是人類學的簡單“田野”或“對象”的社會所采納和改革。
人類學知識的“地方主義”概念是在文化研究和底層研究的框架下形成的，它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不是為了簡單地更進一步，而是為了轉移。如果將關注的相互性推到底，那么面對西方在知識上的霸權位置(不論是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作為最典型的研究他性的科學――人類學，首當其沖需要一場認識論的轉變。首先，它得向眾多的(西方和非西方的)聲音開放智識討論，允許其表達，并且它為研究這些曾被殖民、剛成為人類學的新聲如何“在別處”表達“別處”提供了可能。在此意義上，
“地方”的提法至關重要：因為不但那些常被錯誤以為是普適的人類學理論依賴于其形成的文化和社會形態(Lederman，1998)，且同樣的人類學知識也會被不同的話題所“地方化”(知識的意識形態或認識論地區：結構主義、社會學主義、心理分析主義……)。跟這種雙重地方主義相對應的是一種雙重殖民主義：政治(和經濟)上的殖民主義以及科學的殖民主義，兩者在尼泊爾的案例中造成的影響和激起的反抗不盡相同。這就是我們從尼泊爾人類學的最近歷史中所學到的。
人類學在尼泊爾的發展
首先，尼泊爾人類學不是尼泊爾的人類學：前者把尼泊爾社會當作研究對象，長期為在尼泊爾工作的外國人類學家所統治；后者和前者的對象一致，但是由本土的研究者實行。針對那些對尼泊爾影響巨大的國家在經濟、政治和智識上的殖民主義的斗爭，獨特地沒有采取我們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形式――讓這些前“原始人”或“當地人”進入大學。不過，亞洲卻成為了人類學知識的后殖民爭論的一個特別活躍的熔爐。
其中，在印度尤其誕生了數個在人類學知識去西方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潮。雖然早期的印度式“比較社會學”是由歐洲學者建立的(路易?杜蒙和David Pocock)：Homi Bhaba，Gayatri Spivak和人類學家Ajrlln Appadurai都是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同樣，在印度繁榮起來的底層研究，其最初的使命是批評由“殖民者”所書寫的南亞社會史，之后才廣泛傳播到原涉及的地緣政治地區之外(Poucheo-adass，2000)。從此，(幾乎)全體人類學都遭到了這一批評，后者被引向外界且由文學所引發，在被人類學所消化后，人們將其稱成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
盡管如此，在西方成形的“后殖民”論戰仍保留有西方中心主義的痕跡：它讓歐洲和美國學者永無休止地反思和批評自我的過錯，以至于他們把這一本來是談論文化的人類學項目單獨分解出來，轉變為一項自戀的(談論民族學者的)項目(Ghasarian，1997)；另外，它還鋪展成一系列只和西方有關的爭論――以至于爭論的聲音奇怪地都帶有西方口音，即便它們來自于南方。不是所有亞洲國家都是印度，而且這種“后”尤其是“反”殖民的關系仿佛不以同樣方式影響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社會，盡管它們都是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尼泊爾就是這樣：如果人們考慮到人類學家的數量和總人口的比率，那里的人類學是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在這個面積約147000平方公里、擁有2500萬人口和數十個被登記的族群的國家，幾乎沒有地區或者族群不被當成為民族志調查的對象。在尼泊爾的人類學，或者更應該說那些人類學，現在主要是針對同一亞洲國家的數種西方人類學。但是近30年來，一種尼泊爾的(也就是本土的)人類學的出現，催生了一種既獨立又基于外來模型形成的、奇特的智識傳統。
尼泊爾的人類學的出現
尼泊爾人類學實際上先是研究一個亞洲國家的西方人類學。她起步于Christoph Von Ftirer-Haimen-doff對北部山脈的夏爾巴人的研究(Ftirer-Haimendorf，1964)：從此，尼泊爾成為地球上被探索得最為徹底的民族志田野之一，以至于根據著名的Hopi人的諺語，一個尼泊爾家庭由父親、母親、孩子、狗以及一個人類學家組成(Luger，2000)。尼泊爾靠著它混雜的民族和宗教特色、巨大的文化豐富性、還有――必須承認――美麗的自然環境及在一個擁有如此好客的居民的國家里從事田野工作的便利性，成為越來越年輕的西方民族學者的理想田野工作地點。對于當地研究者來說也是如此，盡管其學術配置遠遠不如西方。正如Krishna Hachhetu所指出的，“尼泊爾的社會科學長期為政府和社會所忽視”(2002：3640)，他指出，該國自20世紀50年代向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開放以來，主要投資在技術性科學方面。
然而，尼泊爾人類學(以及社會學)仍成功地為自己清理出一條道路，從而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研究人和社會的重要角色之一。當然，(在研究組織上)按國際標準建立起來的當地研究機構從1970年代以來在人類學知識的學習和建制上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首先，Tribhuvan大學一直是社會科學的學術和科學發動機。自1973年創立尼泊爾和亞洲研究所，1981年在Tribhuvan大學建立人類學和社會學系，以及1985年成立尼泊爾社會學和人類學會以來，大型的學術研討會不間斷地在其上升過程中舉行(1992年的尼泊爾人類學：人民，問題和過程；1997年的尼泊爾的人類學與社會學：文化、社會、生態和發展)(更多細節參見Battachan，1987)。尼泊爾的人類學從一開始便依賴來自于印度和西方的雙重影響，而且它必須在尼泊爾有關人的科學中獲得一席之地，后者由歷史和經濟學所統治。
通過逐漸從其外國奠基者中獲得獨立，尼泊爾的人類學從1980年代開始成為一門全國性的學科。但是尼泊爾還沒有――或者說暫時沒有――關于是否要普遍重塑其方向和模型的真正爭論，例如像印度人類學那樣，特別是在路易?杜蒙逝世后，對其整體論方法的批評(Assayag，1998)。突然之間，尼泊爾的人類學仿佛在一種古典主義的、尼泊爾的人類學(由西方人從事)和一種尼泊爾式的人類學(由當地研究者從事)之間拉扯不清，直至今日也依然如此；即便兩者擁有相同的認識論、田野方法和概念，這兩種人類學卻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尼泊爾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懷抱著強烈的責任感，他們在應用研究的問題上公開地宣揚公共政治在自然資源管理、經濟發展、教育和衛生領域的置入或便利化(Allen et al.，1994，Chhetri et Gurung，1999，Devkota，2001)。社會科學還未在大學里取得發展，便已經在當地發展的項目框架下被教授和被應用(在政治決策系統的層面，特別是pan-chayat)，這一必須和社會環境條件相調和的重點被保留了下來：社會科學應對何種需求和／或問題作出回應?(Battachan，1987)
發展一種應用的而非嚴格的學院和基礎人類學同樣是出于政治和經濟的原因。一方面，政府同意為其發展作出努力，但這種努力是常常變化的：社會科學通常在大學中被邊緣化，除非是在非常的政治動蕩時期(1990年代)；在那種時期，人們持有期許，認為社會科學能“產生”政治體系層面的忠誠公 民，而且／或者社會科學能為國家提供可支配的、關于社會資源的信息，從而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Hachhetu，2002)。尼泊爾發展自己人類學的努力過程顯現出了某種民族自豪感。從而，當地所進行的人類學工作無論是否和國際合作，都表現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應用人類學傾向(Bista，1987：7)，后者必須并行參與到“民族文化和公民身份推廣”上來(同上)。另一方面，學院框架出現問題時，尼泊爾的人類學也借助于其他的贊助和支持，特別是來自于非政府組織或個人的資助，后者常能提供比大學好得多的資金和研究條件(Hachhetu，2002：3638)。
殖民主義的問題以及videshi人類學的批評
因為上述原因――這還要加上尼泊爾擁有其自豪的、沒有殖民時期的歷史，盡管有近處(印度)和遠處(英國)鄰居的多次嘗試――在許多非西方人類學中被提出的殖民主義問題，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被擺在尼泊爾的人類學面前。如果說殖民主義在歷史和國際上都確實存在，那么這個國家從1950年代初開始，的確處于一種對其他國家的經濟以及某種程度的智識依賴的關系中。不過，有關尼泊爾，的確有一份非常古老的民族志(可追溯到18世紀)，其描述跟內容都清楚地揭示了其暗含的殖民計劃(Beine，1998)。因為當人們提到殖民主義的時候，常常會忘記內部殖民主義的存在，而對后者的分析揭示出一種人類學認知的政治社會學。在該背景下，針對videshi(即外國人)人類學導向的批評最終推動了本土人類學的自治運動。前者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很少在尼泊爾傳播其工作內容(其出版的受眾是國際化的)；
――拒絕運用人類學知識為發展規劃服務：
――相對于占絕大多數的印歐人口，更多地只對占少數的藏緬族群(bothia)感興趣(Chhetri和Gurung，1999)；
――對涉及非政府組織的行為或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經濟變化的變量不感興趣。
總而言之，這是一種在尼泊爾而非為尼泊爾的人類學，另外，它重拾了某些研究“遙遠”和“奇特”民族的人類學傾向：對尼泊爾人民做的民族志時常依附于這種浪漫主義的傾向(后者在西方人類學中歷史久遠)，即把他們當作是未經探索的遠方國度的居民，保存了某種形式的文化真實性(Beine，1998)。正是面對這種基于地緣文化的遙遠建構人類學知識的沉重趨勢，人們需要尼泊爾式的尼泊爾人類學。正如加德滿都最早的人類學教授之一Dor Bahadur Bista合理宣稱的：“在尼泊爾，傳統在生活中至高無上；但諷刺的是，對于社會學和人類學，我們完全沒有用來遵循的傳統，只有用來建立傳統的傳統。”(Bista，1987：6)“傳統”一詞所指的更多的是一個思想學派，而不僅是一個學院機構。而且對于尼泊爾的人類學來說，與印度和歐洲先輩(部分地，但必要地)割斷世代聯系、重新創立，這既是難題，也是機會。
然而尼泊爾的人類學已然開始描繪王國內部的殖民主義的輪廓，探索印度教被樹立為國教以來，司法、政治、文化和語言框架的歷史發展，以及后者如何影響尼泊爾公民身份和(被指定的)種姓、(爭取來的)民族認同之間的張力(Pradhan，2002)；并且，在此意義上，尼泊爾的人類學從未明顯地從西方殖民問題上汲取靈感，而是完全集中在地方殖民問題(如印度教)上。這是一場方興未艾的、針對國家的印度教的批評，后者作為一個中央集權體系，在文化、宗教和族別上統治著少數族群(比如佛教)，將它們包納其中(Pradhan，2002)。若不經此批評，尼泊爾的人類學便面臨成為統治種姓和印度教傳統研究被統治和低等種姓的人類學的危險，其基礎是平原的印度教“文明”和山地的佛教“部落”――當地“初民”――之間的對立。
所以說，在尼泊爾的尼泊爾人類學所采取的發展方向有兩條主要脈絡：一方面，自身的發展和理論關注(內在)，另一方面，對西方人類學知識進行本土化的模式和過程(外來)。而這一本土化遠非一種人類學輸入的“被動”涵化形式：它旨在將學科真正地“尼泊爾化”(Nepalization)(Devokta，2011：34)以超越理論和分析模型的歐洲或美洲中心主義，還要摒除從事人類學過程中所暗含的文化浪漫主義。不過，從另一方面，對利于發展和政治機構的、工具化的民族志的強調，有把利益和角色完全和簡單分開的巨大風險。正是在這兩種趨勢的交界處，反對者們組建起一個各種智識傳統相互遭遇的場所，這些傳統帶著不同的挑戰參與到同一個人類學項目來，而它們的研究方法也根據不同的研究對象而分化：單一文化和多種文化。
文化主義的持久性
西方國家的人類學(歐洲、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均已宣告埋葬了文化主義或至少是某種形式的文化主義(本質主義)，而尼泊爾式人類學則相反地趨向于采納文化和各種民族特色文化的概念。固然，最初一批由西方學者(Furer-Haimendorf，Hitchcock等)寫成的專著帶有Franz Boas的文化主義色彩(Beine，1998)，后者對做“部落”民族志即把社會和文化群體作為獨立個體相互區分的方式造成了廣泛的影響(Gautam和Thapa-Magar，1994)。還有，從亞洲社會特別是印度發出的后殖民主義批評卻矛盾地和令人不快地傾向于產出它們所反對的東西：一種本質主義的身份認同，用以對抗西方的、同樣被固化的身份認同(Amselle，2008)。
但是，普遍的喜馬拉雅地區人類學以及特殊的尼泊爾人類學，都通過眾多工作對解構文化本質主義和深層的族別主義作出了貢獻――尼泊爾人類學的領銜人物David Gellner的研究對這一方法作出了特別有意義的展示，即提供有說服力的替代分析理論：相對于無所不包、決定論式的“文化”概念，應該選擇采用“性”(agency)的研究方法，重新組織自身、社會以及歷史之間的關系(Self，Society and History)(Gellner，Pfaff-Gzarnecka，Whelpton，1997)。亞洲社會曾是各種族別理論的醞釀和形成之地，后者帶來了一場對文化概念的完全修訂(該運動的發起人有Michael Moermann，Edmund Leach)；此外，亞洲(特別是喜馬拉雅地區)對研究人的科學來說分外具有創新意義，這遠不止是一種東方主義視角的去中心化而已。只舉一個特別有代表性的例子，Sherry Ortner或Vincanne Adams的研究都發展出了原創性的理論，前者用以解釋尼泊爾北部因一段結構和整體上的政治歷史引發的宗教轉型(Ortner，1989)，后者透過大眾旅游擴張看待對族別的模仿性創造(Adams，1996)。還有，Sherry Ortner也曾通過一段微歷史對“現代化”的目的和終極論模式提出質疑(0rtner，1998)。
針對“浪漫主義”的指控，在尼泊爾的西方民族學家不乏強調：videshishi式的民族志文本和當地現實的抵觸的確揭示出“異國化”的一面，但是作為范疇(被投射在西方身上)的浪漫主義也同樣可以 回敬給尼泊爾研究者用做視角出發點的“發展”模型，后者既不中立也不客觀(Fischer，1987)。同樣地，和尼泊爾盛行的應用式和發展主義專著傾向相并行的，是一種將文化作為geist或文化的“精神”重新置入分析核心的民族志：例如Dor Bahadur Bista曾經將尼泊爾對發展規劃的反抗解釋為主要(但非全部)和印度教的宗教觀念有關，特別是面對社會變遷的種種可能，產生一種“宿命論”思想的種姓制度(varna-iati)(Bista，1994)。除了這些最為人知的尼泊爾人類學家的工作，還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志作品同樣在這一“應用”的方法框架下完成，試圖通過地方文化的各種形式解釋社會一經濟領域的落后原因。
回到悖論
社會科學，特別是人類學的國際化，究竟是學院傳統的標準化過程之一，還是相反地促成了特殊傳統的涌現?以上介紹的尼泊爾人類學案例讓我們得以將思路放寬到這兩種可能之外：尼泊爾人類學同時是全球化力量和當地博弈的結果，既在面對其西方先輩時試圖模仿，又追求自我的成熟。有趣的是，在選擇“轉向應用”時，尼泊爾的人類學似乎“卡”在了Roger Bastide 40年前提出、后來被大量追述的一種可疑關系之中，即人類學作為工具服務于發展規劃。顯然，在這一導向中，人類學和當地文化、社會架構的關系被重新闡釋，人類學家的工作和挑戰根據社會和經濟目的而被重新塑造――這些目的是由尼泊爾進入世界經濟市場，向大型西方組織的經濟、社會、衛生和發展標準看齊而決定的(Obadia，2006)。
在尼泊爾的尼泊爾式人類學存在一個令人驚訝的悖論，即殖民主義的循環：尼泊爾的人類學遠離其原型、西方人類學(并且曾一度猶豫是否依附同樣屬于西方后裔的印度人類學，參見Battaehan，1987)，結果又回到了西方人類學，并且只保留了其中最實證主義的部分――這恰恰是西方人類學在帶著批評意識審視殖民問題時已經清除了的。在此意義上，人類學知識到處且永久受到科學主義和文化主義的誘惑，它在普適主義和相對主義之間搖擺不定：在歐洲和北美傳統中，它首先將其“非科學”的元素肅清，繼而以主觀性、直覺或感情的形式將之重新納入；而尼泊爾的人類學在受到西方后殖民主義人類學的孕育后，則(再一次)來到了這一殖民時代的科學理想型。
英文名稱：Chinese Pediatric Emergency Medicine
主管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主辦單位：中華醫學會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遼寧省沈陽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3-4912
國內刊號：11-5454/R
郵發代號：8-72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94
期刊收錄：
CA 化學文摘(美)(2009)
Pж(AJ) 文摘雜志(俄)(2009)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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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簡介
在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NICU），當張亞京留連于一個個保溫箱之間時，她的情感迭宕不平。
保溫箱內呵護著一個個早產的小生命，或許，他們都是急于“闖世界”的人。既然來到了這個世界上，他們就有生存的權利，而他們的生存權，需要兒科的白衣天使們來賦予。看著保溫箱內蠕動著的羸弱的嬰兒，張亞京感到自己所承擔的使命是多么神圣！她翻閱著這些早產兒們的病歷，認真分析每一項指標后，制定出包括配方奶粉的服用方案等在內的極其精確的治療方案。一天天過去了，經過張亞京他們的“袋鼠式照顧”，精心的監護、治療和調養，一個又一個早產兒如期達到健康指標，離開保溫箱，回到了媽媽的懷抱。日復一日，一個又一個早產兒繼續進入保溫箱，接受醫護人員對生命的重塑……
他們的工作如詩如歌，他們的工作也繁忙瑣碎。張亞京說，做兒科醫生，有了愛心、耐心、責任心，再加上高超的醫術和縝密的思維，那些新生命一定會在他們手中，像花兒一樣綻放光彩。
選定亞專業方向
采訪內蒙古包鋼醫院兒科首席專家張亞京時，她正在忙于給患兒看病。坐下來聊兒科、聊孩子時，她字里行間流露出愛孩子、愛兒科工作的深厚感情。
1983年，張亞京于包頭醫學院畢業后，在包鋼醫院兒科工作至今。張亞京因長期從事小兒內科疾病的診斷治療、臨床科研及教學工作，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1992年，張亞京確定了自己的亞專業方向即新生兒疾病，從此在新生兒各種疾病的診斷、治療，早產兒管理，新生兒危重癥管理，高危兒隨訪等方面投入了全部精力，使自己的經驗和水平進入了這一領域的高層面階段。
張亞京說，小兒病情變化快，但修復能力強，不同階段的生長發育有著不同階段的特點，因此，對于他們來說，絕不能復制成人版的治療方案。在實際工作中，面對各種病人，張亞京會不斷地發現新問題，有時為了盡快明確診斷，她常常親自帶著病人做檢查，不辭辛苦地往返于病房與輔助科室之間查找原因、詢問結果。遇有疑點、難點，張亞京就積極翻閱文獻資料或上網查詢，摘錄卡片，認真思考，使一個個問題迎刃而解。
任何收獲都離不開辛勤的耕耘。20多年來，張亞京在包頭兒科學界有了一定的威望，現任內蒙古醫學會兒科學會圍產分會委員，內蒙古醫學會兒科分會常務委員，包頭醫學會兒科分會副主任委員，內蒙古醫療事故鑒定專家庫及預防接種異常反應鑒定專家庫成員。
此外，張亞京還承擔著兒科學臨床授課、碩導及全科醫師培訓等工作，近年來主持并參與了內蒙古自然科學基金及包頭市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多項科研課題，并多次榮獲冶金醫學、包鋼及包頭市科技進步獎，另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
包頭市領先學科
作為一名兒科專家，張亞京不但自己在業務上鍥而不舍，而且還帶動著包鋼醫院兒科不停地向前發展。包鋼醫院兒科注重臨床應用與基礎研究密切結合，注重利用綜合性醫院的優勢進行跨學科合作。近年來，包鋼醫院兒科逐步向三級專業深入發展。目前，包鋼醫院新生兒專業、小兒呼吸、小兒腎臟、小兒血液腫瘤、兒童保健、小兒神經等亞專科已形成專業優勢，其醫務人員的技術梯隊也基本形成，并且，包鋼醫院兒科能普遍開展兒童哮喘規范性治療和個體化治療，兒童癲癇的長程腦電圖監測診斷與治療等多項業務。2011年，包鋼醫院成為內蒙古衛生廳指定“兒童白血病”免費救治定點醫院。在病人多、任務重的情況下，包鋼醫院兒科全體醫護人員仍然能夠齊心協力、盡職盡責地做好每一項工作，他們的工作熱情、工作態度及醫護質量受到很多患兒家長的認可。
針對新生兒醫療市場的需求以及兒童危重癥醫學的發展，包鋼醫院兒科新生兒專業經過多年的建設與發展，于2010年3月正式啟用了風險大、責任性強的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NICU）和兒童重癥監護病房（PICU），成為具有新生兒重癥監護、普通新生兒病房及生理新生兒病房（愛嬰病房）的專業體系。自此，包鋼醫院新生兒重癥監護跨入了自治區先進行列。
據張亞京介紹，近兩年來，他們收治的新生兒、早產兒病例包括各類急、危重癥新生兒近700例，特別是在超低出生體重兒的救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救治成功的最低出生體重兒為900克，胎齡28周。這名嬰兒的成活，標志著包鋼醫院新生兒疾病救治能力和急救水平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張亞京說，包鋼醫院新生兒醫療工作的目標也已由降低新生兒病死率轉到在降低病死率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減少傷殘率、提高患兒的生存和生活質量上。
NICU為小兒危重病救治提供了有力保障，大大提高了危重新生兒的搶救成功率，有效地降低了新生兒死亡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