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9 09:20:05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經濟轉型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加強有機融合，課程設計更為精準繼續教育機構要深入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領域，了解各個領域的發展與人才需求類型的相關性，將教學課程進行精細化的設計，使得學員接受的知識能夠很好地利用到自己向往的企業之中，在企業中做出巨大的貢獻。因此，課程和教學內容要統籌兼顧：一是接受繼續教育的人員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領域，他們的能力和專業技術必定會有高低之分，開展繼續教育必須設計具有針對性的課程，讓低水平的學員聽得懂，高水平的學員想聽，使得每個學員的能力都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二是在經濟轉型升級的環境下，大部分勞動者都渴望能夠獲得繼續教育，繼續教育機構不僅需要關注大的群體，還有對于小群體的繼續教育進行不斷地積累，每一條河流都是由無數的水滴聚集而成。三是在對繼續教育的課程進行設計時，既要考慮到當前的產業結構對于人才的需求，又必須展望未來，合理的分析產業經濟的未來發展，使得課程的設計能夠顧及到現在和將來學員的發展，在未來的繼續教育事業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四是繼續教育在課程設計時也要借鑒別人成功經驗，將各種好的資源進行融合，打造獨一無二的屬于自己的品牌，提高自身影響力。
（二）探索互動演進，師資隊伍更為多元面對著繼續教育的巨大市場，單獨的某個繼續教育辦學機構不可能對所有的學員進行全面的專業教育，其中最主要的制約因素就是師資隊伍。因此繼續教育機構必須加強自身的師資隊伍建設，打造一批適應多種需求的全能化師資力量，在這個過程當中，要落實以下幾點：一是優化存量：通過分析繼續教育的特點，鼓勵專業在職教師再次進修，考取更高的資格證書，全面提升教師的綜合能力。同時，也要讓教師到一些企業去進行實習，讓他們了解到這些行業的新理念、新技術、新工藝等等，讓他們知道學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如何能讓學生接受教育之后能夠進行企業取得巨大的成功。二是引進增量：為建設一支有特色、學術水平高、教學能力強、結構合理師資隊伍還要多渠道引進人才,要采取一定的優惠政策,在引進人方面,不要只把眼光局限于高校和科研院所,還可以從黨政機關和國有大中型企業中招聘一些優秀符合學歷要求的干部和技術人員,充實普通高校繼續教育教師隊伍。三是專兼互師，以生為師：一般來說，在職的專業老師老師理論知識掌握較為全面，而實踐水平比較差，相反，兼職教師的實踐能力較強，理論知識欠缺。因此，可以讓他們之間相互交流，互為教師，傳授經驗，讓整個師資隊伍的綜合能力得到一個全面的提升。同時，通過對學生進行各方面的考核，了解學生的具體能力，讓技術水平高的學生指導技術相對較低的學生，這樣不僅充分的利用了教學資源，還能夠讓學員親身體會到自己水平的提升過程，增強他們的自信心。學員之間的溝通比較方便，沒有任何的約束，自然親切，教學效果可能會更加的明顯。四是建立學校教師與企業技術技能專家雙向交流機制，校企協同培養，切實提高繼續教育的教學有效性和人才培養質量
（三）發揮整體功能，教學實踐基地化在學員的實踐中，盡可能地讓其實踐學習的環境與生產環境相似，貼近實際的工作過程，讓實踐工作對學員起到實際性的幫助。因此，無論是校內還是校外的實踐活動，實踐位置的設備和整體布置都應該與學員具體的工作場地是一致的，不能做到完全一樣，也要盡可能的做到逼真，學員在實踐的過程中就像在自己的單位上班一樣，不會產生陌生的感覺，提高教學的質量和效率。學員學到實際性的東西，能夠解決實際問題，讓行業高層滿意，在自己公司的地位自然就會提高，薪水自然也會漲個不停。學校還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辦學優勢，通過向社會開放學校優質教育資源，積極參與推進開放大學建設，與企業共建繼續教育聯盟，參與社區教育等方式，努力為以勞動者職業發展為目標的職業繼續教育提供條件，為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發揮自身應有的作用。
二、結束語
1．是增長和結構調整共同發展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保持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就是進行結構調整，這也成為我國應對金融危機，提高經濟快速增長的兩個重要調整目標。我國的經濟增長任務需要針對這兩種目標進行統一的努力，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極推動結構轉型，使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在關系處理等問題上能夠保持一致，同時針對不同地方出現的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之間的矛盾，要正確看待，要重點研究保持增長速度的因素，并且對其進行最為合理的開發和利用。
2．降低政府行政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干擾國際金融危機帶給了世界經濟十分劇烈的沖擊，這使世界各國的很多政府都針對其進行強有力的調控手段，并且將國際金融為作為主要問題來抓，同時針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進行救助。但是在解決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對經濟活動影響，包攬了較多的問題。
二、將科技創新作為發展和推動經濟的主體
經濟增長需要有多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是主要依靠物質資源要素的消耗還是主要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的管理創新來推動經濟增長，由此就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以往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后，是物質資源、能源和勞動力的巨大消耗，事實已充分證明，這種靠資源消耗的發展不可持續，必須對生產要素的投入結構進行堅決調整和轉型，轉型方向是走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之路，由要素投入推動型發展轉變為科技創新推動型發展，這是實現我國經濟整體轉型必由之路。
三、結束語
關鍵詞：鄉村休閑農村轉型經濟發展
休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休閑將成為人類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鄉村休閑盡管尚處于自發的萌芽狀態，但其蘊涵的經濟價值與社會效益已展示出強勁的發展趨勢。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加快，鄉村休閑成為我國目前農村經濟轉型和發展中面臨的新課題和新機遇。本文選擇從鄉村休閑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角度著手，重點闡述鄉村休閑的方式、農村經濟轉型的方向以及鄉村休閑在農村經濟轉型中的積極作用和著力點。以期能夠豐富鄉村休閑產業的理論體系，起到對鄉村休閑發展的指導作用。
農村、鄉村與休閑概念的釋義
（一）農村與鄉村的概念
大多數學者把“農村”和“鄉村”視為城市的相對面，并不區分“農村”和“鄉村”在用詞上的差異。學者袁鏡身先生在《中國鄉村建設》一書中也把“農村”和“鄉村”合二為一進行論述，認為“鄉村，是相對于城市的、包括村莊的集鎮等各種規模不同的居民點的一個總的社會區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農業生產者農民居住和從事農業生產的地方，所以又通稱為農村”。
從字面意思理解，“鄉村”和“農村”的區別可能在于認識的角度不同。“鄉村”是從生活和居住的角度來看，表明鄉村中的聚落，帶有濃厚的文化氣息；而“農村”可能更多地是從生產的角度來認識，意為從事“農事活動”的人群聚落。“鄉村”聚落的居民未必是農民，而“農村”聚落的居民則一定是農民。很多城里人居住鄉村，他的身份可能依然是城里人；而很多農村居民居住在城里，他們所從事的活動也與農業生產活動無關，可他們依然被視為農民。本文為了論述的方便，將不對鄉村和農村的概念進行嚴格的區分。
（二）休閑的概念
對于什么是“休閑”，理論界已有許多界定：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著名的休閑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認為：“休閑是從文化環境和物質環境的外在壓力下解脫出來的一種相對自由的生活，它使個體能夠以自己所喜愛的、本能地感受到有價值的方式，在內心之愛的驅動下行動”。于光遠先生在《論普遍有閑的社會》中指出：“休閑是人們對可以不勞動的時間的一種利用，它是人的行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
從語義上講，漢語中的休閑包含兩層含義：休，停止勞作，休假，休息；閑，閑適、悠閑的狀態。本文更傾向于休閑是一種面對生活的狀態與心態，是人們在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內自主選擇地從事某些個人偏好性活動，并從這些活動中獲得慣常生活事務中所不能給予的身心愉快、精神滿足和自我實現與發展。真正的休閑不是消遣，不是打發時間，而是在休閑時間里能夠提高自身的素養。總之，休閑是人的生命狀態的一種形式，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是人類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是現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種方式，是人類生存狀態的較高目標。
鄉村休閑方式
鄉村休閑產業。鄉村休閑是以旅游業、娛樂業、服務業為龍頭的綜合性產業，當然，這里所說的鄉村休閑，并不一定是在村莊里休閑，也不僅是指已經發展起來的鄉村景點景區，而是一個包羅范圍較廣的環都市鄉村地帶。這個地帶與城市保持有一定的距離，環境主體是生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尚未或很少侵入，大體上保留著山水和田園生態面貌，交通條件一般較好。鄉村休閑以其鄉村性、平民性、參與性和體驗性，適應了人們對原生性和生態性的要求，因而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和喜愛。
鄉村休閑方式。由于鄉村消遣、鄉村旅游、農耕體驗和其它“發生在鄉下”的鄉村休閑活動，是一種社會現象，而非一種生產活動，休閑消費者所獲得的只是一種經歷，一種體驗，遠非傳統意義上的“產業”所指，“經歷”和“體驗”產品供給是相關廠商群的彼此相互協作、有機組合的“共同產品”。因此，鄉村休閑產業至少包括鄉村旅游產業、鄉村娛樂產業、休閑觀光農業、鄉村休閑度假產業等。近年來，不斷增長的鄉村需求強力促進了鄉村休閑的發展，目前鄉村休閑的內容形式主要包括鄉村旅游、采摘農園、農家樂、體驗農園、鄉村娛樂、農家美食等。具體來講，主要表現為：大城市附近的農家樂；高科技農業體驗觀光園；農業新村，特點是經濟發達、鄉村城鎮化，在發展中有意識地使本村成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古村落的開發，如江西安義的古村群、皖南古村落西遞和宏村等；農業的絕景和勝景，如桂林的龍勝梯田；鄉村娛樂和休閑度假。
事實上，不管是哪一種形式的鄉村休閑方式，在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時代背景下，大力發展鄉村休閑對促進我國農村經濟轉型和農村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
農村經濟轉型方向及問題
所謂經濟轉型指兩個方面的轉變：一是體制轉型，即從高度集中的計劃再分配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二是結構轉型，即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型。經濟轉型是由供給約束向需求約束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形態的變化。我國當前的經濟轉型主要表現是：經濟增長由供給約束轉變為需求約束，由資源約束轉變為市場約束。
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抓好農業和農村工作事關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改革開放30年來，在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運行機制下，我國農村發生了歷史性巨變。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全面發展。但也必須看到，農業的發展還主要體現在數量的增長上，質量和效益不高的問題還比較突出，而且農業發展由過去的資源約束變為現在的受資源和市場的雙重約束，可以說當前面臨的挑戰更大。要實現農村經濟轉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戰略目標，就是要千方百計改變農村經濟增長方式，全面提高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效益，促使農業向質量和效益型轉變。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需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開發高附加值的新型產業，而鄉村休閑則是當前農村經濟中最具附加值的產業之一。加強鄉村休閑的發展將大大促進農村經濟的高效、優質發展，有利于解決“三農”問題，提高農村整體的發展進程。
鄉村休閑在農村經濟轉型中的作用和著力點
作為一項綜合性的產業，鄉村休閑能促進一、三產業的緊密結合，在發展中具有立體式的乘數聯動效應：可以使農民在既不離鄉也不離土的情況下擴大就業；能使農產品直接面對消費者，跨越流通環節適時緩解農業產業化中購銷體制不暢等諸多難題；能有力地推進鄉村第三產業的發展，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改善鄉村環境等。
鄉村休閑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鄉村休閑是農村地區扶貧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可以推動廣大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鄉村休閑能夠充分發揮和挖掘農業資源的價值和作用，發展鄉村休閑能把農業的生態環境、農村民俗文化和空間環境等無形資產轉化為合理的經濟收入。因此，順應時展潮流，強化市場導向功能，擺脫傳統的單一種植業開發模式，運用現代手段和技術，發展鄉村休閑，可以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
另外，農業經濟不能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而產供銷一條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鄉村休閑的發展在促進第三產業中的商業、飲食服務業發展的同時，可打破產業界限，有助于形成產供銷、服工農、科工貿一體化的產業體系和購銷渠道，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鄉村休閑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鄉村休閑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這類產業需要的勞動力多，其基本的服務工作對員工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是經過一定的崗前培訓就可以勝任。而且鄉村休閑產業的關聯度高，它與餐飲、娛樂、交通、建筑、食品、旅游工藝品等產業密切相關，可以為農村地區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這就意味著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得到很好的轉移，農民的就業問題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緩解。
鄉村休閑加快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鄉村休閑的開發是一項綜合性的工程，需要有與之相配套的基礎設施，以提高游客進入旅游目的地的便利性，因此必須完善各種基礎設施建設，譬如道路交通、通訊、醫院、商店等基礎性設施。鄉村休閑的開發將進一步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狀況，逐步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促進農村經濟全面、快速、健康發展。
鄉村休閑有利于農村生態環境的改善。要維持鄉村休閑市場的持久性，就必須注意并保持鄉村生態系統的持久性。鄉村休閑把發展生產、保護自然環境和人文內涵結合起來，它的生產要素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鄉村環境，遵循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可持續發展的準則。通過鄉村休閑的規范開發，可以將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貫徹到農業、農村發展的過程之中，更好地創建清潔、優美的鄉村環境，維護和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塑造良好的鄉村，使整個農村成為物產豐富、風景秀麗的生產基地和生活樂園。
鄉村休閑推動農村的精神文明建設。通過發展鄉村休閑，可以將先進的文化和觀念引進農村地區，有利于打破農村地區信息閉塞的狀態。在與外來游客交往的過程中，當地人民的思想進一步解放，視野逐漸開闊，思想道德素質得以提升，這就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契機。鄉村休閑產業是服務產業，又是文化產業。如果沒有視顧客為上帝的服務精神，就難以立足于市場，更難以產生經濟效益。因此，發展鄉村休閑產業還可以培養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和服務顧客的文明意識。
鄉村休閑方式與農村經濟轉型之間的關聯性可見圖1所示。
結論
綜上所述，鄉村休閑的發展緣于旅游者的消費動機所形成的新的類型和休閑市場需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鄉村休閑這個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發展鄉村休閑，能夠實現農村地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的局面。
參考文獻：
1.羅書林.發展我國休閑產業的必然性研究[J].蘇州工職院學報，2008
在千年之交、世紀更迭之際，人類社會即將由工業經濟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過渡。這種變化將給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工作方式及經濟發展方式帶來劇烈而深刻的變革。在這場變革中財會人員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質，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已成為一個亟待研究和探討的問題。本文擬對此抒一孔之見，以求教于同行和讀者。
一、財會人員要有時代意識
時代意識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外延十分寬泛、時限極其嚴格的一個術語。在這里，我們不打算給它一個精確的定義，僅從會計工作的實際談談財會人員應具備的富有時代精神的“三大意識”。
1、發展意識
會計自誕生之日起，就處在不斷的變化發展之中。十九世紀中葉爆發了工業革命，確立了工廠制度。工廠制度的建立一舉解決了現代會計賴以存在的四大基本前提：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和貨幣計量，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有利于加強工廠管理的成本管理會計的方法。隨后，西方的工廠制度進行了制度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取代了原始的工廠制度而成為占絕對優勢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變化，使得會計對“受托責任”的處理凸顯出來，并由此形成了以對外報告為專職的財務會計和以對內報告為主旨的管理成本會計。在最近幾十年內，由于人們對物價變動、企業破產、生態環境、社會責任、公司稅務等因素高度關注，使會計的內容進一步充實，分化出通貨膨脹會計、清算會計、環境會計、社會責任會計和稅務會計等等，初步構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系統完整的會計體系。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工具的創新、社會保險業和融資租賃業的發展，與之相應的又產生了國際會計、企業集團會計、跨國公司會計、合并會計、外幣業務會計等等。美國伊利洛斯大學E·貝爾考依教授針對現有會計存在的局限性和會計使用者對更多、更新信息的需要，寫了《會計未來趨勢》一書。在書中，他提出了未來會計的六大發展趨勢：①社會經濟會計。它主?譴雍旯劬玫慕嵌壤捶從澈圖屏科笠稻沒疃隕緇岬撓跋歟莢謖媸搗從襯程囟ㄆ笠刀隕緇岬墓畢祝約八隕緇嵩鶉蔚穆男星榭觥＂諶肆ψ試椿峒啤4郴峒撇嘀賾詼暈鎦首試春筒莆褡試吹募萍郟鍪恿碩云笠底畋蟮娜肆ψ試吹募萍郟嗣植拐庖徊蛔悖肆ψ試椿峒票厝揮υ碩＂鄄ㄗ時境殺凈峒啤F笠嫡加玫淖式鶩ǔS辛礁隼叢矗湊褡時競筒ㄗ時盡O鐘謝峒浦蝗啡險褡時鏡某殺荊蝗啡喜ㄗ時鏡某殺荊坪踉擻貌ㄗ時臼俏扌杌ǚ汛鄣模饈且桓鲅現氐奈笄＂芟紙鵒髁恐蘋峒啤U庵只峒撇喚黽鍬加肽郴峒破詡淶南紙鶚罩в泄氐幕峒剖孿睿ㄏ紙鷸蘋峒疲布鍬加上鬯鸕娜飼坊蚯啡說南紙鵒髁浚ㄖ贛κ照士畹氖棧睪陀Ω墩士畹某セ埂ㄔ鴟⑸蘋峒疲O紙鵒髁恐蘋峒剖墻紙鷸蘋峒坪腿ㄔ鴟⑸蘋峒迫諼惶宓幕峒坪慫閬低場＝⒄庵只峒浦頻母灸康模謨諳蚱笠道婀叵等頌峁┧竊誥霾吖討興匭璧南紙鵒髁啃畔ⅰ＂薟莆裨げ獾謀啾āF笠擋莆裨げ獾謀啾ㄖ饕嵌云笠檔牟莆褡純齪陀芰性げ狻K孀諾縋緣鈉占昂馱げ餿砑目ⅲ岣吡嗽げ獾淖既沸浴⒔檔土嗽げ獾某殺荊蠱笠滌鋅贍鼙啾ú莆裨げ庾柿稀＂薇嘀圃鮒當ǜ妗2簧倩峒蒲ё胰銜衷詰摹熬煥泵嫣荒苷嬲?映企業的經營成果，他們主張計算增值額，并編制增值報告，以便從更廣泛的角度來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我們姑且不去評說貝爾考依教授的觀點是否正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會計從來不會停滯不前，總在不斷衍生和翻新。這種變化，一方面沿著越來越細微的軌跡發展，另一方面沿著越來越宏觀的軌跡發展。很顯然，如果我們的財會人員沒有發展的意識，沒有發展的心理準備和應對措施，就必然落伍。
2.創新意識
目前，人類正處于從工業經濟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的轉變階段。知識經濟，其實質就是高技術經濟、高文化經濟、高智力經濟，是一種區別于以傳統工業為支柱產業、以稀缺自然資源為主要依托的新型經濟。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既給傳統的會計的發展、創新帶來了機遇，與此同時，也給它提出了全方位的、嚴峻的挑戰。撮其要者，臚列三個事例：
其一技術創新對傳統會計的挑戰。技術創新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眾所周知，由現代科技革命所引動的經濟生活中一系列技術創新是主導當代經濟發展與增長的關鍵因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企業，如果沒有技術創新，就不可能有經濟增長。具體到一個企業來說，技術創新可以使其從瀕臨倒閉的邊緣起死回生，并得以持續發展，也可以使一家處于發展顛峰的企業一夜間跌入谷底，徹底喪失再發展的能力。不言而喻，在技術創新條件下，企業的經營風險、財務風險及不確定性水平大大提升，資產的盈利能力和財務狀況更象變戲法似的撲朔迷離。這種變化，使得傳統的會計模式無法應對。傳統會計建立在借貸記帳法、歷史成本原則和權責發生制的基礎上，這一模式對于確認、記錄、計量、報告企業有形資產的流動是行之有效的，但對于因技術創新所產生的企業專利權、專營權、版權、技術秘方、商標權、品牌權、商譽、回避競爭協議、計算機軟件的研究和開發、市場開發、技術引進、人才引進等無形資產的揭示則顯得有些黔驢技窮，不能真實地、公允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因此技術創新呼喚著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會計模式的誕生。
其二金融工具創新對傳統會計的沖擊。自7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浪潮席卷全球，波及金融業務的各個領域。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全球性的金融創新大趨勢已露端倪。現在金融工具創新已由第一代（現金、銀行存款和商業票據、債券、股票等）向第二代（即衍生金融工具）邁進。在這一階段，一種新設計的金融工具隨時都有可能投入市場，參加運作。如一些銀行、證券公司近年來推出了一批新“組合”的衍生工具，象“封頂”、“保底”、“加圈”、“互換期權”、“匯價幅度期匯”之類，還有新的不動產類衍生工具和通貨膨脹類衍生工具。這些新創的金融工具，如果操作得當，能夠幫助投資者規避風險，并帶來豐厚的投資報酬；反之，將給投資者造成巨大損失，甚至導致滅頂之災的倒閉、破產。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現和發展，使得傳統會計不能及時、準確、快捷地揭示和披露風險信息，因而也不能以此為基礎提出防范風險的具體對策。要適應這一情況，必須對傳統會計中的會計要素定義、對會計確認標準的原則、對會計計量的基礎以及對會計報表結構體系等進行徹底改革。金融工具創新呼喚著財務會計的創新。
其三信息技術發展對傳統會計的洗刷。信息產業代表著新一代的生產力，是促使世界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過渡的先導產業和主導產業。毫無疑問，信息技術在知識經濟時代必將獲得前所未有的大發展。電子計算機的發明、全球衛星通訊的實現和互聯網絡的建成，對以人工系統為基礎而構筑起來的現有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將是一次颶風式的洗禮。現有會計模式僅局限在帳戶左方記借，帳戶右方記貸；仍利用三個世紀以前發明的反向抵減技術來實現會計信息中的正、負數表達；仍運用紙張、筆墨加算盤等技術手段從事信息的收集、整理與加工、顯而易見，這種會計模式的建立是以語言的產生、文字、紙張及印刷術的發明為技術基礎的，已經適應不了信息技術革命這一技術基礎，容納不了現代信息技術所提供的強大信息處理能力。信息技術發展呼喚著財務會計的創新。
3、開放意識
開放是我國的一項深入人心的基本國策。就會計領域而言，開放的必然性在于：第一，在較長時間內，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會計只是充分反映經濟活動，監督經濟過程的卑微角色，而不能成為“民眾利益的看門狗”和“國家不花錢的經濟警察”，根本擔當不了主導社會資源流向和主導社會財富分配的重任。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需要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會計模式，這當然離不開在準確把握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引進會計國際慣例，引進西方的財務呈報概念框架，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框架體系。第二，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和信息時代的到來，各國經濟的相互滲透、相互交往日益頻繁、各國經濟運行的方式和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日益縮小，國家與地區間的分隔也逐步消除，會計及會計學科的國際一體化將是不可逆轉的潮流。綜上所述，作為跨世紀的財務人員，必須有開放的意識，以博大的胸襟，對西方會計進行精嚴的選擇，吸取對我有用的東西，推動中國的會計事業和會計學科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二、財會人員要有廣博的知識面
在知識經濟時代，最大的挑戰莫過于對人的能力的挑戰，而人的能力又主要取決于人的知識及知識轉化為能力的程度。要想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一名合格財會人員，必須有相關的知識作基礎。
1、通曉專業理論
按高標準要求，一名出色的財會人員必須有寬厚的會計理論基礎和嫻熟的會計實務技能。鑒于目前財會隊伍素質不高的實際情況，我擬將會計專業理論分成幾個層次，并依據這些理論與會計實務關系的遠近，提出程度有別的具體要求和建議，與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同仁共勉。
第一了解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是人們（認識主體）把握會計事物（認識客體）的途徑、手段、工具和方式的總和。會計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哲學及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具體來說，主要有邏輯方法、實證方法、比較方法和系統科學方法。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獲取感性知識的具體方法，如數學方法、統計方法、歷史方法和經驗方法。它是一個由哲學方法、現代科學思維方法和會計具體研究方法所組成的多層次、多種類方法的有機體系，是更有本質的理論。它對于充實和完善會計理論。拓展會計理論的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作用。財務理論研究人員對這些研究方法必須有透徹的領悟和精湛的運用技術巧。只有這樣，才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會計理論研究方法就是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的方法論，對于從事具體財會工作的同志來說，對這些方法也要有一個起碼的了解，因為這有利于財會人員從最高層次上觀察問題、思考問題，并運用它指導具體工作。
第二熟悉會計基本理論、發展會計理論和比較會計理論。會計基本理論主要是研究會計學的質的規定性的，它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會計學和會計工作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收益、費用、資金、營運資金、會計報表、合并報表、存貨、遞延資產、制造成本等。二是會計工作質的規定性，如會計本質、會計屬性、會計職能、會計對象、會計地位、會計任務等等。這些是最為基礎性的理論問題，構成整個會計理論體系的基石。會計發展理論是運用歷史和邏輯的方法，從不同時期會計環境與會計實踐、會計理論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中，認識和把握會計產生和發展的規律，從而形成的關于會計進化規律性的理論。比較會計理論是對某一特定時期內不同國家（地區）的會計問題進行比較分析而得到的系統知識，其內容涵蓋比較會計的概念與形成基礎，比較會計的內容與方法、結論與建議等等。會計基本理論與發展會計理論和比較會計理論之間互為前提、互相制約。其中會計基本理論是主體，發展會計理論和比較會計理論是支撐，三者辯證地統一于會計理論體系之中。財會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必須努力學習這些理論，力爭熟悉這些理論。因為這些理論是從會計工作實踐中總結出的關于會計的一般規律。財會人員熟悉了這些理論，能夠從較高的視角上把握財會工作的運行規律，提高財務分析能力，為領導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建議，此其一。其二是會計理論與會計實務關系密切。會計實務必須得會計理論的解釋和說明，才能得以繼續維持；而會計理論也只有在解釋和說明會計實務中得以驗證。譬如，待攤費用和預提費用業務是財會人員經常要處理的會計實物，正確處理跨期費用是均衡各期費用，正確如實計算成本的需要。之所以需要處理攤提業務，我們可以用繼續經營、會計分期的基本假設和權責發生制原則給予解釋和說明。為了考核各期的經營成果需要分清各期的費用，以權責發生制原則為標準來劃分各期費用，已付但應由以后各期負擔的費用要列為待攤費用，預計將要付出的費用應由發生之前各期負擔的，要預先計提。財會人員熟悉會計理論，用理論對這兩類實務作出解釋和說明，待攤費用和預提費用的業務處理就不再是隨意的、盲目的了，而是有據可依，有理可循的了。
第三掌握會計應用理論。會計應用理論是研究會計工作量的規定性的理論，它主要研究會計工作的運行規則及完善問題，對會計實務有著直接的影響和指導作用。會計應用理論致力于解決的問題有兩大類：一是財務通則、財務制度、會計準則、會計制度等會計規范的完善問題：二是財務通則和財務制度的存廢問題。會計應用理論是會計基本理論的具體化，是聯系會計基本理論與會計實踐的橋梁和紐帶。會計應用理論與會計實務聯系最密切、關系最直接、應用性最強的理論，而且包含許多政策性規定，對此，財務人員就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了解、熟悉階段上，而要達到準確掌握和運用的程度。
2、善長計算機操作
筆、紙、算盤是傳統會計工作的“老三件”，隨著電子技術的應用，這“老三件”即將完成其歷史使命，進入歷史博物館。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發明，互聯網絡的開通，預示會計工作的手段、工具、條件的一場革命。事實上，電子計算機現在已部分地取代了筆和算盤，估計在財會工作中完全實現計算機化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盡管不少財務人員進行了計算機的普及培訓，但成效不宜高估，多數人只是停留在用計算機打字和進行加、減、乘、除運算的水平上，與財務工作計算機化的要求相距甚遠。所以財務人員的當務之急是要學會計算機的操作，并能針對本單位、本企業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編制程序、存儲信息，財務分析和編制報表。這不是過高的要求，而是最起碼、最基本的要求，如同現在的財務人員必須具備能運用筆記帳、利用算盤算帳的基本技能一樣，沒有這種能力，就不能當財務人員，可以說，這是關系到財務人員的“飯碗”、“椅子”和“票子”的大事。
3、能用外語交流
(一)中、德經濟亟需轉型的表現
從外部看，兩國都面臨如下問題:第一，出口依賴程度較高。1950～1957年，德國出口依存度平均為17.1%，此后逐年上升，至1973年達24.5%，在發達國家中偏高。新世紀以來，我國的出口依存度平均超過25%，2006年最高超過35%，2012年降至24.9%。第二，國際收支持續順差。1951～1956年，德國基本保持平穩的順差狀態。順差主要源于貿易盈余，年均約34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約為1.5%。1957年起，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凸顯且不斷加劇，1969年以后，資本項目順差取代經常項目順差成為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國際資金瘋狂投機德國馬克的1971～1973年，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順差突增至634億美元和105億美元，引發了數次貨幣危機。我國的經常項目持續順差始于1994年，但直到2004年年均規模僅為265億美元，2005年經常項目順差躍至1324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5.9%;2008年最高達到4206億美元，占GDP比重超過10%。除經常項目順差外，我國還存在巨額的資本賬戶順差(其主要來源是FDI)。我國2002年以來FDI占GDP的比重平均在3%以上。第三，外匯儲備不斷積累。1960年代，德國的外匯儲備平均約為80億美元，1972年超過200億美元，1973年超過400億美元，成為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1973年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后德國外匯儲備增速開始放緩。2002年，我國的外匯儲備為2864億美元，2006年突破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2013年底為3.8萬億美元。可見，中、德兩國在經濟轉型期都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第四，國際政治、經濟摩擦頻發。國際收支順差及過多的外匯儲備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美國等國家指責相應時期的德國和當前的中國人為低估匯率，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施加壓力，要求貨幣顯著升值、開放金融市場、取消利率管制等。德國因此承擔了所謂的“軍事補償成本”，我國被執行“超級301條款”，并成為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從國內看，兩國面臨如下問題:第一，儲蓄率偏高。德國儲蓄率從1960年開始上升，1970年最高為29%，1975年以后穩定在20%左右，略高于其他發達國家。2000年以來，我國儲蓄率從37.5%上升至2009年達到最高的52.7%，2012年，我國儲蓄率仍高達50.8%，遠超世界平均水平。第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中、德兩國的中央銀行為維持固定匯率，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加之本幣升值的強烈預期引發的國際資本流入使國內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率顯著上升。1952～1960年德國基本生活費用年均增長率僅為1%，1961～1969年約為2%，1970～1972年為4.7%，1973～1974年最高增至7%，1975年以后逐年降低。2000～2006年我國消費價格指數(CPI)保持低位運行，2007年大幅增長至4.8%，2008年創下5.86%的新世紀之最，2013年為2.6%。第三，收入差距擴大。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德國基尼系數雖略有升高，但控制在0.40的國際警戒線以內。我國的基尼系數在1990年代就超過了0.40，2000年以來，基尼系數最高為2008年的0.49，但實際數值可能高達0.61。通過對中、德兩國面臨的內外經濟問題的比較發現，德國內外經濟矛盾始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此后10余年不斷加劇，1969～1973年達到，1974年起逐漸消解。我國一些經濟問題浮現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后愈發凸顯，2007～2008年全面表現出來。截至2013年底，上述問題雖有所緩解，但仍相當突出。此外，中國還面臨產能過剩、環境污染、腐敗等問題，對金融改革的要求更加緊迫。
(二)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引發金融改革要求
金融改革對經濟問題的消解作用可大致歸納為五方面:一是匯率制度改革。匯率政策主要負責調節國際收支平衡，匯率的市場化變動能改變需求的方向，“使需求從本國產品轉向進口，或從進口轉向本國產品”，從而自動消除順差或逆差，并對輸入型通脹起到“防火墻”作用。改革固定匯率制度將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匯率調整還可減輕本幣升值的壓力，緩和國際貿易摩擦。二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市場化通過提高資金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轉型。利率政策具有拉動(或抑制)經濟增長的功能，同時也是重要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利率管制阻礙了上述功能的實現，難以發揮調節經濟失衡的作用。市場化的利率與匯率之間存在一種聯動機制，利率政策通過影響匯率間接調節國際收支平衡。三是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有效的貨幣政策能調節總需求與總供給、控制貨幣供應量、引導信貸資金流向，從而抑制通貨膨脹和投資過熱、促進經濟結構轉型。此外，貨幣政策還可通過收入的乘數效應引起國民收入變動，間接調節國際收支平衡。四是金融體系開放。金融開放可通過消除金融歧視、削減準入壁壘、放寬經營限制、擴大金融市場容量、放開資本管制等方式，引入競爭機制，打破金融壟斷，降低國內金融資源扭曲的程度，抑制投資過快增長和產能過剩。其中，放松資本賬戶管制，允許本國居民和企業海外投資，還能平抑國際收支順差。五是本幣國際化。本幣國際化將降低一國貨幣對世界主要貨幣的依賴，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還有利于緩和本幣升值和通貨膨脹壓力，并降低外匯儲備積累的風險。
二、德國金融改革的做法
自1973年起，德國把價格穩定作為第一目標，通過一系列金融改革，助推了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緩解了內外經濟矛盾，順利實現經濟轉型。
(一)主動實施匯率制度改革
1973年以前，德國名義上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實為固定匯率制度。由于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外匯儲備不斷積累、國內低通脹等因素，馬克的升值壓力很大。德國中央銀行通過買進外匯、提高非居民存款的法定最低準備金率，要求商業銀行對非居民存款停止付息等方式來穩定馬克匯率，并對其外匯盈余進行沖銷干預。然而，這些措施不僅收效甚微，反而縮減了國內貨幣政策的可操作空間。對此，德國意識到:在對外開放不可逆轉、經濟內外矛盾的情況下，馬克匯率調整是無法避免的，拖延只會造成沖突的加劇和機會的喪失。因此，1973年，德國取消對匯率的管制，真正實行浮動匯率制，并在1979年徹底完成資本賬戶的開放。固定匯率制的終結意味著中央銀行解除了匯率干預義務，可根據國內經濟形勢獨立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并重新掌握貨幣發行的主動權。
(二)分步推進利率市場化
1962年，德國修改《信用制度法》并調整利率限制對象;1967年，全面解除利率管制。但中央銀行并沒有完全放棄對利率的干預，轉而推行儲蓄存款標準利率制，旨在引導市場預期，避免過度競爭引起金融不穩定。1973年底，德國中央銀行取消儲蓄存款標準利率和信貸規模管理后，利率市場化才真正實現。利率市場化使金融配置資源的效率大為提高，支持了德國經濟的轉型。
(三)增強貨幣政策效力
1957年，德國通過了《聯邦銀行法》，在立法上保證了德國中央銀行———德意志聯邦銀行的預算和人員安排基本不受政府制約，獨立性較強。1971～1972年，德國經濟出現過熱苗頭，德意志聯邦銀行試圖提高利率控制通脹，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這又會引起國際資本的流入，因而只能限制資本流動，如禁止向非居民出售固定利率的債券(1972年)。然而，這些措施未能如愿，1971～1973年德國資本凈流入總量由24.7億美元增至40.1億美元。1973年德國采取浮動匯率制度后，貨幣政策開始真正發揮效力，對治理通貨膨脹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德意志聯邦銀行隨即大幅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兩次調高貼現率和抵押貸款率，將當年的M2增長率控制在10%左右。石油危機期間，又適時調低倫巴德利率和貼現率、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對抑制經濟衰退、恢復增長起到關鍵作用。1974年，德意志聯邦銀行率先在西方國家中實行貨幣目標制。穩定的通脹預期，對貨幣政策意圖的實現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加快金融體系開放速度
上世紀六十年代，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及國內外匯儲備的迅速攀升，在政府的鼓勵下，大型金融機構開始海外擴張。截止1970年，德國三大銀行(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商業銀行)在海外的分支機構和參股金融機構共計85家，遍布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德國政府對金融體系的限制較少，并較早地向國際金融市場開放，德國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及開放度顯著提升，促進了國際收支平衡。
(五)推動馬克的國際化
德國馬克早在1958年便恢復了自由兌換，但資本賬戶的管制經歷了多次反復。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防止投機資本對本國金融市場的沖擊，貨幣當局對馬克債券市場和國際貨幣市場采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如禁止外資銀行發行以馬克計價的債券、禁止浮動收益債券等。然而，資本賬戶管制不能從根本上緩解馬克升值和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美元資產不斷積累和美國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使陷入“美元陷阱”的德國堅定了馬克國際化的決心。經過1960～1970年多次美元危機后，德國馬克以穩定的幣值逐步贏得歐洲各國的信任。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為德國馬克擺脫對美元的依賴、成為國際貨幣提供了寶貴的機遇。1978年，德國聯合法國等國提出了以“去美元化”為目標的倡議，得到歐洲各國的呼應，最終于1979年建立了歐洲貨幣體系。此后，德國馬克實際已演變為歐洲的錨定貨幣，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匯率基本保持固定。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馬克占世界外匯儲備的比重從約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2%上升到約12%，真正成為國際貨幣。
三、啟示
(一)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為促進國際收支平衡，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啟動新一輪“匯改”，人民幣對美元持續小幅升值。2010年的接續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但人民幣波動區間相對較窄，升值壓力猶在;對外匯市場的頻繁干預致使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矛盾依舊突出。德國金融改革的實踐表明，放松匯率管制不會嚴重沖擊經濟運行，有助于化解內外經濟矛盾。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可能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在本幣面臨巨大升值壓力的情況下，要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就應繼續堅持“自主、漸進、可控”的原則，逐步放開資本管制，完善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最終實行浮動匯率制度。
(二)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及配套改革
2013年7月，我國取消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下限后，利率市場化的最后堡壘是存款利率市場化，監管部門應積極籌劃利率全面市場化的過渡機制與舉措。第一，設置緩沖機制。德國實行的儲蓄存款標準利率，實際上是對利率市場化后金融環境突變的一種緩沖措施，我國探索類似的過渡機制有利于減緩金融市場的波動。第二，防范資產泡沫風險。利率市場化一旦完成，更多的資金或將流向股市和房市，如何防范和化解或有的資產泡沫將是監管的新課題。
(三)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
德國的金融改革提供了兩點借鑒:第一，貨幣政策應首先考慮國內目標。我國的貨幣政策應以實現國內目標為第一要務，兼顧與匯率政策的協調，貨幣政策不能成為匯率政策的附庸。第二，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保證一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具備這一前提，才能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而不為其他因素所鉗制。建議從法律上加強中國人民銀行的超然性，保證其職能的發揮。
(四)深化金融市場開放程度
2002年以來，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全面提速，資本賬戶管制趨松;金融市場發展迅速，市場體系逐步完善，各金融子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明顯提升，金融理念與技術顯著提高。從德國的做法看，金融市場開放的深化可促進儲蓄轉化為投資，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為本幣國際化和匯率體制改革夯實基礎，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經濟內外矛盾。
(五)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一、職業教育受我國經濟轉型期多重擠壓
1.轉型期職教受計劃經濟管理制度和市場經濟管理制度的雙重擠壓我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面是計劃經濟的管理制度還沒有完全廢除；一方面是市場經濟的管理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另一方面是轉型期產生的特定的，既非計劃經濟，又非市場經濟的獨特型態的管理制度。大教育下的職業技術教育沒有完善的制度體系，仍然是無序運行，普通教育的理念充填著整個職業技術教育界。97年后，除了《職業教育法》，一部分省、市、部門頒布了一些實施細則外，總體上沒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適應市場經濟的職教法制度體系。(這個法律體系包括：職教辦學機構管理辦法、職教撥款和經費籌集制度、職業技術技能鑒定標準體系、職教教學質量和辦學水平評估體系等)，我認為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1)總體對職教的定位，在上缺乏較為統一的認識，在實踐上沒有現成的模式可據。(2)缺乏對典型的，有全面推廣意義的辦學、教學經驗的、提高及推行。(3)政府機構調整還未顧及職業技術教育，建立統一、協調的管理機構雖然呼聲很高，但實施中碰到許多困難，政府職能的定位還須等待；各級政府在政府行為上受某些領導偏見或認識不足的影響，法規制度形成的動力不足。如政府支持的專項研究，政府對制度的建設的迫切感、使命感和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法治思維和意識不夠等。從管理法規，到政府的管理職能、政府管理機構組織、政府機關工作人員觀念的取向、所采取的措施等，既保留計劃經濟由政府包辦“計劃驅動”的那一套，又有新時期市場經濟產生的“需求驅動”那一套，還有轉型期“計劃、規劃前瞻不準確”的問題。(4)職業技術教育的社會地位實際上還未達到與普遍教育并駕齊驅的地位。重學術、輕；重普教、輕職教的思想還在教育界、社會上占統治地位，傳統的價值觀、質量觀、評價觀還被作為衡量標準套用于職教。(5)各種獨立的職教管理標準、規程、制度，沒有進行統一的整理、修訂；質量考核標準，國際規程等沒有全面引入職教考核制度。等等。
由上述原因可見，傳統普教思維、理念和職教思維、理念的碰撞；新舊制度間的碰撞；制度不完善時期的制約因素與擴展需要同存，所引發的論爭增添了改革的風火。
2.轉型期職教受計劃經濟管理思想和市場經濟思想的多重擠壓
人常說“慣性是可怕的”。習慣了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職校的管理人員以及習慣了傳統普通教育的教師、學生和社會，對學術型、研究型普通大學辦學思想和管理模式備加推崇。他們習慣了傳統普通教育的管理思想、管理以及相對應的政府管理行為，認可傳統教育的評價觀、質量觀、辦學水平觀，鄙視職業技術教育。他們雖然對照搬蘇聯50年代的經驗有反感，但又對現代市場經濟不理解，把資本主義30年代所實行的自由市場經濟和現代市場經濟混淆起來。他們的心態是矛盾的，其管理行動往往是投機的。職教機構的管理工作者和大部分師資受普通高校傳統教學觀、質量觀和評價觀的影響，他們重視理論教學，不注意或忽視技術技能教學；他們欣賞學術型、研究型人才的傳統三段式教學，鄙視“以能力為中心”的職教試驗；他們習慣于以教師為主導的，以課堂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而對實驗教學、示范教學、研討式教學不適應或看不起。
3.轉型期職教受同時存在的落后的生產方式、生產技術和先進的生產方式、技術的雙重擠壓內外專家認為，我國下個世紀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必須依靠引入信息產業等高新技術增值產業驅動。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落后的生產方式，生產工藝流程的產業不可能一日之間被先進的生產工藝流程、生產技術取代。這就存在落后的生產工藝、技術不斷被先進的生產工藝、技術取代的轉型過程。鑒于職教理論水平的有限與對生產過程工藝水平的了解不夠，沒有對專業教學模式進行全面的高水平的設計，難以與區域產業和管理以及今后發展所需求的知識技術技能緊密聯系起來。二是我國職教師資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許多師資知識老化，實踐技術技能缺乏，習慣于傳統學科學術教學、對產業及相聯領域工藝流程、管理技術了解不夠。況且我國目前的職教師資培養提高措施也缺乏聯系新生產工藝、技術的渠道和參與生產實踐的要求，跟不上發展的步伐。例如沿海地區引進外資、合資發展了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生產工藝和技術水平達到了國際水平，而許多師資對之甚少了解或毫無接觸，對國際規程，國際慣例，國際標準和管理規范不熟悉，當然所培養的學生其知識、技術、技能水平肯定是有限的，談不上培養與國際接軌的職教人才。在知識經濟的21世紀，如果我們的職教不引入先進的科學技術，生產工藝，還在灌輸舊有的生產方式和落后的技術、工藝，則這種職教當然是落伍的了。三是我國職教的辦學條件跟不上科技發展的需要。許多學校的實訓工場、實驗室設備簡單、落后，而校外實踐工廠、實踐場所又缺乏先進的適合于職教的場所，也無法使職業技術教育與先進技術接軌，只能“紙上談兵”。
4.轉型期職教受傳統普教的教育思想和現代的教育思想的擠壓，變革與阻滯、保守與創新的沖擊是教育思想論爭的主調
由于現代教育技術的引入和職業技術教育異軍突起，職教成為與普通教育并駕齊驅的一種教育。在整個教育界，教育思想的革新，沖突相當突出。傳統普通教育，以課堂講授學科知識為主，以應試作為教學動力的驅動和最終評價途徑。了解普通教育價值觀，質量觀、評價觀的許多職教管理人員和師資在實踐中感到彷徨、無所適從、甚至抵觸，反對。大多數人還未轉過彎來或雖有所認識，沒有新法(新的教育方法)。一部分平時注重實踐環節的，通過、實踐，很快就適應了職教環境；一部分平時注重學術理論探討的人，或習慣于普通教育教學的人，教學現還未改變；而另一部分人，則在過渡時期、滲雜新舊。在我國經濟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其高等教育、中等職業教育的教育思想以行業、產業專門人才為中心；而在走向市場經濟階段的知識經濟時代，教育思想應以培養富有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的新型人才為中心。教育方法上過去主要是課堂講授，職教和普通學校職業化課程，應提倡啟發式、學導式教學。特別是職教技術技能教學，主要通過示范教學、學導式教學等方法培養“厚基礎，高技能”的專門人才。隨著現代教育技術的普及，職教從教學思想、教學手段、教學方法都與傳統普通教育距離拉大。在這個轉型期，教育思想的變革與阻滯、保守與創新的沖突，不僅在社會，在整個大教育，而且在職教機構內部(包括教師)在論爭。也只有通過論爭、試驗和改革，才能使新的教育手段、教學方法適應職教教學的要求，真正辦出職教特色。
5．轉型期參與國際競爭和國內競爭的“競爭”思想沖擊著傳統的教育視野
高、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在面向21世紀的轉型期，要“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目前，應重點研究經濟國際化中引發的高、中職教育與國際接軌問題，特別要注意“經濟參與國際競爭和人才國際化”兩大問題。職教機構要以國際眼光來培養人才，為增強我國各行業、產業的國際競爭的各種能力服務，實現走向國際市場的戰略。隨著21世紀的到來，經濟參與國際競爭不僅對沿海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的經濟地位、現狀及未來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全國各地參與國際競爭也將逐漸擴大。以廣東為例，進出口占全國40%，大量不僅從專業，而且從素質上；不僅是國有企業、鄉鎮企業、合資企業，而且是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甚至個體戶，都很大程度上參與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競爭。由于技術更新速度加快，企業、行業的生產技術、管理規程、產品質量都通過與國際標準接軌來增加競爭力；用國際質量標準管理制度對產品質量管理體系進行認證越來越普遍，許多企業既將之作為營銷手段，又作為企業內部工作流程制度。為此，這些行業、產業、企業都需要大量的國際型人才。這些人才不僅應具有參與國際競爭的觀念意識，而且應具有適應國際競爭的才能。
我國目前的職業技術教育在人才培養上，一是缺乏培養國際型人才的緊迫感；二是缺乏對國際市場的了解；三是缺少對國際標準、規范和先進技術技能的學習、了解；四是師生缺少在國際競爭環境中體驗、實習(在國外實習)的感性認識和機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國際競爭相比，國內行業、產業、企業間的競爭更趨火熱，市場已從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從短缺經濟(計劃經濟時期)變成過剩經濟(市場經濟時期)，企業要生存，要盈利，必須從管理、產品技術創新、質量控制、營銷手段方面優勝才行。職業技術學校與培訓機構，除了給受教育者“競爭”意識教育外，同時應教會他們掌握盡可能新的技術、知識、工藝還要注意技術文化的養成和創造給他們更多的社會實踐、生產實踐機會，使他們在參與國內外競爭中，發揮其重要作用。
二、多重擠壓下的轉型期職教，存在兩大突出
1.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模式中存在的問題
從80年代引進西德“雙元制”到90年代引進“CBE”，反映了各級政府和一些職教機構在職業技術上的盲目性、教條性，缺乏思想。下面僅就發展型態進行。
實用型黃炎培先生創辦的“中華職教社”成立80多年，是我國職教時間最長的學術團體，對我國現代職教發展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陶行知、黃炎培等教育家將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引伸到我國的職業技術教育。陶行知以鄉村生活為中心設置課程，注重勞動教育、因材施教并提出加強學生技能培養的思想。實用主義的影響，在80?90年代我國職教中有一個口碑是“管用、實用、夠用”。這個口碑在我國還沒有自己獨特的模式，但是，這個“口碑”本身又是缺乏統一標準，統一管理規程和準確科學根據的模糊的、可塑性過大的職教型式，在90年代，逐漸被模塊式課程思想所取代或淡化。
特色型
80年代初，德國的雙元制模式被政府推薦，率先在華東、東北等發達地區推廣。這個型式以“突出技能”為特色，強調、、學校、個人的融合合作關系。在該時期計劃還未完全被市場經濟取代時，職業學校與就業企事業間是“公對公”的關系，所實行的就業政策是國家分配，不存在失業問題。在當時企業生產變化不很大的情況下，職業技能教育對社會職業和企業生產的適用周期比較長，突出技能訓練(特別是制式訓練)所起的作用明顯，對當時生產條件下的職工技能培訓和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職校與企業的關系的改變，科技發展使職校職業技能訓練對社會職業和企業生產的適用周期逐步縮短，特別是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的產生，微技術和機技術的逐步推廣，對職教人才的技能、技術要求日新月異強調基礎訓練、基礎知識和提高專業技術技能知識檔次的呼聲越來越高，雙元制所需求的像德國那樣的政府、企業、學校、個人合作關系在缺乏其文化背景、基礎和社會支撐，逐漸顯露其不適應性，難于全面推行。盡管如此，“突出技能訓練、強調實踐訓練、基地的建設”的思想被認為是辦出職教特色的重要標志。雙元制模式經過中國式的改革，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符合四個合作關系條件下的中等職教，還在繼續試驗。
工專(師專)改進型
從80年代初開始，許多高等工程專科學校，逐漸由本科壓縮型的專科教育，改制為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一些中心城市大學，從師專文、理科專業中派生出一批高職專業。這些學校或專業，普通本科教育思想和本科教材、課程的痕跡相當明顯。有些已經辦出了職教特色(如有名的上海電機專科學校、常州工業技術學院、惠州大學等)；有些則還沒有從傳統普通工程專科教育中脫胎出來，分不清“高職”與“高專”。
模塊型
90年代，各地又引進世界銀行推薦的加拿大CBE模式。這個模式歸結為“以能力為中心的教學”，把職業人才的知識與技能培養要求用“課程模塊”一一對應，用活的課程模塊與多方向的專業方向對應。受教育者根據個性選擇和要求，選擇適合的模塊課程，教育機構也引導學生根據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來選擇課程模塊，達到預定的“能力要素”。CBE較為科學的課程設計與要求，無疑比“管用、實用、夠用”進步。CBE產生于60年代。鑒于該科技發展，經濟發達水平的限制及CBE主要以中等職業崗位為對象，對制式訓練和科技度不那么高、變化不那么大的專業教育比較適合，許多高、中等職校在學習的過程中進行了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了它在21世紀初科學技術發展迅猛飛進時，對信息產業、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應用技術等高新技術領域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教育的不適應。有關專家認為，CBE模式在有選擇的使用在某些傳統專業、制式專業或科技度不那么高的專業，經過改造創新、有較大的發展意義，但對高新技術產業型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應采取“基礎型”型式。
基礎型
以綜合大學職教學院為代表的以培養高職本科和高職研究生的試點院校，在研究世紀之交信息技術、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等行業、產業“現場工程師”人才的培養后，注意到“寬口徑，厚基礎”的知識與技術技能在未來人才發展中的持續性作用，強調職校教育的奠基作用，強調創造精神和創新意識、創造能力，注意處理好長短期知識、技能與素質需求的關系，注重于較高水平的職業、技術、職業群、技術群型高級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開創了我國本科、研究生高職人才培養的先河，代表著我國職教向本科、碩士、博士層次人才培養的趨勢。缺點是對高層次高職人才(如學士、碩士、博士)所要具備的知識、能力、素質、技術與技能水平的定位、標準如何突出職教特色，還未有完善的、具說服力的、循序漸進的，有突破性的經驗和實例，有待于下一步探索、定型。
多元整合型
一些學者在研究了普通教育“學科、學術本位”教學和職教“能力本位”教學后，從大職教的觀點(普通高教是廣義職教的一部分，專門教育是重要的職業教育，狹義職教是培養生產第一線的操作型、管理型人才的教育)出發，認為，必須根據專業的不同，其所需要的理論與實踐知識技能含量的不同，素質要求的不同，分別采取不同的教學和模式。不論是普教專業或者是職教專業(狹義的)，不論是普教職業化或職教基礎化專業；或者各種介于普教與職教之間的專門教育專業(如律師、農藝師、醫生的法學、農學、醫學等有關專業)，不要刻意去強調普教、職教的特色；不要刻意去劃分某一種訓練是職業訓練還是技術訓練，是職業教育還是普通專門教育??而是根據所培養人才的素質、知識技能的實際需要和課程目標要求，進行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取舍。
問題是，是否由于某些介于普教與職教(狹義的)之間專門人才的教育問題，就去否定探索職業技術教育(狹義的)統一和特性呢?在狹義的職業技術教育理念下，探索其客觀規律對它的發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也可對專門教育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但應注意的是須對具體的專業、具體的課程采取對應的具體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學條件和時間安排等教學要求，不能將廣義職教的理念與狹義職教的理念借位。
經過多年的探索，各級政府和各個職教機構已經逐漸從繼承傳統和學習西方中清醒過來，企圖構建適合于我國國情的職教模式。問題是還有一批同志在盲目的照搬與硬套之宮，不去研究這些模式的精髓，長處、短處、適用環境，從而使辦學實踐走彎路，阻礙了職教改革的健康發展。
2.快速發展中的職業技術教育面臨嚴重滯后的專業設置、課程規劃和教材建設問題單純計劃經濟時代，職教專業的產生是根據國有企業、事業的需要布局，并仿照普通高等學校的專業派生出來的。隨著改革開展與市場經濟的產業和發展，轉變了經濟結構的組成成份(根據97年統計公有占43%、私有21%，其余為鄉鎮企業和外貿、合資企業)，也改變了職教人才需求的組成格局；隨著經濟建設的活躍，高新技術產業份額的增大，職教各類、各層次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斷變化，職教根據行業、產業變化的專業設置也隨人力資本市場的改變而改變。由于市場的不成熟，政府宏觀調控中，計劃調控有時顯得無所做為，有時又受辦學單位利益驅動的左右；市場調控中一方面是不了解市場、缺乏論證、預測、造成決策錯誤，一方面是過份短視，聽任利益的驅動。“熱門”專業：管理類、財經類專業出現了“緊缺??一哄而上??過剩??調整”的過程。這個調整是教育在學習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中對計劃調控和市場調控把握不好所付出的學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完善政策環境，引進外商投資，特別是引進制造業外資，變成全球制造基地，并由此帶來了經濟30多年的高速增長。目前，中國制造業規模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制造大國，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初步完成了土業化，實現了由一個人口大國向經濟大國的轉變。然而，經濟發展中面臨服務業比重低、勞動生產率不高、資源能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而且在高端價值鏈和話語權方面的控制力較弱，產業安全受到挑戰。中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但是中國經濟除了經濟增速放緩外，離真正意義上的新常態還有很大的距離，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質量尚待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是一個與經濟發展速度相對應的概念[00。冷崇總((2008)從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充分性、協調性、持續性、創新性、穩定性、分享性等方面構建經濟發展質量指標體系。李永友( 2008)則從增長(包括增長速度、增長效率)和結構(包括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兩個方面衡量經濟發展質量。制造業服務化是指企業以顧客為中心，提供更加完整的“包(bundles) "，包括物品、服務、支持、自我服務和知識等，是制造企業為了滿足顧客需求而提品、相關服務或整體解決方案的商業模式創新。皮拉特和沃爾夫( Pilat & Wolf1 2005)指出服務要素是制造業生產經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利十提高制造業產出和生產率;邦高和戈爾達(Banga & Goldar} 2004)運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改進形式，以實物資本、勞動和商務服務作為自變量，分析了服務投入對制造業生產效率的影響，認為服務投入對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懷特等(White et al. 1999)指出制造業產出服務化可以改進企業產品的環境性能，降低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本文主要以產業結構(服務業占GDP比重)、發展效率(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發展可持續性(單位制造業產值排放)作為衡量經濟轉型的主要指標。
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
(一)產業經濟結構不合理，服務業發展不充分
長期以來，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低十第二產業，直到2013年，中國才迎來產業結構拐點。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5》數據，2013年第三產業占比達到46. 1 %，超過第二產業2. 2個百分點。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根據世界銀行WDI數據，1980年高收入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就超過50%到2010年，全球服務業占總產出的比重超過50%，低收入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也接近50%，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明顯偏低。同時，從貿易竟爭力指數來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計算，中國服務業竟爭力指數小于0，而美國、英國、西班牙等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竟爭力較強，貿易竟爭力指數大于0. 1。
(二)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偏低
中國勞動生產率(增加值/從業人員)不斷提升，但總體水平偏低。如表1所示，1995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為2 316美元/人，到2000年增加到3 679美元/人，到2009年進一步增加到6 593美元/人，增幅較大。但是，從橫向比較來看，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較低，2009年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為122355美元/人，是中國的18. 5倍。
(三)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中國能源、資源消耗不斷增長，2015年能源消費總量為43億噸標準煤，占全球能源消費的23 %，預計到2035年將達到25 %。另外，根據2014年的《國務院關十節能減排土作情況的報告》，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為11. 6%，但水泥消耗占全球的54%鋼材消耗占全球的45 %，能源、資源消耗巨大。同時，能源、資源消耗大，必然導致嚴重的環境問題《中國主要大氣污染物的時一空分布特征研究》中的數據顯示，在全國190個樣本城市中，僅僅7. 368%的城市PM2. 5年均值可達標，16. 316%的城市PM10年均值可達標。
(四)人均GDP偏低，國際竟爭力不強
人均GDP是綜合反映一國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效率的指標，如表2所示，中國人均GDP遠遠低十發達國家水平。2014年，中國人均GDP為3 863美元，而美國為46 405美元，是中國的10倍多。
三、制造業服務化推動經濟轉型機理
(一)制造業服務化推動服務業發展
一些制造企業在服務轉型過程中，逐步將制造環節剝離，而逐步發展成為服務供給商。從全球大型制造企業的發展趨勢來看，一些高技術跨國公司制造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一出售給發展中國家的公司，而微笑曲線兩段的高附加值環節，如研發、營銷、策劃等放在母國。如IBM從一個硬件制造商逐步轉型為服務供給商，這會提升服務產出比重。同時，服務化企業依靠單個企業很難取得效果，需要其他合作企業的支持，建立合作伙伴價值創造網絡[[9]。這會衍生出許多新興服務業態，如裝備制造業采取租賃的方式出售產品，那么就需要融資租賃服務作為支撐;而家具、衣飾等行業采取定制化服務，那么就需要3D虛擬仿真設計作為支撐;服務化對顧客信息、數據的需求巨大，那么信息技術整體解決方案、數據挖掘等業務的需求就會得到發展，新興業態的發展可以提升服務業竟爭力。同時，制造業服務化加大了對金融、法律、咨詢、研發等中間服務的需求，服務業占總產出的比重就會上升。此外，由十服務具有消費和生產的同步性，因此制造業再購入服務的過程中，通過技術外溢，豐富了服務種類、改善了服務手段，提升了服務業竟爭力。
(二)制造業服務化有利十節能減排
制造業服務業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它可以分離傳統的資源消耗與利潤創造和生活標準改善之間的關聯，在尋找新的利潤中心，獲取價值和社會質量的同時，減少(直接或間接)的總資源消費U o]。具體來講，如圖1所示，在傳統產品生產模式中，企業傾向十多賣實物產品以獲取利潤，而服務化模式中，企業以滿足客戶功能來獲取收入，為了多獲得利潤，就會少提供實物產品，從而減少資源、能源消耗，制造業排放自然下降。
(三)制造業服務化提升制造業生產率
產出服務化以服務主導邏輯為核心，與產品主導邏輯相比，服務主導邏輯下企業提供更加貼近客戶需求的訂制化產品服務包，為客戶創造更多價值，即制造業通過商業模式創新，提供“產品+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或產品服務系統，能夠滿足客戶的特定功能，進而獲得相對穩定且邊際利潤高的收入。
同時，由十服務的無形性，難以被模仿，通過服務化獲得差異化可以竟爭優勢等。差異化竟爭優勢意味著局部壟斷，企業可以獲得壟斷收益，從而提高生產率。
四、制造業服務化推動經濟轉型的實證研究
(一)基本假設
1.制造業服務化與服務業發展
制造業服務化催生了新興服務業態，甚至直接增加服務供給;同時，企業作為服務的高端需求方，帶動服務業發展，提升服務業竟爭力。
假設I:制造業服務化強度與服務產出正相關，即制造業服務化系數越高，服務產出占比越高。
2.制造業服務化與制造業節能減排
制造業產出服務化商業模式不以多提品為唯一目標，減少了廠商多生產產品的沖動，進而減少了資源能源消耗。
假設2:制造業服務化強度與制造業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強度負相關，即服務化系數越高，單位產出耗能和排放量越小。
3.制造業服務化與勞動生產率
制造業服務化以差異化竟爭優勢、顧客忠誠度提升等促進了制造業發展，并通過價值網絡、知識共享促進效率提升。
假設3:制造業服務化強度與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正相關，即服務化系數越高，制造業生產率越高。
(二)回歸方程構建
1.服務業發展與制造業服務化
(1)影響因素和數據選取
根據凈增長理論，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包括資本、勞動力、制度等。同樣，影響服務發展因素也主要包括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制度環境、需求等因素，具體來講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人力資本水平。衡量人力資本水平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投入法，如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等;另一種是結果法，如人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畢業生數等。本文用結果法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具體來講，采用高技能勞動力補償占比來衡量經濟活動中的人力資本水平，根據WIOD的各國產出就業表( output and employment)一算獲得。
技術水平。技術水平衡量比較復雜，本文用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技術水平，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提供的WDI數據。對十部分國家一些年度缺失數據，本文根據歷史增長規律利用線性增長法進行了估算。
制度。制度的量化比較困難，本文用經濟自由度指數來衡量制度水平，數據來自美國傳統基金會提供的1995-2013年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o
制造業需求。制造業對服務業的需求主要是生產，本文用制造業對生產的依賴程度衡量制造業對服務業的需求，使用WIOD數據。
制造業服務化系數。制造業服務化系數采用制造業服務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來衡量，使用WIOD的各國產出表計算獲得。
服務業發展水平。衡量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指標比較多，但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是一個相對綜合的指標，本文用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提供的WDI數據。
(2)回歸方程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服務業占一GDP比重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
選擇1995-2009年作為時間跨度，并以2009年制造業規模排名前20位的國家為樣本，但是由十中國、韓國、印尼、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產出服務化數據不可得，所以用14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下同。
模型中，sr為服務業占GDP的比重，th:為經濟高技能勞動補償比例，rd、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為經濟自由度指數，sii為制造業生產依賴程度，psi為制造業服務化系數，t E [19952009，i=1,2,w,14，分別表示14個樣本國家，a為系數，二為誤差項。
(3)回歸結果
本文選取了主要代表性國家，基本涵蓋了全球制造業的絕大部分規模，而時一間僅選取了1995-2009年的階段數據，為了推斷不同時間點的特征，在進行回歸估計時，選取截面固定效應和時間隨機效應，式(1)的估訓一結果見表3.
2一節能減排與制造業服務化
(1)影響因素和數據選取
資源是派生性需求，主要由產業結構和產品(服務)生產方式決定，而影響產業結構和產品(服務)生產方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制度環境、需求等。
人力資本水平、技術水平、制度、制造業服務化的衡量指標和數據來源同上，制造業投入服務化水平用制造業生產依賴程度衡量;制造業排放水平用單位產出的二氧化碳、硫氮化合物以及其他有機物的總排放量來衡量，根據WIOD的AIR表和WDI數據計算可得。
(2)回歸方程與結果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影響節能減排因素的回歸模型:
其中，mo、為制造業單位產出污染物排放量，th:為經濟高技能勞動補償比例，rd、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ief為經濟自由度指數，sii為制造業生產依賴程度，psi為制造業服務化系數，t E[19952009，i=1,2w ,14，分別表示14個樣本國家，a為系數，二為誤差項。選取主要代表性國家1995-2009年的階段性數據，在進行回歸估計時，選取截面固定效應和時間隨機效應，式(2)的估計結果見表40
3.制造業生產率與制造業服務化
(1)影響因素和數據選取
制造業生產率主要由人力資本水平、技術水平、制度、制造業產出和投入服務化等因素決定，這些因素的衡量指標和數據來源同上。而生產率利用增加值/從業人員計算，增加值以WDI數據的2000年不變價美兒計算，從業人員來自國際投入產出數據。
(2)回歸方程和結果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制造業生產率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
mlp，，=a}+a, thr，，+cYZ rds，，+a3 ief.,+cY4psi，，+二，，(3)
其中，th r為經濟高技能勞動補償比例，rd、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為經濟自由度指數，psi為制造業服務化系數，t E [1995 2009 ] } i = 1 , 2 , w ,14，分別表示14個樣本國家，a為系數，二為誤差項。選取了主要代表性國家1995-2009年的階段性數據，選取截面固定效應和時間隨機效應，式(3)的估計結果見表So
(三)結論分析
1.根據表3的回歸結果，服務產出占比與制造業服務化系數正相關，而且投入服務化也與服務業占比正相關，而且兩個變量均在10%的置信區間顯著，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to
2.根據表4的回歸結果，制造業單位產出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制造業服務化系數都正相關，而且兩個變量均在5%的置信區間顯著，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2。這一結果呼應了饒暢((2013)關十制造業投入服務化可以提高制造業碳生產率的結論。也與曼齊尼和維佐里(Manzini & Vezzoli } 2002)的制造業產出服務化戰略可以減少企業的直接或間接資源消耗的結論一致[U of。目前，中國面臨嚴峻的資源環境問題，其主要原因是制造業發展模式和投入、產出結果失衡，緩解資源能源壓力，其關鍵還是在十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改變制造業盈利模式，加大投入產出服務化強度。
3.根據表5的回歸結果，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與制造業服務化系數正相關，而且在5%的置信區間顯著，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3。這一結論與阿諾德等(Arnold et al. } 2007)提出的，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生產業的發展對制造業升級、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都有促進作用的結論一致。提升勞動生產率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目前經濟增速放緩，需要依靠提升制造業、服務業生產率來實現快速發展，推動制造業服務化有利十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五、政策建議
制造業服務化是推動經濟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有利十節能減排，帶動服務業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等，推動制造業服務化主要應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1.推動竟爭，提高制造業服務化動力
根據分析，制造業服務化水平與制造業附加值率負相關。企業之所以采取服務化戰略，是迫十竟爭壓力，并不是因為有雄厚的實力，即企業內生動力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然而，中國市場竟爭還不夠充分，在一些領域還存在地方保護主義，如汽車產業、煙草產業、白酒產業，幾乎每個省都有涉及，而且地方政府都通過政府采購、政策優惠等對本地產業進行保護，真正全國統一的市場竟爭格局并沒有形成。同時，部分制造業領域還存在國有企業壟斷，沒有動力改變發展戰略和生產方式。因此，推動制造業服務化，需要減少地方保護，建立全國統一的、完備的產權制度和規范的市場秩序，做到真正的優勝劣汰。同日寸，由十中國經濟價值實現機制不合理，導致當制造業面臨竟爭壓力時，一些資源直接撤離制造業，而不是通過制造業轉型升級挖掘利潤。如虛擬經濟虛火導致資產泡沫化，資產泡沫化使得大量的社會資金、社會精英投入到虛擬經濟領域，同時，資產泡沫化的“擠出效應”會擠占其他產品的需求。再如行政壟斷扭曲了資本獲利的取向，金融、通信、能源、資源等領域通過行政壟斷獲取超額收益，資本都追求通過行政壟斷獲取高額利潤，而不愿意通過技術創新、品牌培育獲取利潤。因此，要推動整個經濟系統的竟爭，使利潤獲取和價值創造相匹配，推動制造業服務化。
2.推動產業集群化發展，打造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載體
產業集群化擴大了經濟規模，為服務業的發展創造更大市場支撐。同時集群化企業之間相互分土協作，有助十建立長期的信用關系，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集群化的發展有助十推動制造業服務化發展。美國硅谷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催生了集制造、研發、商務、設計、會計法律、咨詢顧問的集群式發展。硅谷電子信息產業中，3 000家服務企業服務十2 700家制造企業。浙江溫州形成了以皮鞋、服裝、低壓電器、打火機、剃須刀等為主導產品的中小產業集群，促進了相關生產業的發展，并降低了生產鏈的協作成本。制造產業集群的形成，將吸引相關制造服務企業入駐和聚集，構成其服務支撐體系，實現有效降低生產鏈協作成本的目的。政府應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和引導具有規模優勢的制造服務企業，實現跨區域和跨行業聯合，以形成規模化、集團化的大型服務企業。支持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集聚發展，鼓勵企業間的協作。同時，按照“產城融合”的思路打造科技型都市產業園區，積聚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發展要素，實現產業融合發展。
3.建設協同性公共信息服務平臺
現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已經成為連接制造企業和制造服務企業以及消費者一的橋梁。利用現代信息化手段，建立面向制造業，基十互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的制造信息服務公共平臺，是促進制造業和制造服務業深度融合，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制造服務倍增作用的關鍵。中介服務平臺可以連接制造業和制造服務業，幫助各類企業完成技術、產品、服務、物流等交易活動。為此，政府應聯合制造企業，依托具有研究開發、技術輻射、市場推少’一能力的中介制造服務機構和服務龍頭企業，聯合制造企業、產業協會、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園區和生產力中心等相關機構和企業共同參與。
關鍵詞:資本積累；市場經濟；制度缺陷；產權界定
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增長理論得到長足發展,經濟學家們一直探討經濟增長的原因,將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發展,生產技術的進步及由此產生的市場規模的擴大都用來解釋經濟增長,這也為各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始于凱恩斯革命,如20世紀40年代哈羅德和多瑪構建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到后來在此修正基礎上構造的索羅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產生了以保羅,羅默和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理論由外生增長理論向內生增長轉化。雖然當代經濟增長理論沒有較為統一的模型,但無一例外地都將資本投入作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我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資本積累的問題。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經濟體制由單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轉變,計劃經濟也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與大多數其他后發國家相比,中國當代的資本積累在短時間內得到了快速增長,中外對中國創造的經濟奇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經濟增長掩蓋了資本積累中的許多問題,造成轉軌時期出現了經濟與社會矛盾,這同樣也值得我們思考。
一、當代中國資本積累存在的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滯后,使得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利界定和保障,資本積累方式也相異于傳統的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多種所有制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而相較于國有企業,資本積累的程度仍處于較低的水平。這主要表現在融資能力上的差異。當代,我國的銀行業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信貸業務,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銀行的信貸偏向于國有經濟。據統計,非國有企業從商業銀行貸款比例僅為16,5%,這使得許多中小企業只能依靠自身的資本循環或其他非正規的金融渠道獲得暫時的基本積累。
從居民角度看,資本積累來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徑較為單一。可以發現,美國人民的資產性財富增長與勞動收入的基本比例為22:1,這也是為什么美國人的收入高,傾向于消費而不是儲蓄的原因,因為美國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于資本。而中國卻不是,人民大眾的積累來源僅僅依靠微薄的工資,很少有其他的資本性收入。依據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論,當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們更原意儲蓄以用來滿足未來退休消費的需求,中國高額的儲蓄率由此產生。而由于銀行的存款利率長期低于CPI的增長率,居民自身的資本處于不斷貶值的過程。因此,有限的資本積累來源是中國大眾收入無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處于經濟轉軌的中國,不合法的資本積累也存在。部分官員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利,將權利資本化,使其成為市場經濟發展必備的要素投入,形成相當于國家壟斷的力量,提高市場準入門檻與運作門檻。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部分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壓低承包指標與租賃價格,或通過非法的財務手段低估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流失到尋租者手里。損害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
二、當代中國資本積累的制度分析
事實表明,我國當前資本積累發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經濟改革,造成了我國資本積累相異于傳統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這也是轉軌時期國家體制不完善的原因。我們可以從政府的約束與產權兩個方面出發,來探討當前我國資本積累扭曲的狀況。
(一)從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對經濟活動任意干預
較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國家政策多變,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張五常教授的話來說,“中國政策說好聽就是彈性大,說不好聽就是朝令夕改”。國家對微觀經濟活動進行行政干預十分普遍,如打著“宏觀調控”或是“市場調整”的名義,授意相關部門對微觀主體進行行政干預。市場規則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微觀主體無法很好地預測下一期的經濟狀況,一部分積累的資本需要防范風險,而無法全部投入生產。同時,國家政策制定沒有約束性,可能造成資本積累發生偏離。如我國在較長的階段主導工業發展,而忽視了農業與服務業方面的積累,造成了現在產業結構的不合理。
(二)從市場微觀主體的角度看,市場的平等需要國家作為監督者。而不是參與者
當代中國,多種所有制企業有了快速發展,在解決居民就業與社會資本積累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場經濟有較大比例的國有企業介入,這種條件下的市場就難有平等權,也難以法制。國企與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國家作為國企的股東,更傾向于為自己的企業“開綠燈”,通過越過法律的束縛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使國企資本積累不受約束。如最近的農行股改,國家對其壞賬進行買單;IPO發行的股票多是國企。正在審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國企居多,民營企業要想獲得同樣的待遇困難重重。可見帶有“國”字的企業就同于擁有了市場特權,在預算軟約束的條件下,國企不僅可以依靠自身來獲得資本積累,同時還可以依靠特權獲得額外的資本積累,政府背景使他們成為市場的強勢者。而較為弱小的民企,無論融資能力還是企業規模都無法與國企相抗衡。等級效應促使許多民企必須通過尋租賄賂的方式獲取市場的保護,在路徑依賴的作用下資本積累不斷變異,最后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產權不明晰,限制了資本應有的價值
例如農地制度,目前,我國雖然法律上確定了三權,即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但是農地轉非農地的問題遲遲沒有解決,限制了土地作為農民資產性收益的來源,資本積累方式受到限制。
產權的界定是為了稀缺資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場經濟定價的前提條件。由下表可知,我國的礦產資源特別稀缺,而在中國,各級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資源配置權利,扭曲了資源投入生產時的價值,無法體現資源的稀缺性,造成資源以低于市場很多的價格出售,降低了礦產資源在資本積累中的真實價值。大量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破壞使得原本資源稀缺的中國雪上加霜,資本的積累陷入了惡性循環。
三、小結
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遺留了許多問題,特別是體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遠。現階段法制不到位,產權不明晰與我國千年來傳統的封建意識和長期計劃經濟實踐造成的路徑依賴有著直接關系。當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資本快速的積累,但是我們也要警惕不良的資本積累方式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轉變資本積累方式,實現資本價格由市場決定,才是我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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