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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土地房屋征收；法律制度；對策
0 引言
由于受補償標準的不同、房屋所有人利益需求的不同以及現有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多方面的影響，當前的土地房屋征收工作遇到了一些土地問題和社會問題。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土地房屋征收工作的順利進行和社會的安定團結，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
1 當前土地房屋征收的主要特點
1.1 土地房屋征收的面積越來越多 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城鎮化速度加快，需要更多的建設用地。以廈門市為例，2014年全市的建設用地征收土地的面積為19263.43畝，比2013年的7063.97畝增長了242%，涉及房屋拆遷1304378平方米，大大超過2013年的543490平方米。由此可見廈門土地房屋征收的面積在不斷擴大。
1.2 各級土地管理機構代表國家具體行使征收土地權 憲法賦予國家土地征收的權利。征收的主體是國家。但國家無法直接使用土地，所以在具體的征收過程中，各級土地管理機構代表國家具體行使征收土地權。
1.3 土地房屋征收補償標準趨于統一 2011年頒布并實施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統一了我國的土地房屋征收補償標準。各個地方政府根據具體情況，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也制定了相應的細化補償標準制度，為房屋征收提供了法律依據。廈門市出臺的《廈門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實施意見》（廈府辦[2011]75號）進一步明確了廈門市土地征收的主體、程序、補償。
2 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2.1 被征收人將征收安置工作與原單位、村組遺留問題掛鉤 例如因以前與村、小組有利益糾紛，把征收工作組當成村、組的上級，要求“主持公道”，在征收時將這些糾紛一并給予解決；一些企業下崗職工則將企業改制遺留問題，甚至改制前企業沒有解決的訴求向工作組反映，并要求工作組承諾解決。很多問題既不符合相關政策，也超出了征收工作組的職權范圍。
2.2 工作人員不能夠有效執行相關政策 部分被征收人對征收方案一知半解消級拖延，心理期望值過高，影響整體征收工作進度。有的人錯誤和片面理解中央和省里的政策法規，對征收方案斷章取義，誤導群眾。部分被征收人對補償標準要求過高，或存有“拖得越久，補償越高”、“會鬧的孩子有奶吃”的僥幸心理。
2.3 觸動利益，容易引起抵觸 被征收人由于既得利益喪失、征收后生存的不安全感等因素對征收工作產生心理抵觸慣性。被征收人所在位置往往地理條件優越，生活較為便利，有的甚至是家庭謀生的重要依托。不論是上學、就醫還是出行都非常方便，住房如果出租，租金也較高，這些都是被征收人原來住房和土地的優勢，現在將他們重新安置，要做好他們的動員工作有較大難度。極少數人鼓動被征收人抵制征收，制造不穩定事件。
2.4 被征收人對協議簽定身份、自搭建筑認定、補償費用等存有疑慮 很多被征收人對整體征收工作持肯定態度，但是對涉及自身利益的具體協議卻存在異議。比如，一些被征收人認為自家的自搭建筑雖然沒有到城建部門報批，但在當時都經過原單位或村、組書面或口頭同意，或當時根本就沒有出臺規范的審批制度，這些建筑不應該算違章建筑；有的人對征收后的安置補償和過渡費是否合理、是否能按時到位、采取何種形式發放、安置房選址是否偏遠及選房規則是否透明等放心不下。因為每家每戶都有不同的情形，僅靠一份征收實施方案有時難以概括全部，一些特殊情況，由于特定歷史原因，還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征收方案卻不能因為個案而網開一面，造成部分規定和情、理的不相統一。
3 對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的幾點建議
3.1 充分發揮被征收人中黨員和基層干部的作用 被征收人中的黨員和基層干部，首先是被征收對象，同時也是原改制企業和村、組、居委會的骨干，有較強的理論知識，比一般人更懂政策法規，在群眾中有較高的威信。征收工作首先要取得他們的支持，對征收方案，要多聽取他們的意見，首先要獲得他們的認同。另外，也可讓他們成立征收監督工作小組，由他們代表被征收人對征收全過程進行監督，對征收中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在簽字協議時的一些爭議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這些黨員和基層干部在普通群眾中的影響力很大，如果他們不和征收工作組配合，將會產生很大的破壞作用。將他們組織起來，爭取他們的支持，這些人會覺得受到尊重，認為還能“發揮余熱”，激發自己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由他們去協助做群眾的工作，會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 應加強前期準備和應急建設工作 要在征收工作的前期準備上下苦功夫。以征收工作組進駐前的培訓為例，很多征收指揮中心只是組織工作組對征收方案進行學習和解釋。筆者認為，要加強一線工作組同志的系統培訓，不僅要學習市里有關征收工作的文件和征收方案，還要學習中央和省政府的征收工作相關法律法規、本市乃全國各地征收工作的經驗或概況，甚至社會保險、工傷保險、低保補助等社會保障知識，居委會、村委會選舉法和組織法等都應該組織學習，還要告知被征收對象的基本情況，如村委會近幾年的選舉情況、征地情況，企業的改制時間，改制具體政策是什么等等，這些都應該納入對征收工作組培訓的內容。可嘗試在被征收對象中建立信息員隊伍，幫助宣傳政策，反饋群眾意見，對少數人組織聚會、教唆鬧事等不良苗頭及時通報。要建立征收進程評估機制，指揮調度中心對征收進程的評估、可能突發事件的預計要做細、做實，發現新問題，馬上研究解決。
3.3 完善社會保障、就業扶持、統籌發展等配套措施 被征收人如果對未來的生活沒有后顧之憂，也會自覺地支持政府的征收工作。所以，完善醫保、養老保、失業保等社會保障政策，加強對被征收人的就業培訓，介紹他們到工業園區工作，在安置點培育就業崗位等配套措施是征收能夠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證。
3.4 認真貫徹執行好《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管理條例》 目前有個別從事征收工作的同志片面地認為，《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管理條例》的出臺是給征收工作上了“緊箍咒”，使程序變得繁雜，但如果換個角度思考，與以前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相比，新條例更加遵循了征收工作的客觀規律。從事征收工作的部門應該認真研讀好新條例，挖掘新條例的內容實質，轉變觀念，克服畏懼心理，以積極態度學好用好用活新條例，促進征收工作上新臺階。
3.5 征收政策應盡可能關注民生 如果安置補償金過少，表面上是減少了開支，但是由于長期僵持，可能會造成資金更大的浪費，比如過渡期延長造成的過渡費增加，征收工作組的運行經費，處理突發事件耗費的警力和其它行政資源、以及一些不必要的補償等。另外，如果政策過緊，很可能在后期出現部分被征收人的補償金以隱形方式突破政策規定的情況，形成事實上的超支，而且還會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土地和房屋征收政策應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寧松勿緊，這樣做很有可能就是最大的節約，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贏得民心，以及上級部門和媒體的好評。
參考文獻：
[1]郭學磊.農村房屋拆遷法律問題思考[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上旬刊），2010（12）.
[2]林勝.集體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的幾點思考[J].海峽科學，2013（07）.
按照美國管理預算局的《聯邦信息資源管理》規章（OMB，CircularA-130，ManagementofFederalInformationResourcesof1996）第6條的解釋，信息（information）是指“對事實、數據或觀點等的知識的傳遞或描述，這些知識可以存在任何媒體或形式之中，包括文本、數字、圖表、圖形、敘述或視聽形式。”按照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2條的定義，“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從外觀物質形式上看，“政府信息”表現為行政機關所持有或保管的文書、圖片、記錄、照片、攝影、錄音、微縮片、計算機處理數據等可供聽、讀或理解的文書或物品。從實質內容上看，以文書或物品形式表現的“政府信息”包括客觀事實和意見兩方面內容。
政府對信息的收集、處理能力隨著政府職能變遷和社會發展呈現出擴張趨勢，尤其是進入福利社會和管制國家之后，政府對信息的控制力更是發展到極致，政府的信息形成權之合法基礎探討也隨之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法理問題。概括地說，政府的信息形成權的合法性基礎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正確決策的需要
認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1}（P109-110）信息形成權是政府作出正確決策的基礎，因為取得信息是進行行政活動的第一步，“行政機關如果不掌握必要的信息就不能進行任何有效果的活動，特別是在高度工業化和信息化的現代社會中，行政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迅速和準確的調查。”{2}（P327）“情報是燃料，沒有它行政機器就無法發動。知識就是力量的格言對行政法很適合。行政機關要機智地行使其制定規章權和裁決權（實體法上的權力），就必須知曉委托它管理的那些領域里的實際情況。”{3}（P82）行政機關依靠信息運轉，“沒有信息，行政機關便不能從事管理工業、保護環境、欺詐行為、征收稅款或授予撥款等活動。適當的決定要求精確的資料數據……。”{4}（P77）勿需贅言，準確、及時和充足的信息可以提高行政決策的質量，而信息匱乏或不準確則將扭曲或者抵消行政決策制定的智識能力。{5}（P434）行政機關通過統計普查、行政檢查、行政調查等手段獲得信息或要求當事人保留和披露信息，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做出正確行政決策。
（二）信用社會的建立
阿克洛夫教授認為，非對稱信息（asymmetricalinformation）導致了交易市場中大量“不誠實成本”（thecostsofdishonesty）出現，“在不發達國家，商業中的不誠實是一個嚴重問題”。{6}（P495）顯而易見，不誠實的、沒有信用的社會注定是一個沒有公正和效率的社會，社會越復雜越需要信用來維系，越需要通過法律制度來保證信息資源的真實性、準確性，通過立法來建立個人和企業的信用史。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任迫在眉睫，《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的規劃目標中就要求“以完善信貸、納稅、合同履約、產品質量的信用記錄為重點，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健全失信懲戒制度。”目前，我國最大的信用問題是政府收集和公開的信息的準確性和及時性問題，因為“信息不完全比沒有信息更糟糕”{7}（P7）
（三）政府管制權的衍生品
政府享有“警察權”（policepower），是指與自然權利相對的、政府對城市或鄉村的管制或者治理，是政府基于保護目的而對個人施加的“管制權”（regulatoryPower）。[8]（P272）政府的信息形成權是一種派生權，是政府享有的警察權力的衍生品，其基礎是政府對社會生活和私人自由和權利的管制權。也就是說，信息形成權是政府管制權的衍生品，凡一個政府具有對社會的合法統治權，也就自然地擁有對社會的信息形成權和控制權，“行政機關要求私人按照一定方式和內容制作文件、記錄和提供報告，屬于行政機關正常的管理權。”{2}（P331）政府運用信息形成權，一是滿足了國家安全對信息的需要，二是滿足了社會良性發展對信息的需要。例如，《艾滋病防治條例》規定艾滋病監測和信息分析、處理是衛生行政機關工作的一部分。
（四）直接保護私人權利和利益
在現代社會，“信息是支配性資源”。{9}（P790）但是，信息匱乏和不對稱問題直接威脅著普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益。為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政府采取措施限制信息優勢一方的權利，采取強制信息披露方式來保護公眾的個人權利和利益。例如，有關食品藥品的法律要求披露食品藥品所含的危險物質、營養成分并進行風險警告；《醫療機構病歷管理規定》強制建立和保存患者病歷，發生醫療事故爭議時，被封存的病歷、死亡病例討論記錄、疑難病例討論記錄、上級醫師查房記錄、會診意見、病程記錄等信息載體具有特殊的證據效力；商務部在《關于網上交易的指導意見（暫行）》中規定網上交易參與各方應保存各類交易記錄，旨在保障網上交易安全。
（五）為公共利益而有效執法
在信息時代，政府越來越依賴于信息來完成自己最基本的功能，信息是政府為公眾提供必要且有效服務的關鍵。在今天復雜的、迅猛發展的全球化世界里，政府依賴于準確而及時的信息，政府處理和應用信息的能力比以前更加具有危急性，對信息的成功管理是政府實現自己使命的基礎。以我國臺灣省為例，為了保障“行政執行法”上公法金錢債務的強制執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建制了各項網絡聯機數據查詢系統，包括金融賬戶開戶查詢系統、稅務電子閘門應用系統、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記錄查詢系統、勞保投保記錄查詢系統、戶役政查詢系統、車籍數據查詢系統等。我國《反洗錢法》要求在境內設立的金融機構和特定的非金融機構依法建立健全客戶身份識別制度、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保存制度、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制度，履行反洗錢義務。
二、政府的信息形成權的權力形態
政府“信息形成權”的權力形態表現為何種方式，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概括。伯納德·施瓦茨教授認為，在信息形成中，行政機關擁有三種權力：（1）命令制作記錄和檔案之權；（2）檢查帳簿和檔案之權；（3）用傳票傳喚證人、索取文件之權。{3}（P82）王名揚先生進一步解釋說，行政機關強制取得信息的方式有三種：（1）要求被調查者按照規定的格式或內容制作文件或檔案，或者提交報告；（2）檢查被調查者使用的建筑物、文件和檔案；（3）發出傳票，要求被調查者出席作證，或提供帳簿、文件和檔案。{2}（P330）湯德宗教授認為，政府獲得信息的途徑有職權調查、行政檢查、強制申報和聽證。{10}（P1045）
“政府信息”通常包括兩大部分：（1）政府自身對信息的生成、收集、處理和配置；（2）由政府以外當事人披露給政府的信息。也就是說，政府信息既包括政府自身在履行職能時所生成、收集、處理、傳播或配置的信息，也包括政府在履行職能時需要政府系統之外的其他個人、組織、社團、社區等生成、收集、處理、傳播或配置的信息。{11}（P58）政府的“信息形成權”是政府對信息進行自主支配和自主形成的一種權力形態，它是一組權力，包括政府對信息的自主形成權、信息申報請求權、信息強制保留請求權、信息強制披露請求權、信息調查權、檔案形成權和保持權、信息技術使用權、獲得預算支持權和制裁權等九個類型。
（一）自主形成信息權
首先，行政過程中可能自動生成、記錄和儲存有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信息，在多數情況下，“政府管理即信息”。{12}（P605）例如，在行政許可過程中，申請人為了獲得權利和利益可能主動或被動地向行政機關提供各種信息，政府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有關私人和政府自身的信息資料。其次，政府可以文件和會議形式來形成信息，開會既是從上到下傳播和配置政府信息的行政手段，也是政府有目的性地生成信息的一種行政手段。再次，政府通過撰寫分析報告來收集和處理信息。一方面，行政機關有義務撰寫年度的或者階段性的或者專門性質的信息報告或者工作報告，如《財政檢查工作辦法》要求財政檢查組在檢查結束的10個工作日內向財政部門提交書面財政檢查報告。另一方面，政府對收集到的信息要進行分類、鑒別、總結、分析和評估，撰寫總結分析材料和評估報告并將電子數據送交有關部門，如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2004年撰寫的《全國國有煤礦安全保障能力調研報告》、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撰寫的《2006年電力安全監管報告》，都具有代表性。
（二）信息申報請求權
政府進行信息收集可以采取自愿和強制兩種方式。政府的信息申報請求權，是指政府強制要求私人提供信息，即政府強制有關當事人主動申報特定信息或者被動提供特定信息。典型的信息申報請求包括納稅申報、社會保障補助申請、財政貸款申請、就業申請表填報等，這些信息請求直接或者間接地提交給行政機關，目的是實現行政使命，也因此把收集信息的義務強加給當事人。{13}（P119）
政府的信息請求目的是多樣性的，我國很多法律法規和規章都規定了政府信息申報請求權。例如，《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辦法（試行）》規定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納稅人，在納稅年度終了后，應當填寫和報送《個人所得稅納稅申報表》及有關證件和材料；《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繳費單位應當在每月5日前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辦理繳費申報，報送社會保險費申報表、代扣代繳明細表以及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規定的其他資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規定：申請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戶主向戶籍所在地的街道辦事處或者鎮人民政府提出書面申請并出具有關證明材料，填寫《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審批表》。
（三）信息強制保留請求權
信息強制保留請求權，是指政府強迫私人按照特定行政目的和特定形式的要求保存信息記錄或者記載信息的文件，以便行政決策和執法使用。從我國信息強制保留的實際狀況出發，私人的信息保留形式包括：制作和保存符合要求的文件、保留特定形式的信息記錄。
第一類是強制制作特定文書，主要體現在會計、審計、稅收、娛樂業、醫患關系和金融業等領域。具體形式包括：（1）帳（賬）簿，如《會計法》規定各單位必須依法設置會計帳簿并保證其真實、完整。（2）名簿，如《娛樂場所管理條例》規定娛樂場所應當建立從業人員名簿，包括從業人員的真實姓名、居民身份證復印件、外國人就業許可證復印件等內容。（3）日志，如《娛樂場所管理條例》規定娛樂場所應當建立營業日志，記載營業期間從業人員的工作職責、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并不得刪改，留存60日備查。我國對航海日志、輪機日志和車鐘記錄簿實行國家強制標準，強制按照法定形式和格式制作、記載和保存日志。（4）病歷和處方，如《醫療機構病歷管理規定》規定醫療機構應建立病歷管理制度，并設置專門部門或者配備專（兼）職人員來保存與管理。《處方管理辦法》規定：處方由調劑處方藥品的醫療機構妥善保存，普通處方、急診處方、兒科處方、醫療用毒性藥品和第二類處方、品和第一類處方，它們的保存法定期限各不相同。（5）票據，如《發票管理辦法》和《票據法》中的發票、匯票、本票和支票。
第二類是強制保留特定記錄，無論在傳統的秩序行政還是在給付行政和環境行政中，都可能存在要求當事人保存必要信息記錄的請求。例如，《民用航空法》規定從事飛行的民用航空器應攜帶民用航空器航行記錄簿；《娛樂場所管理條例》規定娛樂場所應建立“違法行為警示記錄系統”；《金融機構客戶身份識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要求金融機構妥善保存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確保能足以重現每項交易，以提供識別客戶身份、監測分析交易情況、調查可疑交易活動和查處洗錢案件所需的信息；《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規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建立和保存繳費記錄；《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條例》規定油類作業船舶應將油類作業情況準確地記人《油類記錄簿》、裝運有毒害或含腐蝕性貨物的船舶應將洗艙水排放情況記人《航海日志》。
（四）信息強制披露請求權
信息強制披露（mandatorydisclosure）已經成為信息管制的最重要工具。[14]（P619）政府要求當事人披露私人擁有的信息，包括食品營養標簽、藥品標簽、服裝標簽、環境信息、雇主向雇工披露危險物、允許附近居民知道危險、市場交易信用信息、安全事故信息等。概括地說，政府的信息強制披露請求權表現為強制安全信息公示、強制交易信用信息披露和強制安全信息報告三種主要形式。
1．強制安全信息公示，主要是指對涉及消費者、勞動者和普通公眾利益的必要信息通過一定形式進行公開披露，如《食品衛生法》規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劑必須在包裝標識或者產品說明書上標出法律法規規定的信息；《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強制藥品說明書和藥品的標簽標明和公示有關信息；《職業病防治法》要求依法設置和公告職業病危害的警示標識和中文警示說明。
2．強制交易信息披露。現代商事活動不同于傳統民事活動，它更具有流動性、易變性、技術性和壟斷性，強制交易信息披露主要是指在商事交易中，消費者、小企業、小股東處于信息不對稱的不利地位，強制要求處于信息壟斷地位的商事主體公開自己的活動。例如，《保險法》規定保險監督管理機關有權要求保險公司提供業務狀況、財務狀況、資金運營狀況等有關的書面報告和資料；《證券法》規定了證券交易持續信息公開規則，發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說明書、公司債券募集辦法、財務會計報告、上市報告文件、年度報告、中期報告、臨時報告、重大事項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資料，都必須定期或者按照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要求予以公開。
3．強制安全信息報告，主要是指對涉及事故、公共健康和秩序、環境和財經安全等公共事件的信息，以一定的形式向有關行政機關及時準確地報告、補報、續報和通報，例如，《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食品衛生法》、《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和規章都要求進行事故報告；《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和采供血機構及其執行職務的人員發現法定的傳染病疫情或者發現其他傳染病暴發、流行以及突發原因不明的傳染病時，應遵循疫情報告屬地管理原則，按法定內容、程序、方式和時限報告；《藥品不良反應報告和監測管理辦法》規定藥品生產和經營企業、醫療衛生機構應按規定報告所發現的藥品不良反應；《重大動物疫情應急條例》規定從事動物隔離、疫情監測、疫病研究與診療、檢驗檢疫以及動物飼養、屠宰加工、運輸、經營等活動的單位和個人，發現動物出現群體發病或者死亡的，應立即向所在地的縣（市）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報告；《審計法》和《會計法》分別規定了審計結果報告制度和財務會計報告制度；《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條例》規定應向港務監督提交索取清除污染費用報告書；《電子銀行業務管理辦法》規定金融機構應建立電子銀行入侵偵測與入侵保護系統，建立對非法入侵的甄別、處理和報告機制；《電信條例》規定電信業務經營者發現電信網絡中傳輸的信息明顯屬于違法的，應立即停止傳輸，保存有關記錄并向國家有關機關報告。
（五）信息調查權
“行政機關做出某種決定時，需要一定的情報，而該情報又需要通過一定的方法來收集。也就是說，調查是必要的。”{15}（P183）信息調查權是政府的一項固有權力，根據政府信息收集的目的可以將其區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以預先形成信息為目的的調查和檢查，主要是指統計調查和執法檢查；第二種是以事后形成信息文件為目的的調查，主要是指行政行為決定做成前的行政調查。
1．統計調查。以統計為目的的信息調查也是一種政府信息請求。按《統計法》和《統計法實施條例》，統計指運用各種統計方法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進行統計調查、統計分析，提供統計資料和統計咨詢意見，實行統計監督等活動的總稱。統計機構和統計人員享有統計調查權，有權進行調查、搜集有關資料，召開有關調查會議，檢查與統計資料有關的原始記錄和憑證。在我國，由政府進行的統計調查活動非常頻繁，如已經或正在進行的大規模的國家性普查活動有人口普查、經濟普查、農業普查、工業普查、資源普查、土地普查（調查）、全國基本單位普查、文物普查、污染源普查等等。
2．行政檢查。行政檢查是指行政機關為了達成特定行政目的，對特定行政客體所進行的察查、搜集資料的活動，或者指行政主體以搜集、驗證相關事實與資料為目的就個別具體事件、針對特定公民行使公權力之事實行為。{10}（P907）“行政檢查”與行政調查存在著混同現象，在一般意義上，可以把“行政檢查”等同于“行政執法檢查”，是行政機關通過直接觀察、調查、檢驗甚至采用搜查手段取得信息和證據的常規技術，以防止和矯正違法情形發生。我國很多法律將行政檢查作為一種特殊的收集信息方式，如《稅收征收管理法》、《審計法》、《社會保險費征繳監督檢查辦法》、《控制對企業進行經濟檢查的規定》、《民用航空行政檢查工作規則》、《財政檢查工作辦法》、《電力監管機構現場檢查規定》、《基金會年度檢查辦法》等，分別規定了專門領域的行政檢查及信息收集權力。
3．行政調查。“在現代行政中，行政調查作為行政機關獲取信息、取得作出行政決定證據的基本手段，構成了幾乎所有行政決定的必經程序和處置前提。”{16}（P129）行政調查通常是指對涉嫌違法行為的立案調查、對有關事實或者行為的核查以及事故的調查，是行政機關主動運用的職權調查，包括傳訊、鑒定與勘驗等方式。{10}（P1046）例如，《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稅務機關調查稅務違法案件時，對與案件有關的情況和資料，可以記錄、錄音、錄像、照相和復制；《反洗錢法》規定國務院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省一級派出機構發現可疑交易活動，需要調查核實的，可以向金融機構進行調查。
（六）檔案形成權和保持權
“政府信息的最終命運是檔案。”{17}（P53）檔案的實質內容是行政機關進行調查所收集的和保留的各種信息。{2}（P343）檔案保存是一種信息記錄的保存，從主體上看有單位檔案和國家檔案。從形式上看有紙質檔案和電子文件檔案，《電子公文歸檔管理暫行辦法》和《電子文件歸檔與管理規范》國家強制標準（GB/T18894-2002）規定了在公務活動中產生的具有保存價值的電子文件的形成、積累、歸檔、保管、利用、統計的一般方法。從內容和功能上，檔案主要有以下幾類：（1）個人身份檔案，如《職業病防治法》規定的勞動者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婚姻登記條例》規定的婚姻登記檔案、《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規定的公務員任免和處分檔案、教育部規定的普通高等學校檔案和“農村留守兒童檔案”等；（2）福利檔案，是給付行政賴于進行的最重要的信息依據，包括勞動就業檔案、社會保險檔案、社會救助檔案、低保檔案；（3）行政執法檔案，國務院2004年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要求健全行政執法案卷評查和行政執法案卷制度。
（七）信息技術的使用權
信息的一般特征是：擴張性、非耗竭性、替代性、傳遞性、散布性和共享性。{18}（P186）信息的這些特征決定了政府在信息形成過程中必須依賴信息技術作為載體，“信息技術”包括計算機、輔助設備、軟件、硬件、服務（包括支撐服務）以及相關資源等。在現代社會，政府任何一項信息活動都涉及到信息技術和形式的選擇和運用，如納稅申報可以采取電子申報方式、行政調查中可以使用先進的電子監測技術。信息技術使用的目的是：（1）提高政府記錄保持的效率；（2）提高對欺騙、浪費、濫用信息的發現和預防；（3）提高法律實施調查。對于政府之外的當事人而言，政府經常使用的計算機技術有計算機匹配、計算機輔助事先核準、計算機歸檔。{19}（P630）
各國法律都對信息技術使用作了規定，一方面為了保障信息工具記錄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如國家強制標準《電測量指示和記錄儀表及其附件的安全要求》（GB6738-86）對各種儀表的技術標準作了強制規定。另一方面，信息技術手段的使用會侵犯當事人權益，因此信息技術工具的使用需要得到行政許可，如《娛樂場所管理條例》規定歌舞娛樂場所應按照國務院公安部門的規定在營業場所的出入口、主要通道安裝閉路電視監控設備，并應保證閉路電視監控設備在營業期間正常運行，不得中斷。歌舞娛樂場所應當將閉路電視監控錄像資料留存30日備查，不得刪改或者挪作他用。
在我國，使用最廣泛的信息技術工具是稅控收款機和公共安全圖像信息電子系統。對于前者的使用幾乎沒有爭議，而對于后者的爭議卻非常之大。例如，交通執法中未經法定強制檢測的“電子眼”所記錄的車速結論缺乏準確性，不應作為行政處罰的證據。{20}我國對信息技術工具的使用采取法律授權原則，并且規定了相應的國家強制標準和生產企業資質條件。例如，《稅收征收管理法》、《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規定國家有計劃地推廣使用稅控裝置，依據《稅控收款機生產企業資質管理辦法》，稅控收款機產品生產企業資質的申請、受理、認定和監督管理都受到法律控制。稅控收款機（fiscalcashregister）的國家強制標準包括機器規范、稅控IC卡規范、稅控器規范、銀行卡受理設備規范、稅控打印機規范、設備編碼規范等六個部分。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的使用也受到法律限制，如《北京市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2006年）、《重慶市社會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2006年）、《成都市公共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2007年）、《廣州市公共安全視頻系統管理規定》（2007年）、《遼寧省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2007年）等地方政府規章，授權縣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和區、縣人民政府負責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的建設、使用、維護和監督管理，且不得侵犯和泄露公民個人隱私、國家秘密和商業秘密。
（八）獲得預算支持權
政府在信息形成過程中需要耗費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主要是設備和軟件的購買、服務和輔助服務、職員、跨政府信息收集的付費等，如我國國家稅務總局1993年開始推進“金稅工程”，三期立項投資達50億元。美國管理預算局負責行政機關的信息收集預算審批，信息與管制事務辦公室具有預算撥款權，每個欲進行信息收集的行政機關的首席財務官必須與管理預算局合作，規劃出一個完整的、準確的信息技術花費、相關費用支出和結果的核算說明。美國信息技術預算不斷增長，1986年是143億美元，1993年是249.7億美元，1998年是289.7億美元，每年大約以2.47%的速度遞增，大約有77%的信息預算消耗在國防部、交通部、國防部航空局、商業部、能源部、農業部、教育部等七大部門。{21}2007年管理預算局對13個重要統計機構[1]的統計調查預算作出了評估：2006年為21.89億美元，2007年為21.9億美元，2008年為27.52億美元。美國統計機關有80多個，按照《2007年度美國政府統計規劃報告》的評估，其全部統計工作的預算是54.02億美元。{22}（P1）
目前，我國政府對信息收集和處理的預算來源和支配還缺乏系統的、細致的法律界定，只有國務院組織進行的全國性統計調查的經費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如《全國農業普查條例》規定農業普查所需經費由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共同負擔，并列入相應年度的財政預算，按時撥付，確保足額到位。國務院在《關于開展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的通知》和《關于開展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通知》中，分別就土地調查經費和文物普查經費作出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分擔的決定。
（九）制裁權
政府對于未按照有關法律規定的信息收集和處理行為有權進行制裁，制裁手段具有多樣性。在美國文書工作中，制裁手段包括：（1）行政機關的強制或者法院罰金或其他處罰；（2）金錢賠償或者公平救濟判決；（3）對許可證、特權、權利、補貼或利益的撤銷、中止、削減、否決等。
在我國，違反信息管制的制裁手段包括行政制裁、經濟制裁和刑事制裁。行政制裁手段主要有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處分措施，如《娛樂場所管理條例》規定娛樂場所未依法安裝閉路電視監控設備或者中斷使用的，或者未依法留存監控錄像資料或者刪改監控錄像資料的，縣級公安部門責令其改正，給予警告；情節嚴重的，責令其停業整頓1個月至3個月。經濟制裁是指行政機關對于違反信息收集和處理規定的當事人的一種經濟利益的不利處分，該種違反信息義務的懲罰措施直接剝奪了當事人的經濟利益或者受益機遇，如《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繳費單位不按規定申報應繳納的社會保險費數額的，可暫按該單位上月繳費數額的110%確定應繳數額；《行政許可法》規定行政許可申請人隱瞞有關情況或者提供虛假材料申請行政許可，涉及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事項的，申請人在一年或三年之內不得再次申請該行政許可。《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規定“在安全事故發生后，負有報告職責的人員不報或者謊報事故情況，貽誤事故搶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當事人的信息義務和負擔
信息是政府作出行政決策和行政行為決定的基礎，通常情況下，“必不可少的信息只能從那些不愿意把信息透露給政府的、受調控的工業或其他方式那里獲得”。{4}（P76）并且，當事人對提供的信息經常存在隱匿、捏造、歪曲的現象，因此及時、準確地提供信息、協助政府收集和處理信息就被設定為當事人的一項法律義務，違法者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一）協助義務
按照法治行政原則，行政相對人對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執行公務的行為，有予以協助的義務；{23}（P166）當行政機關履行職責過程中遇到自身無法克服的障礙時可以向與其無隸屬關系的其他國家機關提出協助請求，被請求機關應當依法提供職務上的幫助。{24}（P45）政府在行使信息形成權的過程中產生兩種協助義務，一是作為行政相對人的協助義務，如《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稅務機關依法查詢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開立賬戶的情況時，有關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應當予以協助；一種是作為國家機關的協助義務，如《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各有關部門和單位應當支持、協助稅務機關依法執行職務。目前，我國立法分別從積極和消極兩個角度界定當事人的信息協助義務，前者是指當事人需要積極行動來配合政府收集和處理信息，如《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規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稅務機關調查社會保險費征繳違法案件時，有關部門、單位應當給予支持、協助；后者是指當事人除非法律規定外不享有拒絕權、抵抗權，如《統計法實施細則》將拒絕提供統計情況、使用暴力或者威脅的方法阻撓、抗拒統計檢查的行為，界定為“情節較重的違法行為”。
（二）提供真實信息義務
向行政機關提供真實信息是行政相對人的一種義務。{23}（P167）當事人無論是在自己受益的行政行為還是在不利行政行為中，或者在純粹的信息普查、檢查、調查的事實行政行為中，都有義務真實地披露相關信息。例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規定管理審批機關為審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需要，可以通過人戶調查、鄰里訪問以及信函索證等方式對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和實際生活水平進行調查核實。申請人及有關單位、組織或者個人應當接受調查，如實提供有關情況。《政府采購法》規定政府采購監督管理部門對政府采購項目的采購活動進行檢查時，政府采購當事人應當如實反映情況，提供有關材料。《全國農業普查條例》規定農業普查對象應當如實回答普查人員的詢問，按時填報農業普查表，不得虛報、瞞報、拒報和遲報。
（三）忍耐經濟負擔的義務
“信息在政府善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同時它也強加成本于公眾。給政府提供信息需要花費時間。”{25}（P1）政府要求當事人報告信息，增加了他們的信息收集預算。{21}大量的表格閱讀、理解、填寫、送達、修正補充，耗費了當事人相當多的時間、人力和物質消耗。美國管理預算局在評估文書工作成本時，通常將文書工作的“負擔”以時間單位來換算，例如，管理預算局1997年《信息收集預算》評估報告認為，受到獨立管制機構影響的文書工作的公眾負擔時間大約是3億9千萬小時，用每小時26.5美元來評估，大約是100億美元成本。{26}（P368）作為計算單位的“時數”（hours），是指為了公眾評論而進行的信息收集、管理預算局的信息審查、行政機關對信息的評估所消耗的時間，包括閱讀和理解信息收集本身和其他指令的時間花費，也包括編輯、記錄、復審和發送這些信息的時間花費。除了以“時數”（hours）作為計算信息成本負擔的計量單位之外，美國還使用“信息收集成本”（InformationCollectionCosts）這一術語，是指除了“時數”（hours）之外，行政機關要求公眾提供信息所負擔的其他成本，這些成本包括郵寄表格的成本、收集或者發送所要求信息的必要的計算機系統的成本，以及與表格相應的必需的其他費用（thefees）。{25}（P79）根據信息與管制事務辦公室（OIRA）1999-2007年間連續的年度《政府信息收集預算》（InformationCollectionBudgetoftheUnitedStatesGovernment，縮寫為ICB）報告，整理出的美國27個行政機關的“信息收集公眾負擔時數”情況是：1997約為6，998，690，000小時，1998年約為6，951，140，000小時，1999年約為7，183，820，000小時，2000年約為7，361，720，000小時，2001年約為7，631，740，000小時，2002年約為8，223，170，000小時，2003年約為8，098，790，000小時，2004年約為7，971，176，000，2005年約為8，240，510，000小時，2006年約為8，923，500，000小時，2007年約為9，165，180，000小時。美國27個行政機關的“信息收集公眾總成本評估”情況是：1998年約為51，924，100，000美元，1999年約為78，839，400，000美元，2000年約為88，545，000，000美元，2001年約為62，766，300，000美元，2002年約為59，063，300，000美元，2003年約為54，416，300，000美元，2004年約為70，158，239，190美元，2005年約為94，990，710，000美元，2006年約為62，375，800，000美元，2007年約為63，411，170，000美元。從上述數字中可以看出，政府信息形成權的運用已經給公眾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但這些負擔又需要公眾來忍耐。
四、政府的信息形成權與當事人義務的平衡
（一）平衡的考量因素
經濟管制、社會管制和文書工作管制是政府管制的三大類型。{27}（P110）“在20世紀60-70年代，信息強制披露是權利革命的重要內容，在80-90年代，信息披露更具有突出地位，目前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命令一控制管制的替代品。”{14}（P169）從世界范圍看，各國都有很多法律和規章進行信息管制，政府在運用信息形成權保護私人權益和公共利益的同時，也給當事人附加了義務和負擔，因此有必要協調政府的信息形成權與當事人義務之間的平衡關系。
1．信息必要性的判斷
在美國，管理預算局具有信息管理職能：（1）參與政府信息和統計政策的實施和發展；（2）中央統計機關預算的安排；（3）批準信息收集過程；（4）控制信息收集預算。{5}（P434）在批準信息擬議收集方案之前，管理預算局局長應該判斷行政機關的信息收集對于正當履行行政職能是否是必要的，包括該信息是否有實際效用。在做出判斷之前，管理預算局局長可以給行政機關和其他利害人一個聽證的機會，或者發表書面聲明的機會。如果管理預算局局長斷定行政機關的信息收集沒有任何必要的理由，行政機關就不能進行信息收集。只有為完成行政使命所必需的信息，才可能被允許收集。行政調查權是獲取信息的主要手段，抑制行政調查權的濫用也成為行政法治的一項基本任務，例如《聯邦行政程序法》第555條（c）項規定：“沒有法律授權不得發出傳票，要求提供報告，進行檢查，或強制執行其他調查行為和要求。”{2}（P328）
我國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也規定行政機關進行信息收集應進行必要性判斷，如《統計法實施細則》規定：嚴格審查和批準統計機構送審的統計調查計劃和統計調查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學性；不得重復調查；抽樣調查、重點調查或者行政記錄可以滿足需要的，不得制發全面統計調查表；一次性統計調查可以滿足需要的，不得進行經常性統計調查；按年統計調查可以滿足需要的，不得按季統計調查；按季統計調查可以滿足需要的，不得按月統計調查；月以下的進度統計調查必須從嚴控制；編制新的統計調查方案，必須事先試點或者征求有關地方、部門和基層單位的意見，進行可行性論證，保證切實可行，注重調查效益。
2．人權重要性的考量
政府在信息公開中會涉及人權問題，政府在進行信息收集和處理時也會限制或者侵犯人權，尤其是政府信息記錄系統計算機化之后，個人信息中的隱私和政府信息收集、信息使用之間越發存在緊張關系，需要不斷地平衡政府對個人信息的使用和個人隱私的保護。{19}（P630）政府強制當事人信息披露可能與憲法上規定的言論自由和沉默權相抵觸，一切觸犯人權的信息收集都不能被允許。以隱私權為例，在電子時代對隱私保護越來越困難，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的使用最可能侵犯公民個人隱私。{28}在行政調查中，相互之間存在特殊信任關系的夫妻、牧師與懺悔者、醫生與患者、律師與委托人，應該具有不予作證和提供信息的法定豁免權。{29}（P99）
（二）平衡的技術手段
1．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衡量
在美國，“獲取情報是有效執行任何管理法的不可缺少的條件。為公共利益而獲取情報的重要性超過了為了私人利益而拒絕公開情報的重要性。”對公民住宅的不可侵犯權必須從屬于本地區的公共衛生和安全的需要；為了公共利益，對企業宅地的檢查和家庭福利調查也是行政管理權的組成部分。{3}（P87-91）很顯然，信息形成權作為政府管制權的一部分，為了公共利益而有效執法是其當然使命，在不剝奪私人法定權利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限制私人權利和利益。
2．政府的信息形成權的法律保留
政府的信息形成權必須有法律根據，不是所有的行政機關都有信息形成權，有權力的行政機關也不是在任何時間、場合和事項上都有信息形成權，必須通過法治手段來抑制政府的信息形成權的濫用。目前，我國只有國務院組織實施的全國性統計普查有明確的、嚴格的、高位階的法律規定，而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的統計調查基本上是由行政規章、規范性文件或者同級統計機構來規范或批準的。并且，我國現行的《統計法》和國家統計機構只負責部分信息收集和處理工作，信息社會所出現和需要的大量信息收集和處理問題并不在我國統計法律制度的全部調整范圍之內，這導致大量的政府信息形成權的行使缺乏法律根據，或者所依據的授權法律規范的位階很低。例如，《電力監管機構現場檢查規定》、《財政檢查工作辦法》、《民用航空行政檢查工作規則》、《基金會年度檢查辦法》、《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暫行辦法》、《個體工商戶建賬管理暫行辦法》、《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辦法（試行）》、《金融機構客戶身份識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北京市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等，都是部門規章或者地方政府規章。由行政規章來界定或者限制基本權利和利益，這本身就已經違反或弱化了法治原則。
3．政府信息形成權運用的法律程序
政府具有信息形成權，但其運用時仍然需要得到有關機關的批準，政府的信息形成權的運用一定要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在美國，管理預算局負責各個行政機關的信息收集審批工作，未經批準的信息收集都是違法的，管理預算局每年都要在年度《信息收集預算》報告中通報這樣的違法收集活動。{25}（P110-128）美國政府的信息收集包括內部和外部兩道審批程序。第一道程序是擬議收集信息的行政機關的自審程序，要求行政機關設立一名首席信息官（ChiefInformationOfficer），由其直接向行政機關首長匯報信息收集情況。行政機關需要編制信息收集計劃、說明信息資源管理的目的和規劃程序。信息收集計劃在呈送管理預算局局長審查之前，首席信息官辦公室必須審查和評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描述所收集信息的功能、收集計劃、公眾負擔評估等，還要詳細列出信息收集目錄、可控數量和最后日期，并且必須告知接受信息收集的當事人之所以被收集信息集的理由、信息被使用方式、信息負擔評估和信息反饋方式等。第二道程序是管理預算局局長對行政機關信息收集計劃的審查和批準程序，主要審查擬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實際效用、對公眾的負擔，并且行政機關的信息收集計劃須在《聯邦登記》上公告，請求公眾評論。行政機關的信息收集計劃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獨立提出的，一種是包含在擬議制訂規章中的，對于獨立的擬議信息收集，公告和公眾評論期不少于30天；對于包含在擬議制訂規章中的擬議信息收集，公告和公眾評論期與行政規章的評論期限一致。在《聯邦登記》公告擬議信息收集60天后，管理預算局局長須做出是否準許收集信息的通知。
在我國，統計系統的信息收集已經形成了一套法律程序。按照《統計法》和《統計法實施細則》，統計調查需要編制調查計劃和調查方案，并經主管機關逐級審批，統計調查計劃應當列明：項目名稱、調查機關、調查目的、調查范圍、調查對象、調查方式、調查時間、調查的主要內容；統計調查方案應當包括：供統計調查對象填報用的統計調查表和說明書；供整理上報用的統計綜合表和說明書；統計調查需要的人員和經費及其來源。
我國的行政檢查程序多由國務院各部門自行制定行政規章，雖然法律位階很低，但是也逐漸建立起了一套比較有益的行政程序。例如，《電力監管機構現場檢查規定》和《財政檢查工作辦法》規定了相似的行政檢查信息收集程序：進行現場檢查應事先擬定現場檢查方案并經負責人審核批準后制作現場檢查通知書；現場檢查方案應包括檢查依據、檢查時間、檢查對象、檢查事項等內容；現場檢查通知書應包括檢查依據、檢查時間安排、檢查事項、檢查人員名單、被檢查單位配合和協助的事項等內容；應事先將現場檢查通知書的內容告知被檢查單位；必要時，可以持現場檢查通知書直接進行現場檢查；進行現場檢查時，應當出具現場檢查通知書。
4．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的運用
在政府信息收集和處理領域中運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主要考慮三方面問題：一是信息收集和處理給政府自身帶來的負擔和收益，二是給公眾帶來的收益和直接經濟負擔，三是強制信息披露給廠商造成的利益損失。美國國會于1995年修訂了《文書工作減負法》（PaperworkReducationAct），其目的是限制聯邦政府以任意形式向公眾收集信息，該法為信息與管制事務辦公室設置了特別職責：（1）保證在政府之間進行有效信息資源管理活動；（2）保證政府施加給公眾的文書工作負擔最小化；（3）保證從公眾獲取的信息的收集、使用和配置的公共利益最大化。{21}
（1）政府自身的信息成本和收益
在信息管制中，信息可能非常昂貴，有時所花費的超過了所得到的；信息管制有時是沒有效率的，甚至達不到預期目標。{14}（P626）2000年，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的文書工作成本是2360億美元。{30}（P354）以信息披露立法而言，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年度信息成本約為20億美元，職業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的危險信息政策每年可能挽救200條生命，但是每年耗費的成本大約是3600萬美元，平均每挽救一條生命花費約180萬美元。{14}（P626）所以，政府對信息收集和處理活動也有必要進行成本一收益核算。
（2）公眾的負擔、損害和收益
1995年美國《文書工作減負法》確立了減輕信息收集公眾負擔的年度政府目標，1996和1997每個財政年度預計降低10%，1998、1999、2000和2001每個財政年度預計降低5%.但是，根據信息與管制事務辦公室1999-2007年連續公布的《美國政府信息收集預算財政年度報告》，可知這個目標并沒有實現。2007年財政年度，公眾的負擔預計達到92億小時，比2006年度增長了2.7%，但在局部上確實降低了公眾負擔。{22}（P4）
信息管制的直接目的之一是為了公眾的利益，但是，政府信息披露管制可能使人們知情更少，因為多余的信息會造成消費者理解混亂。{31}（P380）我國的政府信息收集和處理很混亂，有些措施根本不能給公眾帶來利益而只是負擔，如《戶口登記條例》（1958年）確立的旅店暫住人口登記和報告制度，實際執行成本很高，也無必要；居民身份證的頻繁升級換代給公民帶來了很重的經濟負擔；使用電子技術閱讀和反饋信息已經給公眾和消費者帶來一個新的問題—電子產品污染問題。
（3）廠商信息披露的損害
“信息披露的規定可能給企業造成兩方面的結果，有些信息擴大了市場的需求，有些信息抑制了市場需求。信息披露可能給企業帶來很高的收益，也可能帶來很高的成本，甚至導致企業的停業和破產。”{27}（P100）法經濟學家探討了信息披露的“警告責任經濟學”問題，認為產品生產者的警告義務是消費者獲得產品危險性信息來源之一，這種警告義務將影響消費者購買力，產品危險事故警告與消費者購買力成反比例關系，產品事故安全警告強度越弱，產品事故成本越高，強烈的警告雖然會避免較大的事故成本，卻降低了消費者的購買欲望。{32}（P601-602）要求廠商披露完全精確的信息可能導致他們不愿意提供信息。
5．當事人抵抗權的保留
“從行政法層面看，抵抗權主要被表述為個體對基于公權力而作出的行政決定所設置之義務進行抵制和不服的行為。”{33}（P16）例如，《行政處罰法》第49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當場收繳罰款的，必須向當事人出具省、自治區、直轄市財政部門統一制發的罰款收據，不出具財政部門統一制發的罰款收據的，當事人有權拒絕繳納罰款；《行政許可法》第31條規定行政機關不得要求申請人提交與其申請的行政許可事項無關的技術資料和其他材料。這些法律規定，意味著行政相對人有針對行政機關的抵抗權或者對抗權。在政府信息收集和處理過程中，以公民權利抵制行政權力也是公民自我救濟的一部分，如《統計法》第12條規定對違反本法和國家規定編制的統計調查表，有關統計調查對象有權拒絕填報；《稅收征收管理法》第59條規定稅務機關派出的人員進行稅務檢查時，未出示稅務檢查證和稅務檢查通知書的，被檢查人有權拒絕檢查。
五、結語
本文通過美國和中國兩方面的資料和立法情況，分析了政府的信息形成權及其衍生問題。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信息管制（文書工作）在美國也是一個特殊問題，在研究政府管制成本收益時一般只計算經濟管制和社會管制的成本和收益，信息與管制事務辦公室1997年給國會的第一份《聯邦管制成本一收益報告》（ReporttoCongressontheCostsandBenefitsofFederalRegulations）中將“稅典的文書工作成本”從“管制總成本”評估中剔出，{26}（P374）2007年給國會的第10份報告《聯邦管成本一收益報告草案》（Draft2007ReportToCongressontheCostsandBenefitsofFederalRegula-tions）中仍然沒有討論和評估信息管制（文書工作）成本和收益問題。美國通過獨立的文書工作評估報告來研究信息管制問題，但是，這種做法還是遭到了學者們的批評。{7}（P13）而中國幾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文書工作和信息管制的權力合法性和成本一收益問題。我們必須知道，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也是一個管制社會，信息管制成為當代行政國家和福利國家的一種重要工具。政府在運用信息形成權時既給公眾和消費者帶來了利益，也帶了負擔和損害。當我們呼吁重視政府信息公開時，一定不要忘記政府正在進行的信息收集和處理行為，對于國家、社會、公眾而言仍然是利弊并存的。
【注釋】
[1]它們是：商務部的經濟分析局（BEA）、司法部的司法統計局（BJS）、勞動部的勞動統計局（BLS）、運輸部的運輸統計局（BTS）、商務部的人口普查局（Census）、能源部的能源信息管理局（EIA）、農業部的經濟調查服務局（ERS）、農業部的國家農業統計服務局（NASS）、教育部的教育統計國家中心（NCES）、健康和人力部的健康統計國家中心（NCHS）、社會安全管理局的研究評估統計辦公室（ORES）、財政部的收入統計和國內稅收服務局（SOI）、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科學資源統計事務部（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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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法 基本架構 局限性 建議
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經濟法的基本框架，然而究竟應該如何定位經濟法，經濟法在我國經濟運行中起著什么樣的作用以及怎樣更好地履行經濟法的使命，筆者擬通過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法對比，對我國經濟法重新進行定位，并針對我國經濟法架構方面的問題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經濟法的定位
一般來說要對一個事物進行定位，必須對其所處的關系予以判斷，只有這樣才能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
我國法學理論界比較一致地把法律調整的對象和法律調整的方法作為劃分法律部門的根據。法律部門，一般而言是指調整因其本身性質而要求有同類調整方法的那些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這個標準是我們判斷和構建內部協調統一、內容縝密完善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一把尺子。它為我們如何劃分法律部門、確定彼此之間的分工合作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石，推動了部門法學的繁榮和發展。但也在我國法律實踐過程中表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傳統經濟法定位的局限性。首先，在把法律的調整對象作為劃分不同法律部門的主要標準的時候，往往表現為顧此失彼。例如在我國，《勞動法》與《反壟斷法》、《稅收征收管理法》同屬于經濟法范疇但是彼此調整的對象大相徑庭。如果想嚴格地區分不同性質或不同類別的社會關系必然以社會關系能進行嚴格的割裂為前提，但是社會生活是復雜的，這也決定了不同事物從不同角度看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如果固守以調整對象作為劃分不同部門法的根據，將必然導致經濟法的單一維度，難以滿足法律實踐的需求。
其次，以法律的調整方法來作為劃分不同法律部門之間的界線的時候往往也表現出一種方法為多個部門法公用，或者是一個部門法之內有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調整方法，即出現跨域的現象。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例，其第四十條直接規定了“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承擔民事責任”，這也就是說民法的調整方法如賠償損失、賠禮道歉、恢復原狀、返還財產等一樣適用于經濟法領域。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四十條規定的“生產、銷售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責令停止生產、銷售，沒收違法生產、銷售的產品，并處違法生產、銷售產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產品，下同）貨值金額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并處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吊銷營業執照；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里的“責令停止生產、銷售”“沒收”“罰款”“吊銷營業執照”同樣是行政法的調整方法。
經濟法新的定位方法。鑒于法律部門劃分的傳統理念在面對現代社會的要求所表現出來的局限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定位經濟法，同時也為劃分法律部門提供參考。
第一，從經濟法的作用入手，以經濟法所應該擔負的任務為旨歸，設定經濟法的范圍，而不要糾結于社會關系的劃分。筆者認為經濟法的任務應包括：首先，維護國民經濟安全、健康運行，落實國家經濟宏觀調政策。其次，規范市場主體經濟運行準則，維護消費者利益。在當下企業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作為行為準則的環境下，此點尤為重要。衣食住行的危機使得社會穩定面臨威脅，這不僅不符合踐行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甚至是與其背道而馳的。因此法律作為實現政治主張的手段需要擔負起這方面的任務。再次，維護社會公眾利益，在當代立法實踐中出現一種社會法，即它不明顯地表現統治階級的意志，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會公眾的利益。
第二，法律部門拓撲化，即不以嚴格的定性定量為標準，而是以它符合幾個特定的要求為標準來界定法律部門的構成，這是客觀現實的需要。筆者認為經濟法的標準可有以下幾方面：首先，主體間的不平等性；其次，法律關系內容上的經濟性；再次，調控手段的多樣性。
我國經濟法的基本架構設想
第一，從調整內容的角度，我國經濟法可以分為經濟主體法和經濟行為法。
經濟主體法，是市場經濟的活的靈魂，沒有主體就沒有生產交換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基礎。這方面法律包括《公司法》、《合伙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國獨資企業法》等等。
經濟行為方面的法律。經濟行為方面的法律是經濟主體法的延伸，它是對經濟主體的進一步規范。這方面的法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等等。
第二，從經濟維護利益的歸屬角度，我國經濟法可以分為維護國家利益的法律、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的法律和維護部分人利益的法律。
維護國家利益的法律。在當今中國，這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審計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統計法》等等。
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的法律。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維護相關的利益使之得到保障和實現，經濟法亦是如此。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的法律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等等。
維護部分人利益的法律。在一般保護的基礎上加強對薄弱環節的保護，這是非常必要的，認為整齊劃一能夠解決問題的想法是不成熟的。這方面的法律包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處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等等。
完善我國經濟法的建議
第一，加強有關經濟宏觀調方面法律的制定。2011年12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4.1%。其中，城市上漲4.1%，農村上漲4 .1%。民眾存款出現了負增長。這些問題的解決可以借鑒日本市場“間接”規制的方法，加強政府行政指導，利用法律手段打擊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的行為。
第二，制定有關外匯管制方面的法律。2011年7月末，外匯局下發《關于核定境內銀行2011年度融資性對外擔保余額指標有關問題的通知》，這是控制跨境資金涌入，打擊熱錢的又一措施，同時配合了國內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我國現行外匯管理方面的法律規范是1996年1月29日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最近的一次修訂也是在5年前。因此，其在應對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增高，及國際金融大鱷大量進入的局勢等方面顯然力不從心。如果我們能夠參照世界其他國家外匯管理方面的管理法規和經驗制定一部系統綜合的外匯管理法，這對于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確保國民經濟的安全顯然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三，加強對社會公益的調控。緊跟對高房價的擔憂，生活必需品的質量安全更讓人們擔心，瘦肉精、假雞蛋、染色饅頭、地溝油等等，極大地危害到了人們的健康，也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生活必需品價格大幅震蕩，更是讓工薪階層難以面對。突出法律維護社會公眾利益，以我國現有的食品安全法、產品質量法為基礎，加大對制售假冒偽劣產品，尤其是嚴重危害人民身體健康的行為處罰力度，勢在必行。
結語
損害的修復是個靈活的概念。換句話說，資源損害之后最合適的修復方式只能在特定情況下進行確認，需要考慮最完全地滿足受害者的利益，同時最大程度的消除資源損害行為所導致的損害后果。但是我們必須知道，人類生命健康的損傷、風景的破壞、稀有物種的滅絕、不可再生資源的揮霍，這些資源的恢復原狀通常是不可能的、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是不合理的。事先預防和控制成為最現實的選擇，而損害賠償的局限性也必然強烈要求加入預先救濟機制并擴充行政性修復機制，從而保證自然資源環境的功能實現。在自然資源損害的救濟手段中，損害賠償是民事責任體系下之首選，也是阻止損害的最后手段，除此之外，事先預防和抑制性質的保證金、賠償基金以及分擔風險的責任保險都是可行的選擇，而對于恢復原狀的目標而言，補償基金這種形式也可使用。本文將從自然資源修復的目標出發，分個體、市場和政府三個層次對這個完整的法律修復路徑進行分析，希冀為環境資源保護中廣泛的利益平衡提供更加靈活的應對方案。
一、個體責任的承擔———損害賠償與恢復原狀
自然資源首先是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出現，在進入法律的規制范圍后，其內涵不斷得到界定和擴充，而環境作為自然資源的提供者，同時也包含有廢品的吸收者、效益的直接來源功能，這三個功能共同構成了循環經濟體系中環境的生命支持功能。作為環境損害的內容之一，自然資源的損害問題也不斷在各國受到關注，歐盟2004年3月10日正式通過的《預防和補救環境損害的環境責任指令》將此“損害”明確進行界定，表述為“可測量的自然資源的不利變化或者可能直接、間接出現的可測量的自然資源服務功能的損傷”。［1］這表明環境資源的損害事實，正不斷刺激和推動著法律對資源損害修復及其市場化的反應和關注。
（一）損害賠償1982年《世界自然》原則篇中明確指出，所有人根據其國內立法“在其環境受到損害或惡化時應能獲得救濟”。《二十一世紀議程》要求政府和立法機關建立司法或行政程序對那些可能不合法或根據法律侵害權利、影響環境的行為予以合法的賠償和補償，并為個人、團體和組織訴諸司法提供獲得承認的合法權益。2010年2月《關于有害環境活動所造成損害之責任、應對行動和賠償的國內法的編制準則》，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根據1992年《里約宣言》的要求和2001年《關于制訂和定期審查環境法的蒙得維的亞方案》而制定的關于環境損害的責任和賠償問題的準則，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制定關于環境損害的責任和賠償相關國內法律和程序。我國環境資源損害的個人責任承擔規則，主要是基于民事侵權中的環境污染致損規則建立，其中最核心的法律即《侵權責任法》，該法的實施推動了我國在環境領域的侵權救濟規則，其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而侵權損害賠償作為最普遍、適用最廣的救濟方式也被立法所肯定。實踐中，環境資源的損害主要是源于經濟建設和資源開發，也可被稱為“環境侵權”，這在各國有著不同表述，如日本就稱之為“公害”［2］，同傳統的民事侵權相比，它有著許多不同之處，最突出的就是其對人類社會的損害已遠超一般民事侵權法的規制范圍，必須通過預防原則來進行制度上的妥善修正。環境資源損害多屬生產經營活動的產物，除少數事故性污染，均具有一定的社會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也具有連續性和反復性特點。資源損害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往往難以認定，因為行為和結果之間有著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距離，而行為卻具有累積效應、潛在效應和滯后效應，其后果并不能明確的認定，這對于傳統的一般民事侵權理論而言是難以解決的。因此“以無過失責任制取代過失責任制，實行因果關系推定、舉證責任轉移或倒置，實行預防性及社會化救濟制度等，為其關鍵問題及總的發展趨勢。”［3］我國《侵權責任法》的實施就正在推動著環境損害民事責任規則的發展與進步。如將討論范圍縮限至自然資源的損害，我們必須面對的難題將集中在訴訟規則上。［4］公共自然資源的損害往往導致的是集體利益的損害，不涉及具體個人利益的損失，因而在訴訟主體規則方面需慎重考量。在我國，根據憲法和自然資源法的有關規定，自然資源權屬是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二元所有制結構，但實踐中資源的國家和集體所有權卻被不同程度的架空或濫用，在資源的開發利用過程中，資源的需求和供給沒有強有力的利益約束和平衡機制，自然資源的損害程度觸目驚心，資源被掠奪性的開發和利用，浪費和破壞嚴重。目前，我國僅《海洋環境保護法》賦予了行使海洋監督管理權的部門對海洋污染損害的索賠權。這也正是資源損害嚴重的原因之一，我們需要將政府部門實施自然資源損害索賠的領域從海洋環境領域擴大到其他環境資源領域。在環境資源損害賠償的層次上，由于私法救濟扮演了主要角色，政府部門除了成為索賠主體，其他能做的就是有益于損害賠償實現的基礎性支持工作，為環境資源的保護提供一個基礎平臺。具體包括鼓勵環境保護書籍的出版發行，推廣環境保護知識，提高公民的環境意識，支持環境保護相關的教育和培訓工作；推動相關的環境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特別是有利于防止、降低和減少環境影響的技術開發和應用；改進環境數據，將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納入公共事務執行，包括建立環境統計網絡，從事環境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制定環境評估規則與方法，促進公共環境信息的透明度，使得資源損害賠償變得更加確定和可行。
（二）恢復原狀及保證金條款作為環境資源法的基本原則，“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是傳統理論中環境資源保護最為核心的表述，它表明已經或者可能造成環境污染或資源損害的人應當承擔賠償、補償、保護和恢復的全部費用，原則上至少應該包括三種費用：應急及清污費用、私人財產損害賠償費用、公共自然資源損害賠償費用。換句話說，這表明當時已經存在環境資源損害，而且可能繼續發生損害。以民事法律中的環境污染責任為例，污染者就應該賠償與污染有關的損害，不論這種損害是產生于個人、企業及其產品還是產生于被污染的環境本身。但實踐中，環境資源損害是難以測量的。工業產品的生態影響是累積性逐步發生的，眾多因素介入并最終導致環境資源損害，準確認定環境責任的范圍十分困難，企業主會認為錯誤操作的工人和不當使用的消費者也應承擔一定的責任。而對于特定行為是否造成損害的認定也同樣十分困難，我們無法準確認識現有活動對未來環境的影響，如核廢料處理、地下水使用、鄉鎮城市化、高鐵磁懸浮建設等，而且，我們也不能準確認識現有資源能否滿足后代的需要。所以，考慮到時間的滯后性、起因的復雜性、損害范圍的不確定性，我們對環境資源損害應該賠償到什么程度，根本無法進行準確的把握，難以實現所謂最終的公平。由此，在實踐層面而言，除了依據現有法律的判斷來直接賠償損失，我們還可以采納以恢復原狀為目標的保證金制度，有力填補環境資源損害救濟制度中的操作縫隙，將責任的承擔能力預先予以保證。作為民事損害的救濟方式，恢復原狀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淵源。2000年歐盟的關于環境民事責任白皮書就指出，當環境被嚴重污染或遭受重大損害時，必須確保被損害的環境資源得到恢復。擬議中的損害不僅包括了對人、財產和場所污染的損害，而且也包括對自然的損害，特別是對那些位于共同體內、從生物多樣性保護觀點看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資源。但問題在于：什么是已經損失的而我們又應該用什么措施來恢復它？這是一個法律適用的事實問題。實際上，環境資源損害后的恢復原狀普遍是不可能的、不可行的，我們只能確定在多大程度上恢復受損環境資源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由此，法律層面的恢復原狀，僅適用于特定義務或法律規則未被遵守時應該是比較合適的，最典型的就是適用生態資源恢復保證金條款來進行把握。保證金主要用來確定當事人的法律義務，從而防止當事人無法或者拒絕履行先前的承諾而導致對環境資源產生重大影響所造成的損失。國外代表性立法是美國的《露天開采治理與復墾法案》（SMCRA），①該法要求所有的礦山開采者交納保證金，用以保證原本是礦場的地點治理和重新開墾的費用。除非該地點恢復到開墾前的狀態，否則這筆保證金將不退還。即如果礦場沒有按照要求復植原生植被，那么這筆保證金就由規制機構沒收，用于資助第三方進行復墾，保證金的具體形式可以有履約擔保、不可撤銷信用證、信托基金或現金等多種形式。英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馬來群島等國家和地區都建立了類似的礦區保證金制度，要求采礦企業在取得生產許可證之前就做出生態重建的金融安排。國內代表性范例是自治區2003年出臺的《黃金礦山地質環境恢復保證金制度》，規定凡在自治區行政區域內開采黃金者必須承擔因采礦而破壞的礦山地質環境的恢復與治理責任，預繳礦山環境恢復保證金。礦山環境恢復保證金用作采礦權人對礦山環境恢復承諾的抵押。該制度按照植被和土壤類型，將礦山環境恢復保證金標準劃分為五個等級。一級植被的保證金達每平方公里1000萬元，以下等級依次遞減200萬元，最低者為每平方公里200萬元。采礦權申請人必須向指定的銀行賬戶存入足夠數額的礦山環境恢復保證金后，方能領取采礦許可證，并要與主管部門簽訂礦山環境恢復治理責任書。最值得注意的是，主管部門還被賦予了恢復資金不足部分的追繳權，極大防止了采礦權人的掠奪性開采行為。②隨即，云南省在2006年出臺《云南省礦產地質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河北省也了《河北省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黑龍江省則在2007年出臺了《黑龍江省礦山地質環境恢復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至2009年初，我國已經有30個省份建立了礦山環境保證金制度。相比而言，盡管我國的《礦產資源法》對礦產資源開采的恢復機制也有明文規定，③但其規定仍過于簡單，既未規定保證金制度，操作性也不強。
二、個體責任承擔的補充性措施———賠償基金與責任保險
（一）預防性原則及賠償基金基于損害賠償的局限性以及基本的預防性原則，賠償基金機制應成為彌補環境資源損害賠償不足的有力舉措。所謂預防性原則，是指應當優先考慮和采取不產生環境破壞的措施。其根據在于有些環境破壞和資源損害是不可能修復的，況且，預防環境資源損害的費用一般要小于修復費用。我們應從末端控制轉變到對資源利用的全過程管理，使得預防性原則成為污染者付費原則的必要補充。在國外，環境資源損害的賠償基金制度已有不短的發展歷程。以歐盟為例，1984年通過有關監督和控制有害廢物越界運輸的第84／631指令④嘗試建立環境責任體系后，委員會就在1993年3月提出了有關建立環境損害責任一般制度的綠皮書⑤，主張建立無過錯責任和聯合賠償基金制度，涉及后者的表述是：由所有可能涉及賠償的經營者繳納或者以捐助為基礎，作為補充手段或者緊急救濟工具，適用于不能查明責任人、責任人沒有能力履行賠償責任、因果關系不能充分證實等情況。如荷蘭就建立了空氣污染基金，對于因為突發性事故或不能從污染者得到賠償的環境損害可以從空氣污染基金處得到補償。［5］2009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制定的《關于有害環境活動所造成損害之責任、應對行動和賠償的國內法的編制準則》第10條就明確規定：國內法應該通過特別資助或集體賠償框架來填補賠償差額。［6］除此外，類似的立法還包括美國的《超級基金法》［3］，其全稱是《綜合環境反應、賠償和責任法》，該法規定了超級基金與有關補救責任，其體現的核心就是反應、賠償與責任，“反應”就是指針對自然資源的損傷、破壞和滅失而采取的消除、清除、救濟和救助行動，而隨之的“賠償”部分則成立了被稱之為反應基金或超級基金（Superfund）的“有害物質反應信托基金（HazardousSubstancesResponseTrustFund）”，該基金主要就用于自然資源損傷、破壞和滅失所造成的損害賠償，其初始基金為16億美元，主要來源于兩個渠道：一是來自對生產石油產品和某些無機化學制品的行業征收的專門稅，共有13．8億元，二是來自聯邦財政撥款，共有2．2億美元。針對受害者個體，該基金的規則是：受害者必須首先向責任者追償，如果不行，他可以向基金提出，基金獲取對責任者的追索權，如責任者不明則由基金承擔該費用。在責任部分，該法還允許政府向“潛在的責任人”獲取恢復環境的費用，這是對傳統民事責任侵權法的延伸，適用于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損害，“潛在責任人”的典型代表是企業承繼者和銀行為主的貸方，甚至還可以包括參與有害物質處理或有關管理決策的公司高管。該制度遭受著很多質疑，但作為工業化初級階段的規則，它對我國將資源損害成本有效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非常有借鑒意義。總體上說，賠償基金是由向潛在的義務主體直接或間接征收的經費組成，基金從本質上講是潛在義務主體的責任共同體。如果致損方無力承擔賠償責任，應由作為責任共同體的基金承擔。這盡管符合受損者受償的社會公正要求，但由作為責任共同體的基金對個別單位或個人的特定受償負責，畢竟損害了其他潛在義務主體的權利———他們最終分擔了別人應該承擔的責任，日本立法的最終措辭稱之為“補償”而非“賠償”應該也是考慮了這個邏輯。由此，賠償基金適用的條件有著嚴格的限定：根據該基金具有的高度輔和補充性，只能將該基金的使用限于填補漏洞，即賠償義務主體既沒有繳納保證金，也沒有參加保險而又無力承擔責任的情形。
（二）個體風險的市場分擔及責任保險在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近些年的環境事件所帶來的后果均呈現受害地域廣、受害人數多、賠償數額大、治理費用高昂的特點。這對于企業本身及被動承擔最終責任的政府而言，都是難以回避的經濟壓力。顯然，一般的民事損害賠償機制根本難以支撐這種環境資源的保護、救濟和修復體系。而考慮到環境資源損害屬于社會性權益侵害范疇，而環境資源的修復又具有社會性和公益性，這種損害賠償已不再是致害人與受害人之間的問題，而成為社會性問題。這意味著，除了最終的政府救濟，我們還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分擔損害風險，建立社會化的損害賠償和資源修復制度來救濟受害人和修復環境資源。損害賠償和資源修復的社會化，是把環境資源發生的損害視為社會性的損害，由社會分擔公害損失，使受害人得到救濟，環境資源得到修復，注重實現補償和修復功能而把處罰和制裁作用減至最低。在各國建立的社會化保障制度中，環境責任保險是最為典型的制度，利用社會保險制度的保險功能轉移和分散風險，實現救濟受害者和修復環境資源的目標。1．保險模式的選擇。作為風險社會化的重要手段之一，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目前最常見的形式，它通過投保人向保險人繳納保險費的形式，將突發、意外的惡性污染風險或累積性環境責任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它是以被保險人因污染環境而應承擔的損害賠償和治理責任為標的的責任保險。相對于傳統的環境民事侵權責任賠償機制而言，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借助保險分攤風險這一特點，使得環境資源損害的責任社會化，具有很強的社會公益性。為此，多數國家都通過立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如法國就在其綜合性的《環境法》中明確規定環境責任保險制度，芬蘭環境損害賠償的法律依據則是《環境損害賠償法》和《環境損害保險法》。由于各國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面臨的環境問題也有不同特點，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投保模式基本可以強制模式和自愿模式進行區分。采取強制責任保險模式的典型國家是美國和芬蘭。就美國而言，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開展了環境責任保險，其《資源保全與恢復法》授權國家環保局局長可以在其依法的行政命令中，要求業主就日后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責任、關閉估算費用以及關閉后30年內所可能引發的檢測和維護費用進行投保；其《清潔水法》規定，所有進入美國的船只必須投保責任險，以保障可能因污染海洋所導致的責任承擔；而且，美國在1988年還成立專門的環境保護保險公司，承保被保險人漸發、突發、意外的污染事故及第三者責任，政府出資的股權結構使得受害人能夠從保險公司獲得充分的賠償。［4］在芬蘭，《環境損害保險法》明確提出要對因責任人沒有支付能力或者不能查明而不能得到賠償的環境受害人，提供全面的補償，不僅針對因環境污染遭受的人身傷害、財產損害和經濟損失，而且包括因采取預防和限制措施、清除污染和恢復環境的措施而產生的合理費用。環境損害保險金由保險公司專門設立的環境保險中心支付，凡其經營活動可能造成有害環境影響的人，都必須投保；凡申請環境許可的企業或者個人，都必須先行辦理環境損害保險手續。［5］法國和英國皆是自愿險為主、強制險為輔的模式［6］。法國規定，除油污損害賠償須采用責任保險制度，其他一般情況下由企業自主決定是否投保環境污染責任險，保險公司自愿承保，英國要求的環境強制責任保險主要有油污損害責任保險、核反應堆事故責任保險以及聲震保險等，后者承保因聲震等噪聲污染而造成的損害賠償責任，所有的責任保險都由現有的財產保險公司自愿承保。與強制性保險的明確性相比，自愿險為主的模式中責任保險的訂立與否，顯然要取決于保險公司和企業各自訂立保險合同的意愿和積極性。2．我國的現實情況及問題。2007年12月，我國國家環保總局和保監會聯合下發了《關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并在湖南、江蘇、湖北、寧波、沈陽、上海、重慶、深圳、昆明等九個省市開展了試點工作，至目前為止，該項保險業務進展迅速①；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保險產品也在不斷豐富②；相關條例意見相繼出臺③。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國內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實際上依然推動緩慢，問題突出：企業參保率低，業務量小，保險公司主觀能動性不強，目前的產品大多保費過高、保險責任范圍過窄、除外責任過多、理賠責任難以確定。以中國大地財產保險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條款為例，保險責任包括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壞賠償責任以及場所外清理費用賠償責任，但其第6條的責任免除卻詳細列舉了二十七種免責情形。目前國內報道投保額最大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項目，其投保主體是蘇州66家高危風險型企業，但投保額卻僅1．36億元。《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在其第53條明確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海域內航行的船舶，其所有人應當按照國務院交通運輸主管部門的規定，投保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或者取得相應的財務擔保。而與此相對應，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對造成海洋環境污染事故的單位，罰款數額按照直接損失的30％計算，但最高不得超過30萬元。這個罰款金額幾乎可以被利潤驚人的石油公司忽略不計，其投保的積極性可想而知。與此形成反差的是美國的ExxonValdez案，該案的清污費為21億美金，自然資源損害賠償大約為10億美金，而懲罰性賠償額高達50億［7］。而且，我國目前總體缺少污染賠償和損害評估方面的法律法規，訴訟機制也不明確，難以及時合理的確定環境資源損害責任，再加上企業主體環保意識和投保意識淡薄，保險公司面對高風險也望而卻步，最為現實和可行的還是應由政府推動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的發展，確立適合我國的投保模式，包括設立共同承保機構、明確再保險機制，在條件成熟后，推動責任保險法律的制定，確立保險費率等基本標準，并修訂《海洋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律。
三、公共產品損害的政府干預———行政修復措施
（一）基本原理在分析環境資源損害修復的基本行政措施之前，我們不能回避對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討論。西方經濟學家最典型的論證理論就是“外部性”理論，這個理論源自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首次提出的“外部經濟”。此后，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提出，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可以形成資源的最優配置從而實現帕累托最優是不可能的，現實中的私人邊際成本和私人邊際收益并非任何時候都等于社會邊際成本和社會邊際收益，因此要依靠政府征稅或補貼來解決經濟活動中廣泛存在的外部性問題。“庇古式稅收”成為用于消除經濟活動中外部性、政府干預經濟的有力措施。以庇古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通過國家干預，采取稅收和津貼等方法解決外部性問題是比較好的途徑，征稅可以使負外部性的制造者承擔外部成本，津貼則能對正外部進行鼓勵。這種政府干預的理論同樣也能用來解釋對環境資源損害采取行政性修復的理由，因為環境資源問題正是外部不經濟的典型表現，如礦產資源的開采就不可避免會造成不同程度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這些外部不經濟的克服，都需要將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納入資源開發的成本核算。［8］換言之，應將資源開發活動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將環境恢復和污染治理費用以及資源損耗價值納入核算，進一步突出對資源耗竭和環境損害的補償。實踐的發展也印證了這個路徑。1972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環境委員會首次提出了“污染者負擔原則”，環境稅作為該原則的一個重要內容正式出現。1992年，聯合國制定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二十一世紀議程》，體現出利用經濟手段來調整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保護關系的思想，即在環境保護政策上，市場、政府財政及經濟政策應發揮互補性作用，表現為環境費用應該體現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策上，價格應反映出資源的稀缺性和全部價值，并有助于防止環境惡化。在1992年后，經合組織國家進一步認識到環境稅費等經濟手段保護環境資源的重要作用，加快了健全環境保護稅費的步伐，還系統地研究了環境稅的設計與實施、環境稅的國際意義與分配效應、補償措施和收入使用等政策問題，為環境稅的推廣和實施提供了系統的指導性框架。①我國憲法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歸國家所有，因此，我國政府也完全可以對資源公共物品強制性地收費或者稅收，既明確了國家對環境資源產權的權益，通過提供環境資源的使用權獲取一定的收益和補償，又能通過財政投資、補貼等手段將收益用于環境資源保護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