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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戰略的實施,中小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至今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據《2013中國中小企業管理健康度藍皮書》中統計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我國中小企業數量達4200多萬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8%,貢獻GDP的58.5%,貢獻外貿出口額的68.3%,解決了超過80%的就業。中小企業群體一頭連著千家萬戶,一頭連著市場經濟,其生存狀況如何,影響深遠。具體來講,中小企業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創造就業機會。中小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之一,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其為市場提供的產品數以萬計,且多數產品生產流程較為簡單,這就為多數勞動者提供了門檻較低的就業機會。通過中小企業的紐帶作用,一方面吸納了廣大的就業群體;另一方面為市場提供了大型企業無暇顧及的產品及服務。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中小企業盤活了市場經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二是推動技術創新。翻開現代諸多大企業的成長史,無不印證著一個重要的道理:多數大企業都是由小企業發展演變而來的。中小企業由于經營思路靈活、高效,將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時間相對較短。許多技術創新均是由中小企業完成的,特別是在高科技、信息知識時代,中小企業是技術創新的有力推動者。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上資金、人力投入較大,創新產品也較多,特別是申請專利的數量在逐年增長,這是中小企業推動技術創新的重要例證。三是活躍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進程中,中小企業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改革開放的歷程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躍與否與中小企業關系密切,哪個地區的中小企業數量較多,則該地區的市場經濟較為活躍,反之該地區經濟缺乏活力。然而,由于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信用級別低、管理水平低等自身缺陷,加之中小企業還頻頻遭遇正規金融機構的歧視,這些內外部因素綜合交織在一起,造成大量中小企業無法從商業銀行融資,使得它們不得不面臨融資難問題,這是制約中小企業健康成長、發展壯大的一大障礙。融資難的表現有:首先,融資能力較弱。中小企業沒有經歷市場的考驗,在創業初期主要依靠創業者的自有資金,伴隨著企業的不斷成長,內源融資有限,必須依靠外源融資才能夠獲得持續的發展。與大企業相比,其沒有與商業銀行建立緊密的銀企關系,且市場波動承受力弱、經營不穩定,這些因素使得其從銀行獲得貸款的能力較弱。其次,融資規模小。中小企業具有諸多缺陷,使得其無法與大型企業一樣,從正統的金融機構獲得發展所需資金,其融資資金來源大多來自于自身積累、親朋好友借貸、職工集資以及非正規的民間借貸等途徑,但是這些融資規模均較小,有時無法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這就大大限制了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第三,信用擔保體系不健全。中小企業因其經營不穩定,容易受市場環境影響,且其信用水平較低,資產較少,這就使得多數擔保機構不愿為其提供融資擔保,形成了擔保體系不夠完善的局面,使得其獲取資金的能力大打折扣。第四,融資成本較高。現代商業銀行貸款實行責任制,且需要擔保,為了獲得貸款,中小企業往往要花費較多的費用。一些研究也證實了中小企業所支付的貸款利率要比大型企業高出50%以上。第五,直接融資市場門檻高。盡管我國于2010年推出了創業板市場,為中小企業通過發行股票直接融資鋪平了道路,然而由于較為嚴格的上市條件使得多數中小企業望而卻步,無法借助這一平臺融資。綜上所述,中小企業健康成長是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內在必然要求,這就需要解決中小企業發展中所面臨的融資難問題。而立足于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創業投資是解決融資困境的一次有益探索,其在破解中小企業融資困境方面形成了一些較為重要的機制。
二、創業投資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機制
創業投資作為一種新興的權益資本形式,經過多年的發展,通過探索建立的對接機制、運行機制、退出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方面具有很大優勢。
(一)對接機制創業投資與中小企業建立了一個關系融洽的投融資平臺對接機制。在對接機制中,中小企業與創業投資地位是平等的,是雙向選擇的,這又涉及到兩個子機制,第一個機制是引入機制,即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入機制。中小企業在破解融資困境時,除了利用內源融資外,其也可借助創業投資來融資,然而中小企業與創業投資之間往往因為信息不對稱,兩者對接效率較低,這就迫切需要中小企業建立一個引入機制。這個引入機制的重點在于為中小企業吸收創業投資并尋求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同時也為中小企業發展成熟時創業投資通過股權轉讓全身而退做出鋪墊。中小企業在引入創業投資時,應遵循如下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實際控制人不變更,二是管理層不發生重大變化;此外,還應把握引入時機,一般而言,存在兩個重要時期應考慮是否引入創業投資:首先是企業改制前。此時中小企業尚屬于有限責任制,由于創業投資對中小企業具有上市的預期,期待通過股權轉讓獲得高額回報,中小企業是否能夠上市還是一個未知數,企業的經營、會計、管理相對不夠規范,因此,此時引入創業投資較為困難。其次是企業改制后。通過股份制改造后,中小企業具備了上市條件,此時引入創業投資則較為成熟,創業投資也愿意投資這一類的企業,現實中多數創業投資均發生在企業改制后。第二個機制是投資決策機制。這是針對創業投資機構而言的,創業投資的最根本目的在于獲取高額利潤。在篩選投資對象時,創業投資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首先是企業投資收益率,這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企業投資收益率的高低是企業未來盈利能力的重要表現,一個盈利能力相對較高的企業能夠確保創業投資收回投資并取得回報;其次是創業者素質,創業者素質高低對企業未來成長影響深遠,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將對創業投資產生重大影響;第三是企業發展前景,企業所在行業是否屬于朝陽行業,企業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及認可程度如何,企業是否具備核心生產技術等,這些因素也應是考察企業未來發展前景的重要指標。一個發展前景較好的企業可以為投資者帶來豐厚回報,創業投資應該重點關注這一類企業。因此,創業投資在確立其投資決策機制時,應從上述幾個核心指標對投資對象進行篩選與評估,研究投資前的考查、投資對象的選擇等問題。近年來,我國政府先后出臺了多個政策以促進創業投資與中小企業的對接,比如2007年財政部、科技部出臺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就如何引導二者對接給予了指導性政策建議。據財政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全國獲得政府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支持的創業風險投資機構數量達到188家,政府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累計出資260億元,引導帶動的創業風險投資管理資金規模超過1000億元,多家中小企業獲得創業投資的支持。
(二)運行機制在創業投資與企業成功對接之后,創業投資首要考慮的是如何獲得預期收益,而中小企業則關注怎樣保證所融資金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以使雙方獲得長足發展。首先,對于創業投資基金而言,為了確保其投入資金保值增值,獲得預期收益,需做好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要輔助創業者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管理核心。創業投資基金通過委派專家進入公司的董事會,通過財務監管等措施,協助創業者管理風險,為增資、出售、上市等關鍵問題給出指導,不斷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二是資金追加。首筆創業投資資金對于企業發展所需資金而言,相差較大,伴隨著企業發展成熟,創業投資應適時追加投資,使得其具有更高的激勵來關注公司的發展狀況,提高創業投資的收益。三是動態監控。在對中小企業注資后,創業投資通過實施動態監控企業的投資活動來提醒創業者不斷強化風險意識,提升企業管理水平。此外,還通過提供及時的決策信息、管理咨詢,幫助企業解決實際發展中出現的各類問題,防范可能出現的風險。其次,中小企業為了將創業投資的資金發揮最大效用,需要對資金優化配置做出全盤考慮。除了要提升技術水平外,還應做好市場調研,不斷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只有如此,企業才能夠不斷獲利,這是吸引創業投資進行投資的根本保障。總之,在創業投資運行機制中,創業投資與中小企業應相向而行,互相協作,圍繞著企業增值這一目標共同前進。否則,創業投資可能面臨著資金收不回的風險,中小企業也將面臨融資較難的局面。
(三)退出機制創業投資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步入成熟期后,創業投資應通過IPO、股權轉讓、轉售、并購、回購等不同方式退出,以實現創業資本的再投資。創業投資以資產增值為目的,適時退出是創業投資的本質屬性,這將為其尋求新的投資奠定堅實基礎。創業投資退出對于創業投資自身發展十分重要,自借助對接機制篩選種子投資目標以來,經過對投資目標進行輔導,不斷推動企業發展壯大,伴隨著企業成功上市,創業投資的盈利水平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此時通過股權轉讓方式退出當為最優選擇。退出一方面實現了創業投資資本的增值,另一方面也為下一輪投資提供了重要保障,從而實現投資——退出——再投資的良性循環。退出機制是否健全對于中小企業未來發展而言也十分重要。經過創業投資輔導后,中小企業熟悉了現代公司的投資策略、增資、經營管理及風險控制等方面的內容。創業投資退出公司管理層后,留給創業者較大的自主決策空間,這對于企業未來發展是極為有利的。倘若創業投資不退出,或者退出渠道不暢,這對于創業者將成為一種約束,不利于其自主發展。在實踐中,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逐漸形成了以IPO、兼并、股權轉讓為主的資本退出渠道,其中IPO退出逐漸成為主流模式。據《中國創業投資年度統計報告(2012)》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共有246筆創業投資退出,其中IPO是最主要的退出方式,占比58.5%;其次是股權轉讓退出,占比17.9%;此外,并購退出和管理層收購退出,占比分別為12.6%和7.3%。
(四)風險防范機制風險防范意識應該貫穿于整個創業投資活動的始終,這不僅是資本市場運行的基本要求,也是資金增值的內在屬性。對于創業資本來講,其面臨的風險主要來自投資活動,包括甄別投資對象過程中的風險、隱藏在投資對象經營活動中的風險。為了防范風險,創業投資在選擇投資對象時,應盡可能地搜集相關信息。具體地,創業投資機構應該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來綜合分析,宏觀分析主要關注國家宏觀經濟運行形勢、國家產業政策;中觀分析主要考察行業所處的生命周期及所處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地方政府的稅收情況;微觀分析側重調查企業創業者素質、企業的技術水平、組織管理及產品等,在此基礎上做出最優的投資決策。此外,創業投資還應采取委派人員進入董事會、定期不定期與創業者談話、查閱企業財務數據等方式強化對企業的監督,對企業管理層施加一定的壓力。通過上述措施,創業投資才能夠不斷地動態監控風險、防范風險。綜上所述,在破解中小企業融資困境時,創業投資通過上述四個機制發揮作用,相互鋪墊,與其他融資方式相比,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對接機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程度,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了一個雙贏的平臺;運行機制具備市場化特征,能夠確保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的良性互動;退出機制趨于完善,在推動中小企業持續發展的同時,也使得創業投資獲得高額回報,為下一輪投資做出重要鋪墊;風險防范機制是保證中小企業創業投資的資金順暢進入、運行、退出并實現價值增值的重要保障,這可以有效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引領中國創業投資健康發展。事實上,通過考察我國過去數十年間創業投資的發展實踐不難看出,創業投資在增加就業、提高企業研發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拉動經濟增長等方面均做出了顯著貢獻。據《中國創業投資行業發展報告(2013)》公開的數據顯示,2012年,創投企業所投資企業的年末就業人數為236.72萬人,所投資企業的研發投入達602.81億元,所投資企業的銷售額達18481.34億元,所投資企業的工業與服務業增加值為4344.64億元,這些指標與往年相比,增速均十分明顯。
三、創業投資存在的問題與建議
一般而言,企業的風險投資是需要等到企業發展到上市階段,通過IPO將風險投資撤出投資,以期獲得更大的資本增值,但是目前我國風險投資退出機制不是非常的完善。我國風險投資起源于上個世紀80年代,相對于其他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比較落后,缺乏完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也缺少政府部門的法律法規支持體系,更加缺少完善的市場機制作用體系,最后導致風險投資難以成功。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上市公司IPO是風險投資退出的最佳方式和時間,但是這需要完善有序的市場秩序支持以及健全的法律法規保護,而我國股權分置改革來的很晚,因此IPO過程當中風險投資退出的方式受到了阻礙。吳超鵬(2012)研究也發現我國風險投資在公司上市之后退出的比例不高,從2000年之后一直到2010年之間,在公司上市三年后退出的風險投資僅僅35%,五年之后退出的也不過44%。通過這樣的分析來看,我們國家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還需要進一步的改進和提高。
二、風險投資
對于我國上市公司融資行為影響分析總體來說,上市公司一般的融資行為會存在一些信息不對稱以及委托的問題,但是風險投資可以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本文探討的風險投資對于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可以視為是投資與被投資、監督和被監督關系。需要從上市公司自身的角度出發去探討分析風險投資對于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具體影響。
(一)對于上市公司內部機制有利影響
風險投資可以成為上市公司的十大股東之一,可以通過其有效的監督管理引導上市公司形成優秀的公司治理團隊,只有擁有一個優秀的團隊才可以促進企業創造源源不斷的現金流,從而通過內部的監督管控,提升上市公司融資能力,影響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優秀的風險投資家可以通過自身寬闊的視野,卓越的思想對公司進行監督,對于公司績效有絕對正面的影響,同時也可以幫助公司制定戰略管理政策,對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
(二)對于上市公司內部機制的不利影響
一般而言,西方發達國家公司IPO之后,風險投資就會退出,但是我國風險投資的長期存在,并且風險投資家會成為上市公司董事身份,這樣可能會形成一種“尾大不掉”的現象,他們會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干擾公司的政策,甚至也會出現惡性的競爭奪權現象,因為私人利益做出有損公司的非效率投資融資活動。
(三)對于上市公司外部機制有利影響
企業與外部環境的溝通交流過程中,往往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風險投資可以有效地加強信息傳遞能力,增加企業的外部融資能力。第一,風險投資可以給企業帶來良好的聲譽,這是衡量企業質量的一個標準,這樣良好的聲譽可以幫助公司吸引融資和投資對象,給外部傳遞更加可靠的信息。因此,風險投資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降低信息交流溝通的成本,減少因為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道德風險問題以及逆向選擇問題。
(四)對于上市公司外部機制的不利影響
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擾,比如說國家的稅收政策和貨幣政策:第一,我國稅收政策的制定主要是我國中央政府部門根據當前社會經濟的具體發展內在要求而確定出來的制度體系,并且會以此作為根據,作為指導各級地方政府稅收收取的基本方針準則,來開展稅收收取工作。另外有關中央與地方的稅收收入分配關系、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等眾多的分配關系基本是沒有理順的關系。總而言之,在這種稅收政策下,我國的上市公司要想得到發展,就必須避免稅收政策帶來的各種影響。目前的風險投資可能會受到這樣的政策干擾,從而對于公司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第二就是國家貨幣政策。對于我國的上市公司來說,自身競爭力十分缺乏,而且公司的資本結構不合理,一旦中央政府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的時候,可能會導致出動的基礎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政府宏觀政策調控的影響。“從緊”的貨幣政策會使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而導致公司出口商品的價格會有所提高;上市公司的資金壓力會進一步地加大,公司的信貸成本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提高。這些外部因素對上市公司的長遠健康發展來說,都不是有利條件。而這些都是風險投資難以規避的。總體而言,風險投資可以有效地解決上市公司內部治理以及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但是與此同時也可能會帶來與之相關的新的問題。對于風險投資該如何把握和利用需要我國上市公司在融資行為當中有良好的掌控。同時也需要不斷地完善我國宏觀資本市場,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確保足夠的后盾支撐上市公司的健康發展。
三、結束語
H1:投資決策與融資能力具交互關聯性。其中包括:H1a:投資支出對融資的增加呈正向影響性;H1b:融資能力的增加對投資支出呈正向影響性;聯立方程式模型的組成不能低于一個方程式,每一個方程式的內生變量(ogenousvariable)各不相同,每個方程式的因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互有聯系,因此,聯立方程式模型的參數估計必須從整體考慮。借由聯立方程模型來作驗證,才能滿足回歸參數的不偏性與一致性,而三階段最小二乘法(ThreeStageLeastSguare,3SLS)即具備不偏性與一致性的良好性質,又能滿足參數估計的有效性。這是本研究采用聯立方程模型的重要原因。在使用聯立方程式時,須先對個別方程式進行階的認定(theordercondi-tionofidentifiability),只有滿足“過度認定”及“適度認定”才能取得有效的估計結果,而認定準則的步驟如下。Step2.階的認定準則,由于聯立方程模型在利用化約式求取工具變量以取代結構式中內生變量的過程中,由結構式轉換為化約式求估計值是沒有問題的,但由化約式的估計值反過來求結構式的估計值就不一定成立,因此在決定聯立方程式是否為適當的分析方法之前,應先對個別結構式進行階的認定(theorderconditionofidentifiability),以決定是否可借由此縮減式進行參數的估計。由表1可看出,階的認定準則包含三種狀況,即過度認定、適度認定、認定不足三種情況。如果結構式為認定不足,表該化約式的估計結果無法得到結構式的估計值,因此利用聯立方程模型對該結構式進行估計必須符合過度認定或是適度認定準則。本研究以中國上市企業作為研究對象,但因為金融保險業營業內容比較特殊,且其會計科目定義與一般產業有差別,故本研究選取樣本中并不包含保險、銀行及證劵等金融公司。研究期間自2000~2012年止,共計十三年。研究樣本數據來源為標準普爾企業財務數據庫(S&PCompustatDate-base)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并將樣本中數據不全者皆予以刪除。
2研究模型與分析方法
通過聯立方程模型探討企業投資決策、融資能力間的關聯性,把他們當作內生變量,并將與他們相關的外生財務因素分別設立二個方程式,建構出財務決策實證模型。首先以三階最小平方估計法(3SLS:ThreeStageLeastSquares)分析基本的實證模型,其定義如下。在進行3SLS的估計之前,須先對個別結構式進行階的認定,認定需滿足“適度認定”或“過度認定”,方可使用聯立方程模型做分析。實證模型的模式認定如表3。首先,先對所有財務變量做基本統計敘述。由各個企業的基本敘述性統計結果發現,內生變量的平均數均大于中位數,嚴重傾向右偏現象,因此本研究參考BersantHob-dari(2009)的作法,將0的樣本值以樣本次小值取代。然后,將內生變量取自然對數后,變量的分布情況較近似對稱性,其目的為消除內生變量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使模式估計較具解釋性。采用此模式,使整體模式的估計更具解釋性。由表4中統計數據可以發現,樣本上市企業的當年度資本支出與研究發展支出占銷貨收入比,約為0~3左右,平均數與標準差也大致相同。融資能力方面,當年度新增借款占銷貨收入的比,為0~68.21的范圍,平均值為0.2585,標準差為1.0394,由此可發現企業融資資金額度需求級距很大。財務因素變量上,獲利能力最小值為0,最大46.6089,當企業獲利能力越高所預期股利發放水平也較高。而資本密集度最小0.0037,最大30.2970,由此可知企業為降低成本多會投資添購生產設備及擴建廠房。當年度銷貨成長性相較上年度,最小為0.945負成長,最大值高達3819.8250倍的正向成長,其平均成長率為1.2415倍。企業風險盈余變動最小0,最大為高至480.8685,平均變動率0.3815,標準差10.5204,表示由盈余波動情形,可看出企業所面臨的風險程度。
3上市企業財務決策的3SLS分析
本文以部分上市企業自2000~2012年共計十三年度的資料,實證研究企業的財務決策制定交互關聯性。經實證結果匯總如表5,為上市企業3SLS回歸系數,由表可看出融資(系數1.669,t值3.02)投資決策如預期地呈現顯著影響。在融資能力中,投資(系數0.006,t值16.05)對融資能力呈現顯著正向影響。從表5也可以看出上市企業投資決策與融資能力之間的關系是相互正向影響的關系。融資Log(FIN)對投資決策有正向關系,符合假設H1b。公司資源有限,故當企業進行投資計劃時會減少股利的發放,而產生股利決策與投資決策肩負向的內生關系結果相同。獲利能力與融資順位理論認為,獲利能力較高的企業會擁有較充足的資金,以滿足投資所需,所以獲利能力與投資決策間應存正向關系的結果不同,為負向顯著影響。投資及研發支出Log(INV)對融資能力有正向顯著影響性,符合假設H1a。當企業具獲利性投資機會時,會以向外舉債方式籌措資金。企業會以融資方式維持股利發放水平,故股利對融資呈正向變動結論一樣。當企業有投資需求時,獲利能力高可利用資金相對地較高,對融資需求同時也減少,債權人評價也會較高,因此融資會受所產生的利息影響而較低,實證結果與此觀點相左。非負債稅盾部分,對融資能力呈現負向顯著的關系,此結果與BersantHobdari(2009)提出在最適資本結構,存在企業與個人所得稅及公司非負債稅盾時,負債節稅利益可以被非負債稅盾所抵銷,進而降低了融資的誘因,因此非負債稅盾對企業融資能力有負向影響觀點相同。
4結論
(一)企業前景不明,銀行規避風險惜
中小企業和大中型企業相比生存時間較短,尚未建立可信的貸款信譽,項目本身不穩定市場前景不明,企業盈利能力往往表現不佳。加之中小企業對貸款需求的程度高、頻率快、額度小,銀行從經營風險和成本效率的角度考慮,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表現出強烈的惜貸傾向,導致中小企業在銀行借貸無門,這就迫使大多數中小企業只能選擇其他兩個融資途徑。其一是依靠自有資金的積累來滿足需要,但有限的自有資金往往難以滿足其長期發展的需要。其二是求助于利率較高的民間借貸,此舉又大大增加了中小企業的財務負擔。
(二)產品科技含量不高,不能滿足風險投資的要求
處于初創期的中小企業需要耗費大量的資金用于購置設備、新產品開發和市場的開拓,但此時的中小企業得到的銷售收入卻相對不足。如果完全通過向外舉債不僅將會背上沉重的財務包袱,給有效的企業造成巨大的還債壓力,而且還有可能因為償還大量的短期借款導致資金周轉不靈,威脅企業的生存。因此,處于初創期的中小企業籌集啟動資金應該以直接融資為主,輔之以間接融資,這樣,才會形成比較合理的融資結構。此時的中小企業其籌資來源應借助于風險投資得以實現。然而由于我國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屬于普通制造業,產品科技含量較低,預期盈利能力有限,普遍不具備公開上市的潛力,與風險投資的投資意愿相去較遠,因此難以獲得風險投資的青睞。
二、完善初創期中小企業融資結構的建議
(一)轉變銀行觀念,關注中小企業
當前,國有商業銀行應充分認識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徹底改變以往視企業性質、行業歸屬和規模大小決定貸款與否的傳統標準,要徹底摒棄各種對中小企業的歧視,加快樹立符合市場需求的現代營銷理念。在實際貸款操作中對那些信譽好、經營優、效益佳企業,不論企業性質,部分規模大小,予以平等、公正的對待,對中小企業要向對待大國企一樣一視同仁地予以支持。
(二)改革金融體制,下放貸款權利
在轉變銀行業經營觀念的同時,還要從金融體制上著手,加快改革現有的信貸體制機制,為有效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建立合理、高效的體制機制。要把目前信貸審批過于集中的權利適當分散下放,建立較為寬松的信貸管理體制,具體來說就是要把貸款審批權限下放到下一級分支機構,尤其是需要向縣級機構進行傾斜。應該針對具體情況,給予銀行基層機構在不超過額定貸款規模內審查發放貸款,以便及時、準確、高效的對中小企業予以資金方面的支持。
(三)改革授信制度,施行動態管理
中小企業雖然數量眾多但因很難達到銀行設定的授信條件。今后,銀行應根據企業經營績效定期調整授信等級和貸款金額,盡早告別以國有企業為主的企業授信級別終身制。銀行業應積極探索、嘗試最高限額抵押貸款的管理制度,一方面采取更加科學準確的辦法對企業最高貸款限額進行核定,另一方面對申請貸款的企業所屬的資產、機器設備和不動產安排一次性抵押,以便在有效的抵押期內以及經過核定的貸款限額內采用循環的模式向企業多次發放貸款并按時收回貸款。通過改革銀行授信制度,更高程度地、更大便利地適應中小企業貸款需求數額小、需求頻率高的特點。
(四)完善信用評級制度,改進信貸考核辦法
次級債是美國銀行針對信用記錄較差的客戶發放的住房貸款(即次級房貸),是住房抵押貸款發放機構(如商業銀行)將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貸款集合組成資產池,經打包定價后出售給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機構再將其以擔保、保險等形式進行信用增強(CreditEnhancement),經過信用評級后以抵押擔保證券的形式出售給投資者。證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現金流,直接來源于資產池中抵押貸款每月獲得的計劃償還和提前償還的本息金額。
作為近30年來最重要的金融創新之一,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其核心在于通過嚴謹有效的交易結構設計,使資產的客觀信用同原始權益人的整體信用相隔離,并提供住房抵押貸款資產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兩個層次信用。目前,已在國際上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運用與發展。美國次級債危機發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發世人普遍關注,到2007年8月則升級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場的風暴。其影響并不僅僅限于次級債市場,已經蔓延至其他市場。在次級債危機的影響下,道瓊斯指數、倫敦金融時報指數、日經指數都在下降。與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瓊斯指數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損失了3000億美元,去年美國金融行業裁員15.3萬人,而2006年整個行業裁員僅5.03萬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級債危機而導致資本市場縮水約8萬億美元。
受此影響,中國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調頭向下,從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證指數下跌2000多點,許多股票被腰斬。我國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這場危機的影響,同樣也對中國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如何穩健運行以防范金融危機的
發生提出了亟待解決的課題。
二、我國金融投資的現狀分析
我國金融投資從實物投資中分離出來并發展壯大,是融合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進程之中的,并已呈現出投資主體多元化和投資工具多樣化的發展趨勢。我國金融投資的發展面臨著種種困難,無論是融資工具的發行、流通、交易諸環節,還是資本市場現存的國有股癥結、股市結構單一、吸收公司上市標準僵化等特點,以及證券業的組織、管理等方面都存在問題,發育不全的金融市場環境和運行扭曲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嚴重地阻礙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發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制約,但更現實的則是金融投資環境發育基礎的薄弱與其環境要素組合體系的殘缺不全。因此,改進和完善我國的金融投資環境已成為我們培育金融市場,完善金融投資體系,發展金融投資的關鍵。
三、次級債危機給我國金融投資改革的啟示
1.加強金融投資風險防范意識,在實踐中自我完善金融體系。
(1)提高應對金融危機的監控水平;
(2)應該警惕國內住房按揭貸款的潛在信用風險;
(3)謹慎加息,避免房貸資金成本過高引發的住房按揭貸款還款風險增加的金融風波;
(4)以美國次級債危機為前車之鑒,事先采取科學論證、試點推廣、風險控制等手段,盡快推動住房按揭貸款證券化的進程,化解集中于銀行體系的金融風險;
(5)嚴格控制并有效阻擊銀行資金尤其是境外資金非法流入國內資本市場。
2.立足于本國金融資本,積極引導個人投資者參與金融投資,鼓勵機構投資者的進入,同時吸收國外金融投資為補充,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加強對機構投資者進入金融投資領域的引導,降低其進入門檻,同時注意對其進行投資風險意識教育,樹立投資理念。
3.根據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的要求,實現中介機構民營化,建立規范的行業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強化會員和社會公眾的監督作用,完善證券交易所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方式,建立嚴格規范的行業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從業人員資格認證制度,增強從業人員的職業操守。
4.作為調控主體,政府退出對金融投資過程和投資行為的直接干預,成為整個社會金融投資活動的間接調控者。政府對金融投資的管理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1)按照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的目標合理確定金融投資活動的宏觀調控目標,明確發展方向;
(2)管好、用好政府投資;
(3)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依法建立公平競爭的環境,保護投資主體的合法權益,規范參與金融投資各方的行為;
(4)防范國家金融風險。
5.從實際出發,以切實滿足投資者的需要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資環境中的物質因素,又靈活地運用各種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資環境中的非物質因素。具體而言應從以下方面著眼:
(1)保持政治、經濟的長期穩定和發展。
(2)建立一個符合國際規范的、成熟而發達的金融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
(3)建立高效率的證券交易系統和現代化的通訊網絡,改進和完善信息傳遞系統,提高金融服務質量。
(4)建立和完善各種證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維持證券市場的正常運行秩序,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5)加快培訓金融投資人才。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國政府必須在堅持金融投資漸進式發展原則的基礎上,一方面積極支持并鼓勵資本市場金融創新業務的發展,穩妥推進金融市場的開放;另一方面應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對外證券投資的風險。國內各類投資機構應從此次危機中汲取深刻教訓,在對外投資之前深入調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風險,合理防范和控制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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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紅梅.現代金融投資理論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在金融投資過程中,金融投資風險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須對金融投資風險進行控制與管理。雖然使金融投資風險完全消失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通過對風險的控制和管理,可以在風險發生時,投資者可以及時使用合理科學的應對方法,使得損失降至最低。因此為了加強對于金融投資風險的管理與控制,本文主要做出以下兩點歸納總結,來探討如何對金融風險投資進行控制:
1對于金融投資過程中的風險進行評估評估
金融投資過程中的金融風險是金融投資風險的控制與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金融投資過程中,金融風險的評估作為投資決策的重要的依據,對投資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可以使得投資者在投資之前了解將要面臨的一些不利于金融投資的外界因素,并做出控制和應對的準備。不僅可以降低金融投資過程中的風險和損失,還能增加投資者在金融投資過程中的決策依據。由于風險不是一直固定不變的,那么對于風險評估也要隨著風險的不斷變化而進行不斷的更新。只有不斷的隨著市場的變動做出最新的判斷和評估,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投資者在金融投資過程中的投資風險對自身投資的金融商品的不利影響。如果完全根據金融投資風險評估去規劃投資方案和制定風險反應機制,這樣會造成很大的偏差。因此投資者還要綜合考慮市場信息,在了解所要投資的金融商品的基礎上制定合理科學的金融投資組合,以期將投資風險將至最低,并且獲得最大的利益。而且,為了增加獲利的可能性,投資者在金融投資過程中,不但能根據所做出的風險收益的組合評估自身投資的金融商品,而且可以通過評估自身投資商品的同時檢驗所做出的風險收益投資組合是否合理科學,并為進一步的投資規劃和資源配置打下基礎。這樣一來,即使在投資過程中,投資者遭遇了風險,他們也能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并對其進行應對,不僅可以將自身受到的損害降到最低,還能增加投資經驗。
2對于金融投資過程的風險進行分類的控制
由于金融市場上在種類和性質方面有著很大差異,因而每個商品所面臨的風險也不盡相同,這些風險的種類多種多樣,即使面對同一種風險,這些差別很大的商品也會做出完全不同的反應。因此,如果想要把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將要面對的金融投資風險和財產損失降至最低,必須進行金融投資過程中的風險分類。評估預測金融投資的商品可能會遇到的各種風險,并針對不同的金融投資風險做出科學合理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即對于不同的金融商品所將要面臨的投資風險做出相應的應對策略,這就是一般的金融投資過程中對風險進行分類的控制。事實上,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和投資者的不謹慎,很多投資者在沒有深入研究投資將要面臨的風險和問題的基礎上就對某個單一的金融商品進行大量投資。這種錯誤的行為在增加投資者所投資商品投資風險的同時,還增加了投資者受損的幾率。選擇多種不同的金融商品形成一個科學合理的投資組合之后再進行投資,才是值得推薦的做法。此外必須綜合考慮投資過程中的利率和匯率的變化,評估和預測投資組合中的每種金融商品所要面對的風險,對金融商品做出一個合理的預估,并據此做出相應的投資風險應對策略和規劃,最后再在此基礎上制定投資計劃。這樣有利于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所要面對的金融投資風險的降低,確保得到可觀的投資收益。
二結語
在政府的高度重視和不懈努力下,泰國水利利用外資成效顯著,1983-1992年泰國水利建設項目利用外資高達3億多美元。①農民投入在水利建設融資中,農民承擔小型灌溉工程部分管理維修費用以及農村飲水工程建設費用的20%,泰國政府規定:水利工程維護費用在5000銖以下的由農民自己承擔,維修費用在5000-15萬銖的農民需要承擔20%的維修費用,而大于15萬銖的維護費用則全部由政府單獨承擔,農民不需要承擔。②農民通過農民水利小組(農民用水戶組)參與小型農村水利設施的管理和維護。
泰國水利投資制度
(一)泰國水利投資主體及其職責
泰國水利投資主體主要包括各級政府和農民,其中政府在水利投資中處于主導地位,是水利投資的主力軍,政府水利投資領域包括灌溉排水工程、防洪工程、工業用水、水土保持、水電工程和因水利工程建設中的土地征用和移民安置,其中,灌溉排水工程、防洪工程、工業用水工程由皇家灌溉局負責實施,水土保持工程由土地開發局負責實施,水電工程由電力局負責實施。而農民在水利投資中處于次要地位,農民水利投資領域僅包括小型灌溉工程部分管理維修費用以及農村飲水工程建設費用的20%。
(二)對灌溉工程投資
第一、泰國政府比較重視對已建灌溉工程管理和維護的投資。1977-1991年泰國灌溉財政預算支出結構中,財政對已建灌溉水利工程運行、維修和更新改造的投資占灌溉財政支出比重逐步增加。由1977年的15.11%上升到1991年的28.41%,上升了13.3個百分點。而對新建灌溉工程項目投資占灌溉財政支出比重逐步下降。由1977年的54.61%下降到1991年的44.99%,下降了9.62個百分點。對支助投資占灌溉財政支出比重保持相對穩定(見表2)。政府重視對已建灌溉工程管理和維護的投資能充分發揮已建灌溉工程的效益,這對提高水利財政投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很有幫助。
第二、投資逐步偏向小型工程。對新灌溉水利工程項目投資中,小型灌溉工程投資占新建灌溉工程投資總額的比重逐步上升,而大型灌溉工程投資占新建灌溉工程投資總額的比重逐步下降。1977-1989年小型灌溉工程投資占新建灌溉工程投資總額的比重由1977年的10.82%上升到1989年的31.46%,上升了20.64個百分點。而大型灌溉工程投資占新建灌溉工程投資總額的比重逐步下降。由1977年的50.79%下降到1989年的26.43%,下降了24.36個百分點。對中型灌溉工程投資占新建灌溉財政支出比重在波動中保持相對穩定(見表3)。
(三)農村飲水工程投資
第一、農村飲水工程管理投資。泰國地處東南亞半島中心,熱帶氣候,常年平均氣溫較高,有利于細菌繁殖和生長,若農村人畜糞便和垃圾管理不當,容易使水質受到污染,危及農村人畜身體健康。為了減少水質污染,確保農村飲水安全,泰國衛生局健康處主管農村飲水工作,一方面,他們按照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飲用水衛生標準定時、定點地對農村飲用水進行跟蹤監測,以掌握農村水質發展態勢;另一方面,他們制訂了標準廁所和垃圾焚燒爐,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推廣和實施,當然這些投入全部由政府承擔。
第二、農村飲水工程建設投資。泰國農村飲水工程包括:供水系統、水槽、降水存貯罐、打井、水壇子等。泰國政府為不同地區農民提供不同的農村飲水設施。在農村人口相對集中的地區,政府為當地居民建設供水系統,集中供應飲用水:打井、建設飲水處理塔、鋪設水管,并對從地下抽取的水進行衛生處理;而在農村人口相對分散的地區,或者地下水含鐵量高的地區,政府為當地居民提供貯水設備進行分散式供水:在居民房屋頂修建貯水罐或者貯水壇,貯水罐或者貯水壇外接飲水過濾器。無論是集中式供水還是分散式供水,農村飲水工程建設投資均由政府和農民用水戶共同承擔,其中,政府承擔80%(中央政府承擔50%,地方政府承擔30%),農村用水戶承擔20%。③
(四)對防洪工程投資
過去泰國洪災主要受臺風影響,大多數河流的洪水不大,洪澇災害并不十分嚴重,泰國政府對防洪工程建設并不重視,只是在1975、1983和1989年發生較大洪水后,泰國政府才陸續投資興建了一些防洪工程,但工程防洪標準僅10年一遇洪水。④在防洪工程投資中,泰國政府比較重視對防洪工程設施的維護與管理,防洪工程設施的維護與管理費用占防洪工程投資總額的30%左右。⑤防洪工程投資費用全部由政府承擔,防洪工程項目建設由皇家灌溉局負責具體實施。
(五)對水電工程投資
泰國大型水電工程主要由泰國電力局(Electrici-tyGeneratingAuthorityofThailand)負責投資建設,建設資金主來源于利用外資和政府撥款。例如:拉加普拉巴水電站總投資69.7億銖,其中世界銀行貸款20億銖,阿拉伯國家貸款8億銖,科威特貸款3.7億銖,政府撥款38億銖。⑥而泰國小型水電工程主要由泰國能源總局(NEA-NATIONALENERGYAD-MINISTRATION)負責投資建設,建設資金主來源于政府撥款和農民投資投勞(農民投資投勞參股,享受利潤分配)。例如:華毛電站總投資81萬銖,其中,30%用當地人民勞力折資,所有用電戶均投勞,不投勞者不得用電。⑦
啟示
第一、政府承擔起水利建設投融資的重任。泰國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欠發達,政府財力單薄,然而,長期以來,泰國政府承擔起水利投融資的重任,水利財政支出占財政支出總額的比重4%-5%,確保泰國水利建設順利進行。可是,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對水利投資明顯不足,導致水利建設發展滯后,已成為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因此,政府應持續地加大水利建設的投入力度,解決水利投資不足的矛盾,改變水利建設發展滯后局面,打破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水利建設瓶頸制約。
第二、優化投資結構。長期以來我國水利建設投資結構是:重視對新建水利項目的投資而忽視對已建項目的管理和維護,這種重建設輕管理的投資格局導致水利投資效益不高。重視大型水利工程項目建設,輕視中小水利工程項目建設。大型水利工程項目建設對資金和技術的要求高,投資期長,見效慢,中小型水利工程項目建設對資金和技術的要求低,投資期短,見效快,是典型的民生水利工程。因此,應當借鑒泰國的有益經驗,重視對對已建項目的管理和維護的投資,提高水利投資效益。重視中小水利工程項目建設。加大對中小型水利工程項目建設投資,增加中小型水利設施供給,滿足人民對水利設施的要求。通過優化水利投資結構,提高水利投資效益,提高社會福利水平。
在調查方法上,根據西南大學學生分布的特點,本次調研綜合采用了分層抽樣、分組抽樣、隨機抽樣等抽樣方法。涉及文史類、理工類、商科類專業的同學,共發放200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94份,問卷有效率為97%。調查問卷采用客觀題單選和多選的方式提問,主要包括大學生基本情況、生活費的來源及去向、金融投資現狀、可能的影響因素等多方面的內容,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大學生的金融投資行為。
二、結果與分析
1、大學生金融投資基本情況(1)樣本總體情況。在參與調查的194人中,只有41人(21.13%)投資了金融產品,而有153人(78.87%)沒有進行相應的投資。(2)未投資金融產品原因。統計數據顯示,對金融產品不了解是西大學生未進行金融產品投資的最為重要的原因,占比約63.33%。其次是資金不足,34%的人認為資金不足是其未進行投資的原因,有超過59.79%的西大學生目前可支配存款余額低于3000元。金融產品的收益和風險對于他們是否進行投資的影響并不大,僅分別有9.33%、12%的學生選擇此項。另外,在未進行投資的學生中,55.33%的學生有投資的意愿,可以發現大學生有很強的金融投資意愿,但受各種客觀因素影響未能采取實際行動。(3)投資原因。在投資金融產品的大學生當中有超過52.08%的人屬于接觸過金融產品的宣傳,想自己進行一些嘗試的,也不乏擁有部分專業知識的大學生(27%),可以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賺錢,但真正熟練掌握專業知識與技巧的人最少,只有約4.17%,還有6.25%由于其他原因的,例如閑錢隨意投資,看中其高收益,同時,仍有10.41%的大學生并無明確目的來投資金融產品,只是跟風行動。(4)投資品種類。參與基金投資的人數最多,占投資金融產品人數的73.17%,且基金的投資中,投資貨幣基金的人數占比最大為75.61%,反映出貨幣基金在大學生中普及程度較高。投資股票的人數占投資有投資金融產品的比重也較大為24.39%,仍然有一部分大學生熱衷于高風險投資。由于大學生的保險意識低,銀行理財產品投資門檻相對較高,投資保險、銀行理財產品人數較少。投資外匯的僅一人,無人參與債券投資。
2、大學生金融投資情況影響因素分析(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Logistic模型是經濟學中被廣泛用于研究行為主體的選擇過程的一類計量經濟模型。許多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會導致一種行為結果的產生,而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是一種分析個體決策行為并廣泛應用于影響因素分析的理想模型。logistic回歸屬于概率型非線性回歸,假設在自變量的作用下,某社會現象的發生概率為P(0≤P≤1),發生概率與不發生概率之比為P/(1-P),則logistic回歸模型為。(2)被解釋變量:投資(1)/未投資(0)(3)假設:大學生是否進行金融投資取決于年級、地區、專業、性別、戶籍類型、家庭理財情況、收入主要來源。以上因素共同作用決定了大學生的金融投資行為。(4)根據以上假設設定自變量①年級。2011級與研一的大學生參與金融投資的比例最高,分別為28.03%和23.08%,2010級的參與率為20.59%,2012級的參與率較之降低為16.36%,而2013級參與度最低,僅為6.67%。隨著年級提高,知識積累,對金融知識了解加深;一部分大學生開始有獨立收入,對理財需求提高,開始嘗試金融投資的人也更多。②專業。文科和工科專業的大學生中參與金融投資的比例相當,分別為16.67%和12.09%,而商科專業的大學生的參與率高達44.12%,遠遠超過文科和工科專業。③地區。來自東部地區的大學生金融投資參與率最高,為28.57%,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大學生的參與率最低,僅14.56%。東中部地區經濟較西部發達,金融投資氛圍更濃,投資意愿更強,參與度更高。④性別。女性樣本中金融投資參與率16.95%,而男性的參與率為26.32%,遠高于女性。⑤可支配存款余額。可支配存款余額3000元以下的樣本大學生金融投資參與率最低,僅為10.34%,隨著可支配存款余額增多金融投資參與率也隨之提高,當可支配存款余額達到8000以上,樣本大學生的投資參與率達到75%。可支配存款余額越多意味著可用于投資的資金越多,投資理財的需求更大。⑥家庭理財狀況。家庭成員無金融投資經歷的大學生金融投資參與率10.22%,遠低于家庭成員有金融投資經歷的45.61%。家庭成員進行過金融投資的大學生對投資知識的了解多于相似條件下家庭成員未進行過金融投資的大學生,其投資動機更強。家庭成員的示范效應也會提高大學生的金融投資率。⑦收入主要來源。收入主要來源于親人提供和獎、助學金的樣本金融投資參與率最低,分別為15.63%和18.80%,勤工儉學的參與率為較高的30.77%,而來源于其他渠道的遠遠超過了其他方式,達66.67%,其中可能包括投資收入、課外收入等等。⑧月支出。月支出<600,其金融投資參與率為0最低,隨著月支出提高金融投資參與率也隨之提高,當月支出>2000時,所有樣本都參與了金融投資。⑨月網購支出。金融投資參與率基本上滿足與與網購支出同向變動,月支出小于100時為16.87%,500元到800元為100%,而當超過800時,參與率降到50%。由于余額寶等互聯網理財產品與網上購物支付賬戶的連接,網購提高了大學生對互聯網金融投資的關注,成為大學生進行金融投資的助推器。變量處理:將年級、地區、專業、性別、戶籍類型、家庭理財情況、收入主要來源設為啞變量,其中年級、地區、專業、收入主要來源為多分類無序變量,因此引入需要亞元變量,見表4,變量可支配存款余額、月支出、月網購支出為多分類有序變量,可將其直接引入模型,無需引入亞元變量。(5)自變量相關性分析。通過變量的自相關性矩陣可以看出(圖略),僅家庭成員投資理財情況與戶籍所在地(農村/城市)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大于0.4,其他均小于0.4,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多重共線。(6)回歸模型模型解釋:P表示進行金融投資概率,p/(1-p)表示大學生進行金融投資與未進行金融投資的概率之比。二元logistic的系數說明的是,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某一自變量以單位的變化對某一類別相對參照類的對數發生比的影響,為誤差項。用stata計算可得到如下計算結果。(7)回歸結果①將所有解釋變量加入回歸模型回歸結果分析:模型進行似然比檢驗的卡方值為75.79,Prob>chi2=0.0000,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回歸模型顯著。
在95%的置信水平下,自變量專業、性別、家庭理財情況、月支出對個人投資金融產品情況有顯著影響,而年級、省份、地區、資金主要來源、月網購支出對投資金融產品情況無顯著影響。②逐步回歸(后退法)逐步去除不顯著變量后的回歸結果:結果分析:模型的卡方值為67.93,Prob>chi2=0.0000,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回歸模型顯著。在95%的置信水平下,自變量中,年級(研一)、專業、性別、家庭理財情況、可支配存款余額、月支出對個人投資金融產品情況有顯著影響,作用方向與假設吻合。研一的被調查者投資金融產品發生比約為2013級的6倍(=6.04)。由于研一大學生知識儲備較本科大學生更多,有投資經驗的學生相比2013級更多,因此投資金融產品的比例更大。文科類、工科類大學生投資金融產品的發生比分別為商科類大學生的27%和22%,商科大學生投資理財的專業知識比其他專業的大學生更豐富,投資技能更強,投資意愿和投資觀念也更強,因此金融投資發生比遠高于工科和文科生。女性金融投資發生比為男性的32%(=0.32)。樣本中有19%的男性屬于風險愛好者,而女性中僅4%屬于風險愛好者,男性的風險偏好程度遠高于女性,而金融投資尤其是股票外匯投資風險大,大學生中更愿意冒風險的男性也更愿意參與金融投資。家庭成員未投資過金融產品的大學生投資金融產品的發生比遠小于家庭成員投資過金融產品的大學生的投資發生比,僅為其0.175倍。月支出、可支配存款余額均與金融投資比例正相關。可支配余額的發生比為1.843,可支配存款余額每提高一個等級,投資率將變為原來的1.843倍;月支出發生比為2.515,月支出提高一個等級將使投資率增加1.5倍,說明月支出對大學生是否進行金融投資作用程度遠大于可支配余額。
除研一外的其他年級學生與2013級相比,投資金融產品的比例并沒有顯著提高,本科階段的是基礎知識學習階段,大學生對金融市場的了解并沒有顯著差異,而研究生學習的知識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來說都有明顯提高,因此,金融投資比例在本科階段并沒有明顯差異,而研究生的投資比例遠大于剛進校的大一學生。大學生是來自農村還是城市對是否參與金融投資也沒有顯著影響,另外,來自東部和中部的大學生與來自西部地區大學生相比其投資比例并沒有顯著提高。其原因可能是大學生主要以學校作為認識金融投資的渠道,接受同樣的教育,投資信息也主要通過學校宣傳、校園模擬投資活動以及同學間的交流投資經驗等方式獲得,與生源地并無太大關系。收入主要來源于勤工儉學、獎助學金和其他的大學生與收入主要來源于親人提供的大學生相比其投資參與率也并沒有顯著提高。由于大學生通過勤工儉學和獎助學金所得收入甚微,其他收入不穩定,因此,這些獨立、額外收入并不會顯著提高大學生的金融投資參與率。最后,網購支出也并沒有對大學生金融投資參與率產生假設中的顯著正相關關系。隨著科技進步,通過互聯網進行轉賬更加方便、快捷、安全,互聯網轉賬的普及使得那些即使是較少進行網上消費的大學生也愿意使用通過快捷安全的互聯網轉賬技術購買金融產品。雖然各種互聯網理財寶興起于網上消費支付業務,但其已經以極快的速度在大學生普及開來。
三、小結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