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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音樂 校本教材 研究綜述
20世紀60年代，英、美兩國興起“新課程運動”。以此為開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逐步開始了課程改革運動。90年代初，校本課程開發的理念和思想傳入我國臺灣與香港。進入90年代中期，校本課程及教材開發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國大陸少數課程研究學者的關注。
通過對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及萬方數據庫的模糊檢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號，以“校本課程開發”為關鍵詞能夠檢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碩博論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開發”為關鍵詞能夠模糊檢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碩博論文。以“音樂校本教材”為關鍵詞能搜索到的的相關文獻僅70余篇期刊文章，碩博論文3篇。由此可見，雖然國內音樂校本教材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但隨著我國三級課程管理體制的實施，我國基礎教育領域校本課程以及校本教材開發與建設工作已有了長足的發展。
以下就“新課程運動”以來國內外傳統音樂校本教材開發研究文獻做詳細梳理及闡述。
一、國外研究現狀
校本教材開發始于20世紀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課程運動”[1]。校本課程開發一詞最早由菲呂馬克和麥克萊倫在1973年愛爾蘭阿爾斯特大學的國際課程研討會上提出[2]。到20世紀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國家有所發展，很多國家鼓勵各地區、各學校設計具有特色的課程[3]。國內外很多學者將校本課程與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進行研究，而針對校本教材，沒有完整獨立的研究，故相關少數民族音樂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謂是鳳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數國家并沒有像我國一樣實行統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個學校甚至是教師自行選擇、選編適合學校、學生發展的教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經歷了“新課程運動”挫折后的美國教育采取分權制，全國沒有統一的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和教材。大多數學校都有自己所屬的學校董事會負責學校教科書的選購以及教學策略的決定，政府不能干預各州的教育事務。教師作為課程實施者，有著諸多選擇、改編教材的機會[5]。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過立法、調研、協調等手段對教育施加影響。出版商有權自己編寫教材，學校有權選擇教材，教師有權增刪教材內容。美國的音樂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點[6]。而英國一直都有尊重教師專業自的傳統，自“新課程運動”后采用學校普遍享有課程決策權和教材選擇權，教師可主動參與課程開發，選擇或改變教材，也可以決定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英國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發行是完全自由的，學校和教師可以自由選擇教材，也可以根據需要自編教材，教育部也沒有指定教材開發編寫的固定或審定的法規。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頒行以來，各學科的課程標準和“普通中等教育證書”的考試標準，就成為了全國統一課程教科書的編寫依據[7]。
（二）傳統音樂教育研究
國外傳統音樂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向：
1.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政策
該研究方向的文章僅僅將視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關注的內容由少數民族音樂生存狀態到課程實踐不等，在理解層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與教學現狀的矛盾與問題。
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亞當代音樂教育中的傳統音樂》[8]一文中探討了澳大利亞傳統音樂在澳大利亞學校課程中的生存狀態。文章指出，澳大利亞的學校音樂教育對本土音樂（或藝術）的學習是匱乏的。文章通過對各州音樂教育政策的實例分析提出了在學校課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亞本土音樂教學的愿景。
較早意識到利用政策的實施來深化傳統文化環境的是香港教育學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論文《保護本土傳統音樂：一個在音樂教育的政策和實踐兩難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的保護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化的城市適應不斷增長的人口，而隨之產生的問題是：傳統音樂環境逐漸被惡化，傳統音樂有消亡的危險。論文通過香港傳統音樂生存現狀的分析，提出音樂教育實踐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議。如：允許教學實踐的創新，支持學生在傳統音樂相關領域工作的研究等。這些建議對香港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護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對不同地區傳統音樂在音樂課程中地位進行比較研究，還有研究者提出傳播平臺和模式的改良是保護傳統音樂文化一種有效途徑等等[10]。總體來說，該研究方向的文章不僅沒有關注到音樂政策在教育實踐中的問題和解決途徑，也鮮有文章關注政策對于傳統音樂教材的影響與作用。僅有的研究難以概括整個文化多樣性影響音樂教育政策的全部內容。
2.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研究
芬蘭西貝柳斯學院的Heidi（2000）教授論文《不斷發展的實踐：本土音樂教材的新視野》關注的是芬蘭的本土音樂教材的生存狀態[11]，以及教材在互聯網教育上（尤其是音樂教育上）的應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顧了本土音樂教材的發展，并探討其在音樂教育中的潛力與局限性。然而，該研究并無特別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資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對本土音樂教材對于芬蘭音樂教育產生重要影響的一系列基本情況，對未來的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編寫提出了一些建議。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樂課程的重新審視》[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樂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簡單的將傳統和民間視為某種音樂流派，很少有人考慮為什么要用“傳統”或“民間”這樣的詞匯對音樂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關注于傳統音樂教材的設計中如何更好體現語言包容性的問題；更有研究者集中關注于傳統音樂教材編寫中認知偏好的適應性策略，以及學生對于傳統音樂態度的實證性研究[13]。但是該方向的研究沒有涉及到教材編寫的具體設計和實踐問題，對于教材運用到實際音樂課堂和教學中的反饋情況也鮮有提及。因此，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研究無疑處在一個初級階段，對于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編寫這一新領域的研究將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
3.少數民族音樂實踐研究
國外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教學研究主要關注教學風格、模式、實踐三個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觀點有較強的針對性，一些建議和理念視角獨特新穎、引領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認為：民族音樂課程在教學理念上應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樂。這是由該課程的教學內容、世界音樂文化發展的實際狀況以及培養音樂教師的需要和責任所共同決定的，其本質是要將它與西方音樂語法的不同規律分離開來，進行自身語言智力結構、文化結構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樂本體結構為標準的認識框架的制約，進行自己較獨立的系統建構[14]。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非常關注音樂教育中的民族文化傳承問題，在近現代音樂教育歷史上就有以柯達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奧爾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為代表的民族音樂教育體系。他們各自所創的音樂教育課程體系始終與其國家歷史、文化傳統、民族特性密切相關，他們的音樂教材不僅在本國學校音樂教育中廣泛使用，還被世界上很多國家音樂教育學者、教師們作為參考教材。
柯達伊曾說“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夠很好的繼承傳統的話，我們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將會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動永存的，我們正是為此而工作[15]”。柯達伊認為“兒童的心靈純凈如水，只有真正的藝術、經得起推敲的音樂才能夠拿來教給孩子們[16]”。“如果我們不愿意把孩子培養成外國人的話，我們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調培養他們學會音樂的讀寫[17]”。柯達伊把音樂的感受變成身體的律動，音樂的音律變成節奏、變成了力量。他在教學手段和內容上突出民族音樂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強調了音樂教學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學作為音樂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視學校音樂教材內容的選擇，強調學校的教育作用。
奧爾夫曾在“奧爾夫音樂學院”成立典禮上的演講中說過：我所有的觀念，關于一種原本性教育觀念，并不是什么新的東西[18]。而只是一個把古老的精華繼續傳遞下去的人。奧爾夫體系的突出特點是，把“原始的”、“基礎的”、“初級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貫穿到課程設計、教學方法上，通過肢體的活動讓人們感受音樂元素，并常常把音樂訓練與民族音樂教學聯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樂教學大綱，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樂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樂為主要教育內容，樹立音樂價值觀和人生價值觀。達到學生能通過學校俄羅斯傳統樂曲而理解俄羅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羅斯傳統文化的目的。大綱規定：一至三年級主要以民族音樂內容為主，以“熟悉民間風俗、家鄉民歌傳統旋律；了解俄羅斯傳統樂器、民間歌曲及傳統音樂表現形式”[19]為教學目標實施民族音樂教學。
綜上所述，國外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音樂政策與教材研究及傳統音樂教育傳承的實踐研究。研究整體上更加強調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有效結合，但從整個宏觀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況來看，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研究還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視野仍需要進一步擴展。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在我國現階段的學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礎教育的核心環節。新課程改革實施以來，我國學者在研究校本課程的同時，也關注到了校本教材的開發，從教科書的“一綱一本”到“一綱多本”再發展到目前的“多綱多本”來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適應著教育改革發展的同時也在推進課程改革。綜合目前研究文獻來看，我國對校本教材開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兩個層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國內校本教材開發的理論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設的思考、校本教材資源開發、校本教材編制、策略等方面。如蔡偉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設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與統編教材應該相互借鑒補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揚長避短、盡顯其能，校本教材的編寫目標應該是在適應現實的基礎上促進發展，編寫內容應看重科學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劉學（2012）在《從“以何為本”到“何以為本”―關于少數民族地區校本教材建設的思考》中對少數民族校本教材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四種解決方法：1.適應社會發展狀況；2.充分利用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資源；3.充分體現學校特色；4.要促進學生的終極發展。就校本教材的資源問題。孫嬌（2011）在碩士論文《校本教材應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應用現狀，指出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導致這些困境的原因；通過調查校本課程在實施中的問題，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則。凌美鳳（2010）等學者認為，在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領域中，“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實施新課程的過程中，人們越來越深刻的認識到，沒有課程資源的合理開發與有效利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宏偉目標就很難實現[21]。
從已有研究視角來看，我國基礎教育中的地方音樂校本教材資源建設和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視。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進校本教材》和劉小蘭（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開發的價值及教學范式》兩篇文章中都是將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設與實踐中，尋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內涵，來培養學生審美情趣、愛國愛鄉情感的目的。呂志明（2011）的《本土母語音樂校本課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國，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多民族環境下，本土母語音樂進校園的必要性。在少數民族音樂文化校本教材資源研究中，魚彬的碩士論文《本土音樂資源開發在西寧市中學音樂教學中的應用研究》中對青海西寧市本土音樂資源開發在中學音樂教學中的應用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并進行問題分析，根據現狀為青海省在中學音樂教學中開發應用本土音樂教材給出了相應的途徑措施與建議。博雅杰、楊麗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課程開發探究》，博雅杰、張波、尹愛青（2012）《影響民族音樂校本課程開發的教師因素分析》與夏敏（2012）《地方課程開發與校本課程實施》《新疆中小學音樂校本課程開發與實施的對策之我見》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觀點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論綜述、討論分析等方面。缺乏對具體的開發策略、實踐的可操作性以及個案研究的描述。
（二）傳統音樂教育研究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音樂教育學者們認識到學校教育在音樂文化傳承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專家和學者將研究的觸角伸向了傳統音樂教育研究領域。1994年《音樂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國近現代學校音樂教育之得失》《關于當代中國音樂教育的文化思考》兩篇文章，拉開中國音樂教育體系理論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樂研究》第四期刊登的《傳統音樂與學校音樂教育》中提出了“傳承民族文化，是學校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的觀點。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開的“全國民族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上，謝嘉幸教授提出“讓每個學生都會唱家鄉的歌”、趙宋光教授提出“扎根辦學”的呼聲得到倡導。2001年11月在南寧召開的“全國21世紀面向基礎教育的高師音樂課程改革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們深入討論了“學校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傳承”問題。隨著各種學術會議對民族音樂與學校音樂教育的關注，很多專家學者開始關注教學實踐層面的學校教育傳承[22]。如由謝嘉幸、楊立梅負責的國家“九五”課題“學校教育藝術實踐研究”的子課題――“民族音樂傳承與學校藝術教育”項目，先后調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學南音比賽”、“內蒙古呼倫貝爾學院開辦蒙古長調大專班”、“貴州省榕江縣的多聲部侗族大歌進課堂”等各地鄉土教材的開發與民族傳統音樂文化傳承活動；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學音樂組開發的《湘西民族音樂》校本教材，教材內容由當地主體民族土家族的歌、舞、樂三個單元組成；河南省鄭州市中原區秦嶺路小學《戲劇音樂校本課程》，教材內容由河南豫劇的演唱與演奏組成；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附屬東昌中學開發的《微型音樂劇實踐與音樂劇鑒賞》音樂校本教材，內容由國內外優秀的音樂劇組成；廈門市第二實驗小學的劉瑛老師主持開發的《閩南民間音樂校本音樂課程》，結合閩南民間音樂特點設計編寫了《閩南民間音樂》校本教材等。
我國多民族的獨特自然環境、社會風俗、語言文化孕育了豐富多彩、輝煌燦爛的民族音樂資源。在經濟全球化的語境下，在現代多元文化的沖擊下，我國的傳統音樂文化、特別是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化面臨傳承危機。近年來，傳統音樂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傳承問題得到了國內音樂教育專家們的關注。如王耀華（1997）在《福建南音繼承發展的歷史及其啟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發展歷史，并對繼承這一傳統音樂文化提出了建設性的啟示；孫麗偉（2000）《福建南音進課堂的實踐與思考》一文從教學實踐層面提出了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方法與策略；楊殿斛（2003）《論侗族大歌音樂傳承》中就我們如何把握好基礎教育改革的良好機遇、如何把當地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引入基礎教育課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劉澤梅（2008）在《客家傳統音樂保護與傳承之策略研究》中對客家傳統樂種、劇種-漢樂、漢劇的歷史發展及生存狀況進行了詳細分析，并對客家傳統音樂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提出了建設性的策略方案；伍國棟在《當代中學音樂教育的守土職責-關于民族音樂的基礎教育理念及其認知討論》中指出：“中學音樂教師在音樂教學的本土化進程和民族音樂的青少年傳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23]；岳圣東等（2014）在《自貢市部分中小學開展傳統音樂課程教育現狀調研報告》中對四川傳統音樂課程教育狀況進行調研、探討，分析了當下省內學校基礎教育階段中音樂課堂開設四川傳統音樂課程所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提出意見與建議。國內更有不少碩博論文也在關注傳統音樂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傳承問題。如張亞利（2008）在《本土音樂文化在學校音樂教育中傳承的可行性――對鄭州十所中學豫劇教學狀況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和總結了豫劇教學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為本土音樂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傳承提出可行的建議；樂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樂在初中音樂課程中實踐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動研究方法，結合學生實際情況，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這兩種音樂形式設計了符合學生水平的教學課案進行課堂實地教學，通過多種方法手段讓學生參與、實踐、創編音樂活動，并邀請老藝人進課堂表演等形式來進行學習，目的是使學生從小受到本土音樂的熏陶，培養對本土音樂文化的認同感。與此同時，跟蹤、調查、測量以探討學生在實踐過程中的學習態度與音樂成就的變化，從而提出可行性建議；石瑩（2015）在《中學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文化傳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調查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樂教育在中學開展現狀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學校傳統音樂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們學習的要數福建南音進校園活動。從1990年開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聯合發文，正式將福建南音列為學生課堂的教學內容[24]。市政府還推出一系列的獎勵措施，每年舉辦中小學南音演唱比賽，獲獎者可作為音樂特長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編撰委員會，根據學生的實際狀況和南音演唱的難易程度，編撰和修訂中小學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成為泉州文化的標志[26]。
綜上可見，目前很多國家的學者都將校本課程開發與校本教材的開發研究融合在一起，從實踐操作層面來看，國外校本課程開發較早的一些國家，校本教材的開發研究更加深入。但整體而言，國內外關于校本教材研究仍處在探索發展階段，仍缺乏獨立完整的研究體系。
管建華先生曾說：“鄉土音樂體現了民族靈魂的本質，每個民族、國家都將立足于自身的音樂文化的歷史與世界交流，并面向未來[27]”。隨著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力度不斷加大，我國大部分地區的音樂校本課程及音樂校本教材的開發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如何有效地開發利用好地方民族音樂課程資源，使其能夠與學校音樂課程結合使用，更好地為基礎音樂教育發展服務，將是新時期音樂教育工作者無法回避的責任和使命。
注釋：
[1]鐘啟泉：《現代課程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頁。
[2]龐健：《初中彈性教學管理實踐探索》，碩士學位論文，西南大學，2012年。
[3]王秋菊：《語文校本教材開發的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師范大學，2010年。
[4]王秋菊：《語文校本教材開發的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師范大學，2010年。
[5]王秋菊：《語文校本教材開發的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師范大學，2010年。
[6]王秋菊：《語文校本教材開發的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師范大學，2010年。
[7]王秋菊：《語文校本教材開發的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師范大學，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齊齊哈爾市中小學民族音樂教育現狀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哈爾濱師范大學，2013年。
[16]金順愛：《中小學音樂課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東北師范大學，2009年。
[17]石瑩：《中學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文化傳承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陜西師范大學，2015年。
[18]金順愛：《中小學音樂課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東北師范大學，2009年。
[19]金順愛：《中小學音樂課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東北師范大學，2009年。
[20]彭嵐：《湖南省初中英語校本教材的問題及改進策略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湖南師范大學，2013年。
[21]凌美鳳：《思想政治課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新課程學習》（基礎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張亞利：《本土音樂文化在學校音樂教育中傳承的可行性――對鄭州十所中學豫劇教學狀況的調查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南大學，2008年。
[23]伍國棟：《當代中學音樂教育的守土職責-關于民族音樂的基礎教育理念及其認知討論》，《中國音樂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劉婷婷：《論福建南音的傳承》，《中國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25]博雅杰：《民族音樂校本教材開發的現狀與對策――以新疆伊犁州直縣市十五所中學為例》，碩士學位論文，東北師范大學，2011年。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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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隨著國際一體化趨勢的發展，各類跨國企業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發展的過程中，核心因素就是人力資源，企業要實現生產技術、文化理念的提升，只有依靠員工才能夠完成，人力資源本地化也成為跨國公司發展的潮流趨勢之一，本文主要分析人力資源本地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具體的發展策略。
關鍵詞： 跨國公司 人力資源本地化 策略
近年來，隨著國際一體化趨勢的發展，各類跨國企業越來越多，這類公司的經營成本與運營方法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公司與員工之間文化的差異導致跨國公司人力資源面臨著一系列復雜的問題，在信息化技術的發展之下，人力資源本地化也成為未來發展的潮流趨勢之一，下面就對人力資源本地化的策略進行深入的分析與研究。
1、人力資源本地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跨國公司在發展的過程中，核心因素就是人力資源，企業要實現生產技術、文化理念的提升，只有依靠員工才能夠完成，尤其在現階段時代的變更之下，人力資源的重要程度已經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可。跨工公司經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人才的吸收與培養，因此，人才本地化雇傭已經收到各類跨國公司的重視。截止到目前，很多跨國公司已經在我國設置也研發中心，也制定了完善的員工培訓體系，取得了良好的成就。人力資源化本地化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有著以下的影響：
1.1 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經過多年的經濟改革，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由于各類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也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問題，我國市場面臨著產業的整合，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以及世界經濟體系的融合。實際上，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區，在跨國公司投資規模的升級下，我國某些地區已經融入全球經濟發展體系中，成為世界工程的一部分。
1.2 促進人才機制的完善與人才素質的提升
跨國公司人力資源本地化能夠促進本土人才的成長，提升我國人才國際經營的綜合能力，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國經濟發展與國際經濟發展的接軌。此外，很多規模較大的跨國公司都有完善的人力資源培訓體系，對于人力資源的投入也遠高于國內其他同類型的企業，這就可以很好的提升人才的綜合素質。從人才培育機制上看，跨國公司人力資源本土化可以促進我國教育制度與人事制度的完善，同時完善我國的人才激勵機制，促進人才市場的高效運作。
1.3 加速新技術在我國的傳播，促進我國技術進步
跨國公司的本地化經營令跨國企業在華投資日益增加，這很好的推動了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目前，很多跨國公司已經在我國成立了科研中心，這對于我國科研能力的提升與科技水平高的提高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這就彌補了我國科研經費的不足，帶動了國內的良性競爭，縮短我國技術水平與國際技術之間存在的差距。
2、 加快人力資源本土化進程的策略
2.1 促進文化的融合，減少文化的沖突
跨國公司大多數高層管理人員都來自于本國，這類管理人員在來華任職前均會接受相關文化的培訓與洗禮，但是由于文化上存在的差異，文化上依然存在著較大的沖突。為了緩解文化上的沖突，很多跨國公司紛紛選擇聘用我國人才來擔任要職，這就可以很好的促進跨國企業與我國文化的融合。
2.2 制定完善的人才培育與激勵體制
在就業形勢的影響下，畢業生的起薪也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為了吸引人才，很多跨國公司都制定了完善的薪酬體系，提供的薪酬與待遇遠遠高于我國同行業的平均水平，該種方式就吸引了大量的優秀人才。有關的調查資料顯示，某些跨國公司在招聘高峰期，聘請的名牌大學畢業生的數量超過了招聘人數的50%以上，為了獲得更優秀的人力資源，很多跨國公司與清華、北大等名牌高校建立了完善的合作關系，這類人才素質高、可塑性強，很愿意融入公司的理念與文化之中，能夠很好的促進跨國公司的成長。
2.3 解決人才流動頻繁的問題
在跨國公司中，人才流動頻繁的主要因素就是文化的沖突，為此，需要在公司內部實施一種跨文化的培訓策略，減輕管理人員受到的文化沖突，促進本地人才對企業文化的理解，加強溝通辦事的效率，加強企業的凝聚力。此外，為了促進企業的發展，還需要幫助員工規劃其職業生涯，根據員工的個人能力以及對企業的期望幫助其實現自身與企業的共同發展，這種策略不僅可以很好的提供人才凝聚力，也是跨國公司人力資源本地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2.4 解決高層管理人才的本地化
高層管理人才與一般人才相比而言，有著一定的特殊性，這些人才是跨國企業發展的核心，一般情況下，成功的跨國公司都有一種成功的經驗體系，越是成功的跨國公司，這種傾向就更加的嚴重，在其他的國家成立分公司時，其考慮的首要任務就是成功體系的復制，只有在這套體系失敗時，才會制定其他的發展體系。在實際的經營過程中，必須要解決高層管理人才的本地化問題，這樣才能夠促進人力資源的本土化發展。
2.5 解決公司文化的衍生
跨國公司在經營的過程中會保留自己特有的企業文化，在聘用員工時，不僅會考慮到其綜合能力，還要看其信仰、行為方式、價值觀與公司的發展需求是否一致，這也是保證跨工公司發展活力的主要內容。以寶潔公司為例，在長期以來，實施的都是一種內部提升制，寶潔公司很少從外部招聘人才，寧愿增加培訓成本，也會在公司的內部選擇人才來提拔。這種企業文化不僅能夠保證員工有著很好的主人翁意識，也能夠促進跨國企業的良性發展。
3、結語
隨著全球政治、經濟與科技水平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趨勢也成為現階段發展的重要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下，人力資源管理也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很多跨工公司已經逐漸由本土化朝向全球化發展，在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走人力資源本地化策略也是一種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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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亮，趙伊川.跨國公司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研究[期刊論文].現代工業工程與管理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9，04（01）
[論文摘要] 隨著國際 經濟 一體化的加深，成功越來越依賴于本土化戰略。只有推行本土化戰略,才能適應目標 市場 國的消費者需求。國際營銷本土化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即產品本土化、品牌本土化、營銷方式本土化和人才本土化。
進入21世紀，國際分工深化，國際間經濟依賴性加強，經濟交往日益發展，國際合作不斷擴大，出現了眾多的跨國公司，而在其中卻只有少數公司獲得了成功。而且這為數不多的公司它們的經驗顯示，只有實行“思維全球化，行動本土化”的戰略，國際營銷才能成功。
一、國際營銷本土化的必要性
1.“本土化”是一種國際發展趨勢。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它們不僅要與當地的公司搶占市場份額，而且還要與同在一國市場的其他國競爭對手分羹奪食。因此，誰更了解市場，誰更熟悉東道國的 文化 習俗，誰就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領先地位。從產品差異細分市場、個性化方面來看，為了迎合不同 社會 和文化對產品的不同需求，企業必須研究當地社會和文化，開拓當地市場所需的產品。
關鍵詞：現代性;“禁言之物”;城市書寫
在全球化語境和社會現實的雙重背景之下，有關都市現代性的探討與爭論層出不窮。關于“大都會”（metropolis）生活的描述――無論是西美爾所指涉的公共空間比例的大幅增加、波德萊爾及本雅明筆下“漫游者”的舞臺，抑或是馬克斯?韋伯所強調的“不同個體能夠共同進入的最無個體性的生活形式”――都突顯出了其迷一般的特質。作為中國都市現代化最早的發端之地，上海的現代性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光陰荏苒，日月如梭。上海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都情長意深，傾國傾城。多少傳奇，寫不盡她的風姿；多少寓言，變作了她的胭脂。上海，到底是一種真實的存在，還是一個幻化的迷夢？
蔡翔先生的論文《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選擇系列文章《城市地圖》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產轉換為一個現代性的“民族寓言”為切入點，分析了上海兩種記憶的歷史對視、“風景”與“本土”的對立，空間生產、“禁言之物”與文化等級制度建構，從而提出都市的現代性想象，與被書寫遮蔽/遺忘了的底層記憶和地理的命題。其論文涉及三大領域：記憶、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論文不但試圖在文學文本和社會文本之間尋找其內在的關聯，而且同時采用了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的方法，顯示出了一種獨特的學術視野和跨學科研究的特征。
論文第一部分《兩種記憶的對視：上海的歷史》追述了作為上海“底層”和“上層”象征的以蘇州河南北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區劃的形成過程。指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上海”的“集體性敘事”實際上“無視”了其“底層”代表――蘇州河以北的生活敘事。而這一被城市主流話語所遮蔽的“外部”卻在諸如《楊樹浦》、《浜北人》和《虹口軼事》等文學文本中無意識的“復活”，從而使我們得以見到一個同上海的“集體性敘事”形成“對視”的與電車、高樓、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燈等象征著都市現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這樣一個充斥著“棚戶區”的下層空間里，個體沖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聯結，他們被邊緣化卻又極力想進入城市中心生活；他們被城市的上層階級拒絕――在這個以消費為最主要特征的社會里，貧困使他們成為最卑微的“他者”。誠如西美爾所言，現代性的歷史就存在于貨幣經濟的發展之中；是貨幣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引起了現代社會關系的轉化，而且貨幣經濟也是現代都市生活風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著都市里現代人心態和氣質的微妙變化，并決定著他們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費社會之中，底層階級無法擺脫金錢對他們命運的宰治，同時也無可避免的會產生身份置換以及上層化的愿望。就深層意義而言，這體現出的是一種“政治無意識”，即：就某個政治群體（如階級、政黨、集團等）中的政治個體來說，他們作為個人所應該具有的那些有個性的思想意識，被無個性的、統一的政治意識形態所代替。在這個時候，這些個體的政治行為，實際上主要是被他們的思想意識中那些無意識因素所支配著的。作為被主流話語所“遮蔽”的存在，下層階級渴望著來自城市中心的認同；在尋找自身意義的過程中，他們是需要被上層社會所表征與建構的“他者”――意識形態強大的收編作用由此可見。
論文第二部分《意義尋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現》進一步展示了社會底層和上層之間的對立。文章指出，“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地理隔絕的原因，空間往往會演化成不同的階級形態乃至階級的生活形態。” [1]然而這種“底層”與“上層”之間的對立在空間上卻又不是永遠壁壘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帶仍然居住著不計其數的貧民；在高樓林立與優雅的人性背后隱藏著的是黑暗骯臟、狹窄不堪的底層居住空間，以及一種隨之而來的“羞恥”感。這便是底層生活殘酷的真實寫照：它與上層社會并存卻永遠被其排斥，而成為敘述的“他者”，淪為主流話語中的“禁言之物”。“風景”與“本土”的對立也隨之產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人的空間”和“被剝奪了資源的，無權無勢的當地人的空間” [2]的對立。這種對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義尋找，而意義的產生顯然已經由“政治無意識”而意識形態化了。因此，底層階級無論這樣努力都始終是都市里的“異鄉人”，孤獨、焦慮、寂寞以及彷徨時刻伴隨在他們關于身份置換與上層化的想象之中。
論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現與職業化的空間想象”》指出“城市下層生活的記憶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種意義上，或許與‘家庭’在敘述中的退出有關。”[3]而當家庭或是下層生活已成某種“禁言之物”的時候，意義的尋找，亦即敘述的中心便理所當然的開始向城市中心轉移。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一大批年輕的有著職業身份的非專職白領作者的出現，“街道”開始大量的在敘述中涌現。敘述者對“街道”的成功進入意味著“風景”與“本土”對立的消失：由于職業的原因，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涌向城市中心；他們尋找自身意義的同時也隱含著對占統治地位的文化資源的空間爭奪。然而，先于這種成功“進入”之前發生的是他們的身份置換：即將自身轉化為消費主體――這也是他們成為消費社會“風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據一個人的出身、門第而對其進行身份劃分的傳統模式在消費時代宣告徹底破產；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費方式與內容為劃分標準的更為不公平的社會關系。于是，在這種巨大的現代性力量面前，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壓制和扼殺，整個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這種人喪失了自由和創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就此而言，現代性已由制度層面轉向社會層面，即從宏觀轉向了微觀。
論文最后指出，有關“上海”的集體性敘事的某種起源來自于對現代性的“塑造”或者“構建”。而現代性在當下的中國尚處在一個未完成的狀態，因此“城市書寫”會生產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會有更多殘酷的真實存在被遮蔽；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作用下的文化等級制度也成為“城市書寫”所無法彌補的“先天不足”。
（作者單位：四川外語學院）
注釋：
[1] 蔡翔《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視界》2004年第14輯，21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頁．
[3] 同上，219頁．
參考文獻：
[1]蔡翔：《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視界》2004年第14輯，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現代性的碎片：齊美爾、克拉考爾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現代性理論》，盧暉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關鍵詞】嵌入 預設 本土文化 校本教學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07-0122-02
本土文化資源與高中語文教學的“嵌入”課題實踐研究活動，教師將本土文化資源與高中語文教學有效整合，既要挖掘出校本教材的“文化性”，又要體現出語文學習的“校本性”，嵌“文化”入“校本”，更好地落實高中語文教學“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目標。
嵌“文化”入“校本”實踐研究，宏觀上而言，教師要結合高中語文學科文言文、詩歌、現代文、名人傳記等知識模塊轉變教學模式，把有價值的、可利用于語文學科教學的本土文化資源“嵌入”到必修模塊教學中。文賦適用于文言文教學，詩詞適用于詩歌教學，連江楹聯文化適用于“奇妙的對聯”專題教學……
嵌“文化”入“校本”實踐研究，微觀上而言，師生在“教”“學”活動時提前預設“嵌入”的目標性，探求活動的方式、方法，以激發學生興趣和潛能，體驗“文化”與“校本”的雙向收獲。本文主要從實踐的角度，展現課題組實踐的成果，與讀者共享。
一 教學活動中預設“嵌入”的目標性，另辟“課”“文”新途徑
《高中語文新課程標準》指出，“高中語文選修課有的側重于實際應用，有的著眼于鑒賞陶冶，有的旨在引導探索研究。開設選修課，有利于構建多層次的語文課程體系，有利于為學生的自主選擇提供可能，從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有個性地發展。”因此，高中語文選修課可以通過校本課程、研究性學習、綜合性活動等教學活動豐富語文課程體系，調動師生在“教”“學”環節中的互動，有利于學生全面發展和有個性地發展。
1.校本選修側重于本土文化資源的文本建構
高中校本選修（本土文化資源系列專題）“嵌入”語文學科知識板塊，知識框架清晰，文本建構系統。“嵌入”的目標性明確，校本教材的開發與使用就有章可循，校本教研的開展就循序漸進。目前，課題組已開發出《連江歷史文化解讀》《畬族文化》等校本教材，供高一、高二學段教學使用。各種校本教材仿照必修教材體例，參照單元模塊建構，分為名人傳記、詩詞鑒賞、民間故事、民俗文化等單元。校本教材單元有主題，文本有注釋，課后有練習……語文組研發的配套教案、單元試卷等供校本選修教學使用。
利用本土文化資源開發為“課”“文”，不僅能落實“課例”的選用，而且能實現“文化”的交流。校本教學獨辟蹊徑，拓展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的視野。
2.研究性學習側重于本土文化資源的鑒賞陶冶
本土文化資源專題的研究性學習“嵌入”高中語文學科知識，研究的目標性更加清晰，過程的程序性更加突出。“嵌入”的目標性明確，研究性學習就會在教師的指導下，課前有搜集素材，過程有活動記錄。目前，筆者指導高一部分學生進行“連江楹聯文化的品讀賞鑒”的研究性學習，將15名學生分為兩組，合作分工，研究成果有小論文等。該研究性學習正好“嵌入”高一梳理探究的“奇妙的對聯”專題。
圍繞本土文化資源專題指導學生開展研究性學習，可以讓學生從本土文化資源中找尋研究的課題，提出感興趣的問題，從而獲得鑒賞陶冶，增加學生文學底蘊，提高語文素養。
3.綜合性學習側重于本土文化資源的情感體驗
本土文化資源專題的綜合性學習“嵌入”高中語文學科知識，強調活動有“語文味”。學生對本土文化資源最為熟悉，也最易引起內心的共鳴，活動參加后就會對家鄉文化有一種認同感、自豪感，情感上有更深層次的體驗。“嵌入”的目標性明確，綜合性學習就會喚醒學生們的鄉土文化意識，讓“語文味”植根于校園文化之中。語文組圍繞“連江文化知多少”專題進行調查問卷，開展本土文化專家進校園講座，組織文學社采風活動等綜合性學習，讓學生們親自參與，獲得自主活動的情感體驗。
介入本土文化資源的綜合性學習讓學生們開展有價值的、充滿言語智慧的活動來輔助語文學科學習，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與熱情，激發學生“學習即生活”的潛能。
二 課堂環節中預設“嵌入”的目標性，生成“言”“語”新智慧
《高中語文新課程標準》指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語文課堂環節中強調學科工具性的同時，不能忽略人文性（鄉音鄉情）的教育。預設“嵌入”的目標性，課堂就會生“智”，“導入”情境預設，“過程”新知突破，“結語”學得鞏固。
1.“導入”“結語”環節“嵌入”鄉音體驗
課堂教學導入選擇“語文味”與“文化味”并具有本土文化資源素材，選擇學生們身邊熟悉的人、事、物作為引子，就會拉進與學生們的情感距離，快速切入課堂教學主題。
3.句型教學應與語法教學任務相結合
每個句型段落中往往存在一個或多個語法，因此句型教學應與語法教學保持緊密聯系。這就要求英語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針對句型中有難度的語法點進行適當講解，但重點還應停留在句型操練上，這樣才能在句型體現語法知識點的同時，將語法應用于句型教學中。
四 結束語
總之，在句型教學中，為了達成任務型教學的進一步實施，采取多種多樣的教學方式是必不可少的，而鞏固句型的種類同樣繁多：替換、同義轉換、成分轉換、語態轉換、綜合訓練句型等等，因此，教師應該不斷探尋優化的教學方法，為教育事業提供策略參考。
參考文獻
一、結合本土資源與全球資源與語、數、外等工具性學科相比，綜合課程與科技、文化、經濟、生態等等方面的聯系更為直接和密切，課程資源也更加豐富。我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形成了一個個豐富多彩的地域資源，如璀璨的民族文化、瑰麗的自然特色、以及各具特色的發展現狀等等，使課程來源呈現多樣性、具體性和差異性等特點，從而大大提高了課程資源對不同地區不同學生的適切性。而且本土資源存在于學校周邊，教師容易采集和整理，學生感到熟悉和親切，不但有利于教師的教，還有利于學生的理解和掌握，適合培養本地建設和發展所需要的人才。為此，當前許多教師進行課程資源開發，提倡本土化，首選本地資源，甚至滿足于本土資源。本土資源確實具有經濟性和有效性等等優點，但不能完全滿足教學內容和學生發展的需要。雖然中小學屬于基礎教育，學習的知識比較淺近，但綜合課程所蘊涵的基礎知識，包含的內容卻極為廣袤，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幾乎蘊涵了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自然地理等自然學科和社會學、歷史學、人文地理等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基礎。所以綜合課程要求教師開發極為寬廣的課程資源，使學生在多學科綜合的范疇，全面地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同時，教育的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紀發展的主旋律之一，由于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等等方面的全球化，未來的人才必定在全球范圍流動，進行競爭和合作。只有全球化的課程資源才能滿足全球化教育的需要，培養全球化的人才。所以，教師不能滿足于本土資源的開發，應該在掌握本土資源開發的方法的同時，掌握全球資源開發的方法，使用互聯網等現代化工具，充分利用各個國家、民族乃至各個國際組織之間大量的開放信息，根據學生發展的需要，在全球化課程資源和本土化課程資源兩者之間，進行適當地選擇和整合，取得相對平衡。
二、聯系生活世界和科學世界雖然在新課程理念指導下編寫的課本，力求貼近社會實際教師課堂教學論文、貼近學生生活，但由于幾千年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日益深刻，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迅猛發展，表達世界的方法越來越抽象，把五彩繽紛的世界概括為一系列的數字或符號。同時，由于學校教學的間接性和迅捷性等特點，課本的編寫者不得不將知識從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中引伸出來，組成概念、定律、原理和結論。由此，而導致一部分學生對所學習的知識產生陌生、遙遠和枯燥的感覺，甚至難以萌發學習這些公式、定律的熱情和信心，影響對知識的分析、綜合、判斷、推理，影響對知識的掌握。中小學生通過綜合課程的學習，應該在知識和能力，過程和方法，情感、碩士畢業論文態度和價值觀這三個方面都有提高，以滿足終生學習的需要，成為未來的棟梁之才。
三、提升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當前，我國中小學采用文、理課程分別綜合的方法，設置了綜合文科《歷史與社會》與綜合理科《科學》這兩門課程。但最近幾十年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科技知識的地位日益提高，導致學校教學對科學知識前所未有的熱情，人文課程受到一定的冷落。在課程資源開發上，對理科實驗室的建設、對理科資料的積累，領導重視，教師的態度熱情而嚴謹，而對人文學科的資源開發就相對遜色。在教學過程中，對自然學科和人文學科涇渭分明，沒有適當地融合和滲透。當前還有部分中學對熱衷于考試升學，把開發課程資源的重點放在知識上，很少發掘培養學生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課程資源。而傳統的教學理念，由科學學科培養科學精神，從人文學科中培養人文精神。凡此種種，造成學生的文理分家、重理輕文、重知識輕精神，造成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相互割裂甚至對立。當代學校教學不能偏重掌握知識而忽視精神境界的培養，更不能促使科技理性的片面增長。從課程發展的角度分析，打破文理學科界限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等高度綜合的中學課程，早已誕生；高校課程的發展趨勢是高度的分化和高度的綜合并存。
從社會和自然發展的角度分析，世界范圍內由于高新科技發展所引發的疾病、環境、資源等等綜合性問題殛待解決，因此，這些都要求我們對綜合課程的課程資源開發，不能有失偏頗，更應該打破文、理學科之間的藩籬。其實，在現實世界中，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乃至知識與精神之間，都是緊密相連的，有許多典型的資源可以為教學所用，如愛因斯坦、波爾等大科學家既擁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又對科學知識有很大的建樹等等，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只要教師正確認識、深刻挖掘，必定能夠開發出融合文理知識，提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課程資源，使學生在全面掌握知識的同時，既具備求真、求實，銳意進取的科學精神，又擁有關愛生命，尊重人的價值與尊嚴的人文精神。
【關鍵詞】民間美術課程；資源；整合
民間美術是當地人們長期生活積累的產物，它是構成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立足于本土適應本土民間民俗習慣，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面對外來文化和市場經濟的沖擊，使原本濃郁的民族與地方特色的民間美術賴以生成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土壤面臨危機，有的正逐步走向蕭條，衰退和消亡。現代流行文化的價值取向正在讓人們逐步疏遠自己民族和地方文化。民間美術課程與民間美術文化資源相結合，傳承民間美術文化是時代的需要，是繼承與發揚傳統文化的呼喚。
20世紀初，在我國魯迅和鄭振鐸先生最早提出了對于關注和研究民間文化的倡議，至8O年代，國內興起了一場鄉土意識回歸的思潮，在此影響下中央美術學院于1986年設立了民間美術系，在中國高等藝術學府首次開辟了對鄉土藝術的研究與教學，與此之后民間美術課程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和其他幾所地方美術院校相繼開設，使民間美術融入現代藝術設計教學系統中的改革與探索加快了步伐。
高校民間美術課程的開設，不僅在大學生中弘揚了中華民間傳統文化，具有“繼承”和“傳播”的天然優勢與特殊功用。高校是通過對專門知識的系統傳播和綜合修養的規范培育，是在造就高等級專門人才的過程中，進行文明傳承，推動社會進步的系統工程。
高校美術類專業民間美術課程在整個教學產研進程中形成豐厚的資源，如一、教育資源，體現在針對民間美術課程的教學研究所形成的教學大綱、教學課件、課程教案、編寫的教材、發表的研究性的論文等；二、學生資源，體現在學生愛國主義思想的提高，對傳統民間文化遺產傳承關注意識的提高，學生校內興趣小組的建立與網絡溝通推廣平臺的建立等。三、商業資源，體現在學生臨摹作品和設計作品通過網絡平臺或與企業結合的方式、渠道進行發售。
如何對這些資源進行整合利用，充分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從教學角度而言，對當地民間美術資源的普查與篩選，了解民間美術資源在地區與形式上的差異，探究民間美術資源的課程表現空間，并尋找本土資源課程開發與實際應用，拓展高校課程資源。選擇具有價值的教學內容，倡導基于資源的師生教學方式。民間美術理論的收集和進一步研究，有利于民間美術的發展。同時對于教學內容的定位、更新和優化，通過精選教學內容、優化教學過程、合理選擇教學媒體，教學力求有很鮮明的特色和很強的針對性，這樣才能達到有效地提高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的目的。由此形成了良好的課程教學資源，包括課程相關課件、教案、論文、教學大綱、多媒體課件等。
同時，從教學成果的開發和利用上來說，教學的最終結果是學生對于理論知識的理解與應用，學生通過對民間美術課程的學習，從臨摹學習到最終將設計與傳統民間美術形式相結合，在對傳統民間工藝繼承的基礎上，將現代設計元素注入其中使傳統民間工藝煥發新的生機。將設計成品轉化為產品，與企業相結合設計開發具有本地鄉土特色的旅游紀念品等，也可通過淘寶等網絡平臺，將自己的設計品轉化為產品，形成實際價值和資源。這種形式從側面促進了傳統民間工藝的傳播和發展。
從校園民間美術文化的傳播和發揚來看，通過成立校園民間美術興趣小組，在校園倡導周末創意市集，搭建新浪微博平臺，微信交流平臺等方式，促進校園民間美術文化的傳播和發展。
此次，從思想育人角度來說，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村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們的生活結構的變化，民間美術賴以生存的人文土壤日漸稀薄，很多傳統習俗漸漸淡化，一些傳統手工藝和民間藝術形式漸漸淡出我們的眼簾，甚至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危險。開發與利用民間工藝，可培養學生對民間藝術的興趣與愛好，加深他們對民間藝術的理解；學習民間美術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能增強學生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文明，熱愛家鄉的信念和歷史責任感；借鑒民間藝術的方法、形式，汲取其中的優秀傳統，學生的觀察能力、想象能力、形象思維能力和創造能力，都能得到鍛煉與提高。通過對當代大學生的民間美術知識理論的傳授，不僅激發和促進學生對本土文化的認知和認同，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和文化品格，推進地方傳統美術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培養學生對地方傳統民間美術文化的保護意識。
>> 全球化后的現代性反思 從全球化看現代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對現代性的思考 全球化與人文知識生產 論人文學術還家 承續與發揚：全球化視野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換 全球化時代文化沖突的現代性根源析論 文學“大眾化”問題的現代性境遇 高中生物與人文學科教育的聯系 簡析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關系 我國人文學術研究展望 全球化進程中的英語教育與人的現代化 論現代化與人的現代性的關系 試談抗戰前后中國人文學術界的集體學術轉型現象 漂泊的東干人文學 高校人文學科在現代大學教育中的價值功能 “科學”的兩次“狹化”及人文學的邊緣化 現代性與人全面發展的矛盾 現代性與人的精神世界 論經濟全球化與人的自由流動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5年4月10日訪問。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經濟規則的全球實施也同時連帶了其背后的價值附加，所以，后續發展國家除了依據統一規則進行商貿活動、復制發達國家或區域的生產方式和管理程序外，還必須履行規則所附加的道德承諾，如環保和減排。但是，在環保和減排為標識的合法性背后不僅遮蔽了發達國家或區域將重排放、高耗能的產業早已轉移到了后續發展國家或區域的歷史事實，即資源環境的遞次轉嫁，同時也遮蔽了后者的制造水平。這使得在價值統一體下，后者必須向前者訂購符合環保和減排標準的設備，全球新的經濟結構鏈就此形成。因而，人們不難理解全球化也是某種全球政治合謀的癥候。此外，后續發展國家的內部制度，如用工管理，并無全球統一規則，因而也無人過問。由此，“全球采購”和“血汗工廠”構成當代全球化特有的悖論。加之資本跨界后必然引發文化資源的挪用，即傳媒利用文化資源進行消費引導，導致不同區域的消費同質化，因而跨國過程也不是“僅僅簡化為特定的經濟過程”。〔4〕因此，人文社科學界對全球化的觀察往往會關注經濟一體化背后的文化政治問題，即通過當代經濟全球化過程透視到其背后典型的“后殖民”（postcolonial）式文化運作。實際上，“后殖民”學術命題和闡釋均與此相關。所以，對于作為通識語和基本概念的全球化，應從多角度加以透視。
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三者的結構性關系中，前者作為確定性條件雖然可以決定后兩者的狀況，但并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后者。換言之，人文社科的學術活動總是歷史階段中的認知行為，這一思想陳述有其自身的慣例和邏輯。因為，“文化系統是政治經濟體系的產物，這是最為顯而易見的，而重要的是由語言所再現的，但還包括各類體制性機構，從管理層、宗教實踐、建筑和大學課程和文獻不等。”〔5〕所以，概念及其意指實踐之間并非只涉及到意義是否等值，而是存在著一個概念與文化關系所導致的意義范圍和轉義的問題。正如全球化研究者沙士森米耶（Dominic Sachsenmaier）所認為的，“甚至所有最為全球的術語‘全球化’本身也猶如‘現代性’或‘歷史’一樣，在不同的語言中包含著全然不同的意義范圍”。〔6〕我們可以認定，作為“漸進”（Aysmptotic Progression）①的全球化，首先是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概念。在當下形成了認識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ies）的語境下，在如此廣泛的范圍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文化區域中，這一問題的所指和論述層次必然會出現差異。對這樣一種復雜的蔓延過程進行觀察和解釋，跨學科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手段或方法論。“就關注的學科而言，全球化是社會學、政治學、地理學、人類學、媒體研究、教育學、法律和文化研究的主題。”〔7〕簡言之，全球化不論是作為某種通識語，還是作為經濟一體化的現象，對于不同區域社會文化的影響均是持續而深刻的，而且這一現象所引發的思考直接進入了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其間也產生了一些重要的論述，如菲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編的著名論著《全球文化：民族主義、全球化和現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自1991年出版以來不斷再版；而安斯勒（James Annesley）在其《全球化小說》（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2006）中則將以全球化作為主題的虛構小說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研究，受到評論界的重視。
顯然，全球化的進程在人文社科領域帶來了某種全球化語境下認知同一性的現象，即西方觀念隨著經濟和文化活動的展開獲得了復制并形成某種學術語言、范疇和概念為基礎的認知共同體，因而，米尼奧羅直接指出，“我將首先探討一下在過去五百年中語言與文學概念之間、人文學科與學者文化的界定的共同性，這五百年是具有現代性的五百年，也是全球化在西方世界體系形成與擴張中得以充分實施的五百年”。〔8〕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后續發展國家的公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以及學術體制為保證知識共享的規范性使得歐美學術文化獲得了大面積覆蓋和復制。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從語言、文化到學術文化，全球的學術活動逐漸集中到主要的幾個語種和文化模式上，由這些語言和文化致思的方式輻射到全球各區域并形成了某些共同的類型：
語言及人文界限之間的聯系形成了歐洲現代文學、學術文化及文明的概念。全球化的現代階段正經歷著巨大的轉變，它以語言（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各種語言的文學 （及其希臘文、拉丁文的遺風）、學術文化（主要是英語、法語和德語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為特征。〔9〕
值得重視的是，由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人文學術全球化表征，以及全球化本身在人文學術各分支領域成為關鍵詞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術資源所引發的，其重要原因是各個后續發展的文化區域在新的時期出現了與發達國家歷史階段中相類似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相關的問題。在表層的類似現象和現成言說之間，發達國家的學術方式，包括命題、理論和方法論等相關資源，會獲得首選，即后續發展國家對新現象解說的歷史性滯后或乏力，必然使其學界對發達國家的研究資源有著自然的渴求，如中國學界在新時期對歐美理論持續引介，對其理論話語形態就一直抱有熱情。所以，區域的學術現代性與全球化進程是密切相關的。猶如沙士森米耶以歷史學為例所指出的，“當代學術機構中的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全球變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結果”。〔10〕與此同時，人文學術，包括文學研究自身的發展，其學術指向也不斷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在20世紀后半期尤為明顯。當代美國文論家利奇（Vincent B. Leitch）教授在說明當代文學理論特質時特別指出：
由于后結構主義、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會思潮，特別是婦女及民權運動的影響，文學理論日益對體系、體制和規范等進行質疑，對其采取某種批判或反抗的立場，對理論盲點、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掩蓋的曲解感興趣，日益將個人或地方性實踐與更為廣闊的經濟、政治、歷史以及文化倫理的力量結合起來。〔11〕
人們面對不同的社會文化狀況，總是會尋求有效的解釋方式，并由此帶來理論生產的動力。20世紀前期由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帶來的理論分析方式對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前半期的有效性并不能自然延續至后半期。因此，理論發展與尋求針對社會文化特定現狀進行有效闡釋是直接有關的：
語言學轉向似乎不再能夠提供文學、歷史和文化研究之間的關聯，使之可以“應用”到特定的社會和地區。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個新的時髦術語，……這個術語就是“全球化”。該詞在1980年代晚期只限于討論國際金融市場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經成了最最熱門的話題，不是作為理論范疇，而是向常規學科提出的一種經驗主義挑戰，特別是在人文學和美國的“地域研究”方面：東亞研究、南亞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東南亞研究、中東研究。在美國學術領域，這些是研究其他社會和文化的地方，過去通常是比較文學的主要支持者。〔12〕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以來的人文社科領域的重要命題，如文學理論在20世紀的重要思潮，除了早期的以語言學為支撐的形式主義文論外，其他的理論流派都與歐美學界密切相關，如精神分析（奧、法為主）、新批評（英、美為主）、原型批評（加拿大為主）、結構與解構（法國為主）、讀者反應批評與接受研究（德、法、美為主）、女性主義（法、英、美為主）、新歷史主義（美國為主）、批評（意、英、法、德、美為主）、族裔批評（美國為主）、后殖民批評（美國為主）以及文化研究（英、美、澳為主）等，其中所涉及到的理論結構性問題、全球政治文化生態、族群與性別、多元文化觀等，都是歐美學界在其學術體制下的產物，是這些國家和區域的學者在其社會文化狀況中依據自己的觀察和理解，并針對前期學說的理論盲點和言說缺陷所提出的。例如，在歐美各高校普遍使用的當代文學理論選集之一，即由理福金（Julie Rivkin）和萊恩（Michael Ryne）合作主編的《文學理論選集》（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2004）將當代文學理論分為12個部分進行選論分述：1.形式主義：俄國形式主義與新批評；2.結構主義，語言學與敘事學；3.修辭學、現象學與讀者反應批評；4.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5.精神分析與心理學；6.歷史主義；7.政治批評：從到文化唯物論；8.女性主義；9.社會性別研究；10.種族文學與文化研究、種族批評理論；11.殖民與后殖民，跨民族研究；12.文化研究。每一部分除了導論之外，引入5-12個學者的英（譯）文專論，選集共涉及到90余名國際學者的論著和觀點。所選學者除了少數為前蘇聯、東歐和發展中國家或區域之外，95%為西方高校或研究機構任職且得到學界公認的歐美學者。其他重要的、受到學界公認的選集或指南的選編情況與此選集大致相當，如《布萊克維爾文學理論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2007）、《當代文學理論讀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5th ed.， 2006）以及《諾頓文學理論與批評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1）等。所以，米尼奧羅特別指出：
對語言和文學的研究就是在同一個認知構建中的。文學語言大多是現代時期殖民語言，希臘文與拉丁文的遺風猶在。文學研究也承襲了同樣的傳統。……文學研究，無論是1945年前用歷史哲學作理論，還是70年代時用結構主義或后結構主義作理論，其研究重點都在沃勒斯坦所說的五個學術國家的文學作品上。〔13〕
上述相關的文學理論思潮不僅在全球蔓延開來，而且還進入了認知同一性的再生產，如論文、論著、項目與學位論文等，形成當代人文學術的全球化現象。如果仔細審視全球各個區域，尤其是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東亞的人文學術，就可以看到這一學術生產鏈的清晰軌跡。全球化帶來了某種學術現代性：非歐美文化區域大多將上述理論和議題作為本土思考的入口，在本土經驗層面上來展開資源借鑒式的解釋。正如中國臺灣地區學者陳光興所指出的那樣：
總的來說，在整個20世紀歷史進程中，亞洲各地的知識圈都是把眼睛往歐美看，一個世紀下來，所有事物的基本參照體系都是以歐美經驗為主。百年之中，這個逐步建立起來、極其穩固的知識結構，造成了學術思想上巨大的問題，不僅是分析視野的窄化，把歐美之外該參照的多元歷史經驗割除，更糟糕的是歐美的知識方式幾乎變成了惟一的典范。〔14〕
當然，我們并不能由此就主觀臆斷，歐美學界的知識就是某種霸權知識，采納這一知識方式的惟一后果就只能將歐美經驗地方化和普遍化。由于知識的最基本功能是對經驗的間接性體驗和共享，以此形成知識本身的推進，而對知識的采納包含著使用者的基本判斷和符合學理的陳述條件。所以，單一主觀主義的知識論往往是無效的。參見〔英〕卡爾?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舒煒光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三章。只是我們在過去并沒有特別意識到人文學術的全球現象或現代性問題，沒有注意到知識結論也可能是全球化的產物，也沒有對其理論言說和本土經驗之間的張力做出有耐心的審視和反思。所以，學界確實需要對不同理論資源擁有判斷和甄別意識，在此基礎上去“把握與理解我們自身的生存環境。如何透過亞洲不同次區域之間的知識圈互動，能夠彼此看到，進而能使得各地的歷史經驗成為彼此的參照點，多元轉化既有的參照坐標，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更有解釋力的知識方式。” 〔15〕
因而我們不難看到，近代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和人文學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西方體制的一種復制或模仿。雖然，這種復制或模仿本身并不指向價值評判，只是某種歷史事實，但就全球化語境下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共享方面，中國學界主要的參與和再生產方式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區域類似，如持續引介、翻譯西方理論，包括話語形態、范疇、術語、方法論和議題，繼而在此類理論與方法分析框架下，引入中國本土的經驗型個案等，但同時亦在客觀上說明了上述理論范疇的跨區域有效性。因此，對這樣一種共享知識的參與和再生產就存在一個學理性問題。因為前者是達成后者的基礎，而后者本身則需要符合前者的生產方式和原理。因此，隨之而來的學術程序應當是：其一，對引介學術參照框架和理論本身的歷史發生學應透徹把握，因為每一種理論的產生是理論家自我認知的意向性呈現，而這種意向性又與歷史性和時代性存在著互文關系。有關理論的意向性，參見〔德〕沃爾夫岡?伊塞爾：《怎樣做理論》，朱剛、谷婷婷、潘玉莎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十三章：理論視角。其二，對本土經驗的差異性應有清醒的認識，因為歷史和實踐均是觀念世界遞進的結果。其三，在上述二者之間尋求符合歷史現狀和本土經驗的替代性參照和有效解釋。有關歷史經驗和模式理論，參見〔英〕邁克爾?奧克肖特：《經驗及其模式》，吳玉軍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五章：實踐經驗。如是，才有可能對經驗的歷史性和理論的有效性做出基本的判斷并進入原創性生產。有鑒于此，新時期以來跟風式的學術再生產，包括缺乏關聯研究的盲目編譯和轉述歐美的學術概念或其他形態的“新說”，除開早期的資源借鑒價值外，并不能達到這一要求。此外，將此等“新說”作為認知框架或理論帽子重新套用在中外作品和文化現象上形成的所謂再生產只可能是無效言說。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有關的文章，特別是有關生態、性別、種族（非洲裔美國文學為主）和全球化選題的文學研究類論文和學位論文，均有上升的趨勢。但其中很多論文還是在某種“全球正義論”的認知框架中，將生態、性別和種族等相關范疇置于道德制高點進行非學理性預設，然后找出文本中有關的對應要素進行支撐性說明，如用綠色書寫對應生態、批判男權及白人等級以對應性別和種族等。這種對應方式本身并無對錯，但問題是論證的方式不能僅以歸納文本中有關生態、性別和種族正義的表層編碼代替文學研究的學理性。所以，在大量的論文中，超出這些議題范圍以及對此進行質疑和批判的論文相對較少，這說明上述議題的影響力，同時亦說明理論原創的艱難。但這些研究現狀和問題已經開始受到國內學界的關注，一些反思性的論文也陸續出現，這些文章既有對理論本身的質疑，也有對研究范式的質疑。參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項目動態”近五年來有關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有關國外理論中國化的立項和相關專著：，2015年4月14日訪問。這方面的討論除了學術論述之外，一些媒體也開始注意到損害學術基礎和學術環境的現象參見中國新聞網：“評：學術名流、學界高管、學術掮客不算大師”，http：///cul/2011/07-18/3188438.shtml，2015年3月30日訪問。，由于這種討論是在公共空間進行的，因而影響較之學界內部要大得多。
至此，中國學術現代性包含了兩個層面：全球化語境中的學術資源處理問題以及中國學術原創力生產問題，這兩個問題互為結構。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學術資源的構成性和指向性，才能在透視不同經驗的基礎上，對資源加以整合并生產出符合經驗的有效解釋。資源的了解和把握需要對不同資源，不僅僅是歐美資源，加以多角度觀察和理解，而且對理論和經驗的雙重透視需要克競其功，方能在學問上做到“真實”且“深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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