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26 15: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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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與人格理論 中國國民性 儒家思想
所謂國民性，指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總體表現出的品性，即一個國家國民最普遍表現出的人格類型，是對一國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針對正常人格而言。這種品性，既源于種族特征的不同，也可來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各個國家中不同的國民性。國民性與典型人格類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調查實踐與復雜數據，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籠統性，故較易實行。
對國民性問題的研究在西方二戰時期曾一度興起。由于全球化的影響以及西方文化的滲入，現代中國的國民性已變得較為混雜難以表述，甚至某些已與中國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馳，西學的傳入與過度應用更使現代中國國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國本土的代表性。本文僅從中國古代儒學角度對中國人的傳統國民性進行分析探討，從信仰體制、道德準則和人格培養三方面將國民性概括為忠君愛國、仁義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體制：忠孝統一
從信仰體制上看，中國古代社會中主要以信仰中國傳統宗法性宗教作為全民性的國家宗教。其宗法觀念與天人合一觀念從信仰層面進入到社會生活中各個方面，對國民性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
中國人普遍重視家族觀念，祖先意識強烈。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不僅體現在中國人祭祖的隆重儀式上，更表現在中國人“以孝治天下”的觀念上，這早在先帝舜時期就有了很好的體現。
中國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現孝子，則會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注與贊揚。漢朝時期的選官制度就以“孝”作為最基本的選拔標準，由眾人推舉，稱“舉孝廉”。中國儒家傳統“十三經”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經典――《孝經》，是關于孝的理論的集大成者。
在中國人家族傳統中，是以父權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親請教過問，包括婚姻問題，大多是父母包辦，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請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進行，否則就會有被社會指為不孝而被邊緣化的危險。
中國人如此重“孝”，包括統治者也宣揚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與維護。中國人認為，以孝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會歸順于君主，孝是忠孝仁愛信義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也。”《論語》中的此言正是體現了“孝”的一系列好處，孝子極少有犯上作亂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見“孝”是忠君愛國思想的前提。這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忠孝二者相統一的觀念，也是國民性之一大特點。
二、道德準則：仁義之上
前面討論的中國人所重視的忠孝觀念，但這種忠孝觀念是以仁義的道德準則為前提的。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就曾說過，忠孝都要“以義為先”。不符君子道義的事萬萬不可做，而這道義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仁”的實現是孔子認為最理想的社會狀態。“仁”是最重要的品格，萬事都應符合“仁”復歸于“仁”。“義”則由“仁”衍生而來。所謂仁義禮智信都是以“仁”為根本的。孔子主張回歸“仁”的道路是“克己復禮”，通過嚴格要求自己回到禮的道路上來。西周時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禮是與封建等級制度相應的。“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儒家主張以禮治天下，這其中就要以統治者實行“仁政”作為基礎。實行仁政，人民就會溫順并且厚道，像先帝堯舜時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應以仁為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儒家主張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仁義道德理念。孔子認為，“恭而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這樣即可實現仁。仁不僅應作為社會的基本原則和統治者的根本統治手段，更是作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準則的基礎。
孔子還認為，“剛毅木訥，近仁。”這可謂是對接近仁的狀態的外在表現的較為細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國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國人普遍具有老實內斂，逢人不愛張揚，遇事不愛爭搶的特征，卻給人一種溫和敦厚的親近感。古代社會中的中國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鴻銘先生認為中國人精神的最大特點就是溫良，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響的結果，這也是“仁”在國民性格中的一大體現。
三、人格培養：中庸之道
中國古代社會中對人才的培養，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視專業技能培養，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氣節與道德觀念的樹立。中國古代社會中儒家思想幾乎是持續占據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對“君子”的推崇也成為中國社會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標準。
所謂君子，可用“中庸”來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經過歷史發展逐漸成為一種民族氣節，體現在忠君愛國的觀念中。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可見中庸的品質在中國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質的概括，并形成一種價值趨向體現在中國人的國民性中。用孟子的話概括，這是一種“浩然正氣”。
中國古代注重對人才的培養，不僅體現在后來的教育中，也體現在在童蒙教育。所謂童蒙教育，指中國古代7～12歲的教育，即灑掃應對等基本禮儀和倫理道德的學習。其作用不可忽視，是為后期儒家系統教育、為日后學習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礎，是中國古代社會人格氣質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環。
中庸之道同樣表現在禮上。儒家主張以禮治天下，禮節是人與人之間交往乃至統治者治國平天下的核心原則。它處處體現了中國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觀念基礎上，體現了中國人高尚的修養，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種外在表現。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導的中國古代社會中，在文化與人格理論的視角下所探見的中國人國民性具有忠孝統一、仁義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僅體現在傳統的等級宗法性制度中，更體現在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普遍文化群體中。中國人特有的文化與品格特征，區別于西方，自古以來就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包括政治思想、社會制度以及豐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們更應弘揚這種文化特性，弘揚中庸之道，選擇傳統并適合我們國民性的東西，而不是盲目學習西方的科技、制度，這有中體西用，才能使中國人得以重新閃耀于世界之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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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辜鴻銘著.李晨曦譯.中國人的精神.上海三聯書店，2010.
這一時期是文化交融的時期，先后經歷了少數民族文化的統治，兩次湖廣填四川（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清代前期）等的影響，造成了會館的興起。清末重慶開埠后，外國建筑文化漸漸對本土建筑造成影響，出現了西方風格的建筑、教堂等，也出現了富有當地特色的吊腳樓、古鎮建筑、寺廟道觀、會館等。通過重慶考古所對慈云寺遺址的搶救性考古發掘，考察了寺廟主體及附屬建筑遺跡33處，包括殿基址4處、房址2處、院1處、排水溝8條、道路4條、焚燒坑6個、佛臺7個、佛龕1處。出土了銅、鐵、陶、瓷、石等各類明、清時期遺物百余件。本次發掘工作最大的收獲是弄清了寺廟主體區域的布局與結構。此次考古調查發現了大型臺基5進、石碑3通、各類題記8則、各類造像5尊、精美石構件9件及墓地3處。結合出土碑刻、題記及石質文物雕刻工藝和風格判斷，此處早期建筑基址的年代上限可及明代晚期，下限至乾隆五十四年；晚期建筑基址的修建年代則為乾隆五十五年，慈云寺遺址是重慶地區目前保存最好的古代寺廟基址，其布局清晰、結構完整，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和佛教考古價值，是認識與研究重慶地區的歷史文化、明清時期佛教寺廟布局特點的重要實物參考。在漢東城遺址的考古發掘中，發現城墻、房址、墓葬、灰坑、水溝、道路、陶窯等各類遺跡101處，房屋的柱洞、排水溝和墻體的基座等都被完整保留下來，面積共計10000平方米。此古城涵蓋了新石器時代、商周時期、漢代、唐宋元及明清各個時期建筑風貌。隨著文物發掘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揭示了重慶這一時期古建筑的文化原素和本地特色。時代不斷地變化，各地區文化相互交流，地方特色建筑逐漸與古鎮相互融合（如徽式建筑）。特別是重慶開埠以后，本地建筑受到外國建筑元素的影響，出現了西式的圓拱、柱式等特征。
二、重慶地區古建筑的主要特征及現狀
重慶地區古建筑是中國傳統古建筑的縮影，它除了繼承了中國傳統古建筑的基本構造，還有它自身的特色，雖然保存至今的很少，但是留下來的仍然具有很大的文物和歷史文化研究價值。
（一）古建筑的類型
重慶古建筑的類型有軍事設施、公用設施、民用設施、園林設施和其他的古建筑形式。
1.軍事設施。重慶因為地理環境特點的原因，有著非常豐富的軍事建筑，如城墻、城門、碉堡等，這些軍事建筑及設施分布在許多古城鎮之中。重慶歷來都是軍事上的必爭之地，如巴南區的豐盛古鎮在古代是通往南川、涪陵的必經之地，其在清代修有數十座用于防御的碉樓，現今保存完好的有10座。
2.公用設施。歷史上重慶地區的公用設施有寺廟、道觀、會館、墓葬群、古鎮村落老街和道路等。寺廟有很多，包括雙桂堂、慈云寺、羅漢寺等；道觀有老君洞、張飛廟、南山老君洞、沙坪壩龍泉洞等；會館有湖廣會館、禹王宮、文昌宮等；墓葬有巖墓、磚墓、土坑墓等，古鎮村落老街有磁器口、淶灘、雙江古石板街、清西沱云梯街、建于明朝洪武年間羅氏宗祠、巴縣衙門等。
3.民用設施。重慶民用設施有民居、書院等。民居大多是傳統的中式建筑，特色民居是吊腳樓。吊腳樓依山坡就勢而建，因地制宜，是為了防洪防災而建的，遍布于重慶各大古鎮及重慶主城區。書院在產生之初，常與僧院、道觀為鄰，選擇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中。古老的書院體系從中國唐代開始，到清末退出歷史舞臺，存在了1000多年。重慶書院大都是由寺廟或有錢人家的大院改建而成的，如磁器口古鎮的翰林院。
4.園林設施。中國園林是世界三大園林體系中的一種，講究的是自然山水，融合了中國的各種建筑小品于一體。重慶的園林多屬于寺廟園林和風景名勝區園林，寺廟園林與寺院結合在一起既表現出園林的形態，又反映出宗教的特征。構成寺廟園林建筑群的有亭、臺、樓、閣、雕窗柱廊、橋梁和牌坊等，結合書法、牌匾、繪畫、雕塑、建筑、家具等藝術底蘊，更便于寺廟與園林的完美結合。這些寺廟園林大多又處在風景名勝區內，與重慶山水相結合，通常是背靠山面臨水的風水絕佳寶地，如華巖寺、老君洞等。5.其他。重慶地區還有其他的建筑類別，如窯址、戲臺、石刻雕塑和鹽泉等。窯址，如涂山窯，清溪窯等；戲臺有偏巖古鎮禹王廟前名為萬年臺的戲臺；石刻有淶灘摩崖石刻、路孔的千佛洞、北山摩崖造像、寶頂山石刻；鹽泉有寧廠鹽泉中的白鹿鹽泉。
（二）重慶地區古建筑的主要特征
重慶地區的古建筑屬于緊湊型山地建筑，有著本地的個性文化特征。重慶地區的建筑多以穿斗結構為主，少量抬梁式；磚木竹土為墻，竹作筋相當于現在的鋼筋，再夾土或者碎石作夾壁墻；桃檐形式多樣，有廡殿、懸山等；城鎮街道多以青石鋪之，因此很多古鎮都有石板街之稱；斗拱較簡單，以實撐撐拱居多；吊腳樓設有閣樓、臨街面的單挑或雙挑外廊；窗有空花窗飾和鏤空雕飾等，門主要是以合頁門、搓板門為主；建筑群中都有良好的排水系統，用水主要是以打井取水。
1.建筑原料。重慶地區建筑原料主要是就地取材，如竹、木、磚、石等都是重慶本地方便取用的建筑材料。特別是竹子，此地竹料豐富，為這一地區建筑增添了獨有的特色，竹的運用是重慶地區古建筑材料的一大特征。
2.建筑構圖。重慶的建筑構圖要從建筑個體和群組平面布局上分別來看，個體建筑還是以中國傳統建筑為模式，坐南朝北、木磚瓦結構為主；群組建筑中布局非常靈活隨意，建筑物與園林常常結合在一起。中國的院宅講究的是規矩禮制，而園林講究的是自然。在重慶地區寺廟園林中，宅沒有特別講究對稱，而是隨地形而建，空間形態中重慶古建筑物中通常分為單開間、間和三開間，宅與宅的關系變得主次不明，講內講外。
3.藝術特征。建筑美是設計美和功能美的組合，建筑的形成由于受到思維的局限性，有其不完美性。建筑是物質和精神共同構建而成的，不能隨意地建造，建筑除了要滿足精神的需求外，還需要穩定的結構。精神世界需用物質所表現，建筑是精神世界的物質產物。建筑形態通常由點、線、面、體、質、色構成，并運用光、陰影的作用，帶給建筑的是不一樣的藝術表現。建筑所處的位置、構成的形式都要遵從于功能。藝術特征由裝飾、造型、山水文化、寫意山水、詩意、文人墨寶等方面組成。裝飾類別有門、窗、撐拱、脊飾、檐枋、攔板、雀替、家具、石桌石凳等。文人留下了很多詩、畫形成了山水文化。重慶古建筑所處的環境各異，也因功能意境而不同，所表現的藝術特征具有獨特性。在整體與單個建筑的關系中存在對比關系，單個的建筑具有節奏感，多樣的單體建筑構成了整個建筑群，它又具有整體性。
（三）重慶地區古建筑的現狀
通過對重慶地區的古建筑的走訪及調查，重慶現存古建筑群，如古鎮、老街和古城有數十個，里面的民居、商鋪、牌坊等建筑群保留得相當完整，遭到破壞的古建筑也有許多。其中寺廟建筑也有幾十座，但多數存在不少的損傷，因為白蟻噬咬、自然風化等原因還在不斷地受到侵害。宗教建筑多存在于古鎮中，市中心也有不少，多數都經過幾朝幾代的維修與重建而得以保存，當然也有很多毀于戰爭、等非自然因素。重慶地區古軍事建筑文化保存最完好的是合川的釣魚臺，也有逐漸消失的重慶古城門。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古建筑，它們多集中在一處，有的已經被考古發掘出來，得到了一定的保護，尚未發現的還需要考古隊調查研究。
三、重慶地區古建筑歷史文化解讀
中國古代舞蹈不同的時期的形態都或多或少的對戲曲舞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戲曲藝術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借助于舞蹈，而且使舞蹈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之所以稱戲曲藝術是中國古典舞的終結形態，也正是因為它融合了中國古代舞蹈從上古巫樂到宮廷舞蹈再到民間歌舞表演形式的精華，并能集中體現我們民族文化精神和審美意識的舞蹈形態。“圓流周轉”的運動時空觀。從戲曲舞蹈運動方式來看，包含著“欲左先右”“圓弧軌跡”的運行，并且還包含有“反復其道”“極則復反”的宇宙時空運行規律。比如：“拉山膀”“云手”“圓場步”等一系列的畫圓動勢。這樣的動作形態正好與道家的“陰陽轉化”不謀而合。可以說戲曲舞蹈的動作是糅合了中國古代思想發展而來的，這種“圓流周轉”的運動時空觀是戲曲藝術沉積的歷史文化精神之一。“得意忘形”的人體審美觀。由于這種獨有的“圓”的運動方式是寄附于人體之上的，在戲曲舞蹈形態中還會沉積我們民族的人體審美觀。中國古典舞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通過對人體的限制來體現“行云流水”的審美意象。所謂“得意忘形”，是不注重人的外觀體態而重人的內在品行，這就與西方崇尚自然美、愛好人體藝術的思想有著本質的差異。然而這種對文化審美的限制也導致了在服飾上對人體的限制，演變到最后則成為了對女性身心有極度破壞的“纏足”。
二、中國古代舞蹈表演形式對當今古典舞發展的利與弊
中國古代舞蹈在從民間向宮廷和古典發展的過程中，始終沒有把歌舞樂完全的分離，而是更好的吸收了這一經典的結合方式，有了更高層次的觀賞價值。不僅是中國，亞洲舞蹈的表演形式也在發展中趨向于三位一體的傳承，如中國的戲曲，日本的歌舞伎，朝鮮宮廷的“唐樂呈才”。從古到今“歌舞”兩個字從來分不開，人們不管是在節慶活動時，表達愛情時，表達豐收的喜悅時，還是在祭祀、儀式活動中，都會出現舞者邊跳邊唱的場景，不少活動中舞者還會拿著民族樂器，邊奏邊舞蹈，或是眾人在旁邊邊唱邊奏樂，舞者在中央舞蹈，這樣充分調動了群眾的情緒，讓每個人把自己的喜悅和情感宣泄出來，自娛性強。在中國古典舞蹈音樂向戲曲轉化的過程中，這種歌舞樂三者結合的表演形式被逐漸認可和確定下來，京劇和各地的地方戲曲也被當做一種完整的藝術形式被后人傳承和表演著。
與中國對比，在同一時空發展的西方藝術則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起初的芭蕾舞只能是在歌劇和一場表演的席間休息時段表演，后來才逐漸發展為獨立的藝術。舞蹈和歌曲表演也完全的被分開。我們不能說那種藝術形式更勝一籌，但是對比芭蕾的繼承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人對經典的戲曲文化了解的太少，繼承下來的傳統劇目也太少。相比西方人對芭蕾的熱衷程度，我們對戲曲的熱衷就遠不如人。雖然歌舞樂的結合，讓我們的藝術發展到了一個高度統一的局面，可是明清前的很多經典古代舞蹈并沒有被我們繼承和發展，這也許就是文化高度結合的一個弊端。然而，芭蕾藝術在眾多藝術家的努力之下，逐漸發展為獨立的表演，我們不會看到芭蕾舞者在舞臺上又唱又跳，他們表達情緒的方式只有肢體語言。中西對比來看，并不能簡單的說那種形式更勝一籌，可以肯定的是單一的表演形式和完全歌舞樂的結合都不能滿足我們對于古典舞蹈繼承和發展的需要。西方的藝術家們也在反思自己的藝術發展之路，在很多人厭倦了芭蕾的單調后，他們也在向歌舞樂結合的形式努力，比如新型的藝術形式——音樂劇。而中國的藝術家同樣也該反思，我們的優秀傳統藝術不僅是各種戲曲表演，還有漢代的百戲、唐代的宮廷燕舞，宋代的純舞等，既然在戲曲之前有如此多優秀的古典舞蹈，我們就應該學習和繼承它，而擔此重任的中國古典舞系在這條路上還需要走的更遠。
三、當代中國古典舞建構的反思
建國以來，北京舞蹈學院建立了自己的中國古典舞領域，開始發展當代的中國古典舞。但是由于多年的戰亂局面，藝術文化已經被長期的忽視而發展緩慢，所以在建國初期，中國的舞蹈事業剛剛起步，中國古典舞的發展也幾乎是大多借鑒了戲曲的動作語匯，而學生的訓練體系也只是選擇芭蕾的教學方法，并沒有很大的突破。直到80年代“身韻”課的創建和施行才逐漸改善了中國古典舞的教學和創作，然而這并沒有從根本改變已形成的芭蕾訓練體系和風格化古典舞的矛盾關系。直至現在，中國古典舞系仍舊存在這樣的矛盾。就現在的古典舞而言，借鑒戲曲舞蹈的精髓是無可厚非的，畢竟戲曲舞蹈是從中國古代舞蹈發展而來，并且秉承著中國古典的歷史文化精神和審美意向。然而上面也說過，中西方的審美差異導致了兩者的審美感受截然不同，既然如此用芭蕾集訓作為古典舞系學生的基本訓練體系當然不太合適，這也就是當代古典舞功能與風格的沖突。特定的訓練體系對應特定的身體功能，這樣才能使這個學科逐漸完善。從編創角度講，目前很多古典舞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古典舞，這也就使很多舞蹈在參賽或者演出時難以定義舞蹈類別，既然這樣，與其“掛羊頭賣狗肉”還不如直接改變方向叫“中國現當代舞”。其實，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沒有什么不好，西方現代舞給中國的舞蹈帶來了不小的影響，東西方的融合也是多元文化的產物，“中國舞蹈”有這樣的創新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然而在這個創新下面我們仍然不能丟掉的是“中國古代舞蹈”的這塊牌子。
近幾年漢唐體系的建立可以說是古典舞的一大發展，漢唐舞蹈具有中國古代舞蹈文化的相當代表性，發展漢唐舞也能體現出古典舞系建構的多元探索，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孫穎老師的不懈努力。提到孫穎老師就不得不提《踏歌》《楚腰》等經典舞蹈，這些舞蹈的背后是多少年的潛心研究所造就的，然而現在還有多少人愿意如此的“十年磨一劍”，現代社會的“短、平、快”讓很多學者心浮氣躁，這也就是我們擔心，前人在恢復古典舞經典的同時，一些人又開始破壞它。縱觀這次桃李杯舞蹈比賽，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覺得現在的節目都經不起仔細的推敲。僅僅穿上古典的服飾，再套上個賦有詩意的名字就是古典舞了嗎？在這個浮躁的社會里，人們都很難靜心潛修的去研究和學習一下東西，所以作品中出除了“炫技”之外，沒有什么推敲的價值。如果是炫技，舞蹈又如何能及藝術體操呢。文化內涵、歷史背景、情感表達、藝術價值，這些都是舞蹈區別于體操的重要因素。因此，從舞蹈本體入手，深挖、細磨，最后完成的作品才能稱得上有學習意義和觀賞意義的劇作。
四、結語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型企業文化；終身學習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0-0033-02
知識經濟條件下成功的企業將是學習型組織，組織層面的學習行為越來越成為企業生命的源泉。培養企業的學習型文化，對企業的生存、發展以及競爭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傳統文化在組織建設以及學習修煉等方面都蘊藏著豐富的內涵，對于現代學習型企業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學習型企業文化的基本特征
“企業文化是企業全體員工在長期的創業和發展過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標、價值標準、基本信念及行為規范。” [1]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企業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是在企業文化發展過程中導入學習型組織的理論。學習型企業文化高度重視人的因素，既重視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又重視企業和員工的協調發展，旨在通過建立共同愿景，形成共同價值觀，激勵自我超越，以學習力提升創新力。與其他類型的企業文化相比較，學習型企業文化具有自身的明顯特征。
1.學習型企業文化強調學習型的思維方法。這些思維方法主要是系統思維方法和心靈轉向的自我超越，這是學習型企業文化源源不斷的主體創造來源。在這種企業文化中，企業組織成員從最高管理層到普通員工都能系統、全局、動態地思考與認識企業各種價值鏈，都能注重成員自身的反省與體悟，是對分割的、片段的、靜止的形式主義和經驗主義思維方式的超越。
2.學習型企業文化與組織學習具有密切的聯系。學習型組織是在知識經濟和信息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它所面臨的競爭更殘酷，唯有通過提倡終身學習、全員學習、全過程學習來提升組織的學習和創新能力，從而提升組織在激烈競爭中的優勢。因此，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顯著特征是普遍的學習。在學習型企業文化組織中，員工都在進行各種各樣的學習，不僅有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文化、科學技術學習，而且更主要的是在進行修煉式的學習。
3.學習型企業文化重視組織成員的發展。在學習型組織中，人真正成為組織的中心，組織存在的目的不僅僅是為利潤，為了資產增值，更是為了給每個成員創造一個能施展個人抱負、進行自我超越的環境。因此，我們說學習型企業文化更關注員工的發展，它比傳統組織更多地營造適合員工發展的組織環境，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本管理。
4.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一種鼓勵個人學習和自我超越的企業文化。倡導員工個人學習和鼓勵自我超越是學習型組織企業文化的基礎。在學習型組織中，學習包括三個層次，即個人學習、團隊學習和組織學習。其中，個人學習是組織信息獲取和加工的基礎。在學習型組織中，通過企業經營理念和價值觀的塑造，積極引導員工加強自我學習和能力提升，同時倡導員工樹立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企業全體員工在這種學習型文化的影響下，建立與企業愿景一致的個人學習目標，全心投入，不斷修煉，自我超越，將學習作為個人的終身學習。這樣，企業就以個人追求不斷學習為起點，引導形成學習型組織的價值觀和人文精神。
5.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一種建立共同愿景的學習文化。員工學習過程要實現自我超越，必須將個人目標和組織愿景聯系起來，建立企業的共同愿景。企業文化中的共同愿景可以使組織成員的價值觀、工作和學習的目標趨向一致，激發出員工的創造力、進取心和信任感，有助于團隊學習精神的形成。因此，培育一種促進建立共同愿景和團隊學習的企業文化是學習型組織的使命，也是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建立學習型企業文化的啟示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與現代學習型企業文化具有諸多相通之處。現代企業在建立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過程中，充分挖掘和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是一項非常必要的工作。
（一）中國傳統文化與共同愿景的建立
在中國古代，《孫子兵法》中指出，兵家的制勝之道，以“主孰有道”為首，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 [2]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論斷。可見，我國古代就非常重視共同目標的建立，并希望通過“上下一心”來強化組織的整體意識，激發組織成員的共同理想，從而形成眾志成城、摧城拔寨之勢。
共同愿景是組織中人們所共同向往的意象，包括組織的目標、價值觀和使命感。它是人們心中一股令人深受鼓舞和感召的力量，為組織學習提供了焦點和能量。共同愿景創造出眾人一體的感覺，并傳導到組織各環節中，從而引導人們團結協作、共同進退，提高組織的整體性和效益。共同愿景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理念，能夠喚起人們的希望，特別是內生的共同愿景，能夠在員工心中注入活力，促進員工素質和企業文化的提升。
共同愿景是建立在個人愿景之上的，個人愿景的力量來自于個人對愿景的關切和信心，共同愿景的力量同樣來自于組織成員對愿景的關切和信心。所以，共同愿景應該是人人衷心向往的愿景。在共同愿景下，每個組織成員都能自覺遵守組織的規章制度，從而達到精簡機構、效率提高的目標。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團隊學習的形成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和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為人處世的原則。同時，“和諧”觀也要求人們傾力合作，精誠團結。“和而不同”揭示的就是不同特質的事物、不同特點的人之間，可以通過和合的方式，達成一個完整、和諧的存在。先哲們的這一思想與現代的“團隊”意識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另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強調“活到老，學到老”，“溫故而知新”，對于當今提倡團隊學習精神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所謂團隊學習，它是建立在“和諧”和“好學”的基礎上，是發展企業員工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的能動過程，它鼓勵人們相互幫助，共同學習，形成整體大于個體的學習效果。
學習型組織強調終身學習的理念，這是學習型組織最本質的特征。團隊學習是學習型組織的重要提升方式，也是一種增進團體智慧的過程。團隊是最佳的學習單位，它必須學會如何萃取成員的智慧和才能，確保整個團隊既具有創新性，又能協調一致地行動。團隊學習是發展團體成員“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的過程。它不但可以改善團隊的搭配與和諧，減少組織成員內部的消耗和磨損，還可以共享知識，產生創意，使團體智慧遠遠高于個人智慧的總和，而且在復雜的問題上，能夠做到比個人更有洞察力，更為聰明。
（三）中國傳統文化與心智模式的改善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本位文化，注重對自身的反省。如“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理念都首先要求端正自身心態，然后對他人進行判斷。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也一樣，員工們不能總以原有模式來觀察和分析世界，而應該不斷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思維方式來解決企業中的實際問題。
心智模式是指人們的思想方法、思維習慣、思維風格和心理素質的反應，是人們在長期的生活中的經歷的積累，包括社會道德倫理觀、世界觀、人生觀、社會閱歷和歷史傳統等。這些長期的積累導致不同的心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人們的內心深處。改善心智模式可以幫助我們避免錯誤，獲得成功。人們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檢驗心智模式的正確性，才能不斷改善個人的發展水平和方向，獲得進步和成功。
（四）中國傳統文化與整體思維方式的構建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傳統哲學提出的“氣一元說”、“陰陽五行學說”，甚至中醫理論提出的經脈論、脈象論等，本質上都是系統論。這些理論的目的就是要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是一種系統思考的方式。企業組織也是一種系統，是由一些部門、人員等相關因素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這些因素通過多種復雜的方式和渠道相互之間發生影響。系統思考的修煉方式，就在于要求擴大人們的視野，站在企業全局的角度理解企業面臨的各種問題，能夠顧全大局，從企業整體利益的角度處理面臨的問題和危機，找到持續有效的解決對策。
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系統思考，就是把需要研究的事物看作一個系統，分清其中的組成部分和相互聯系，并從總體的角度把系統中的人、物、能量和信息加以處理和分析。根據系統思考的方法，對管理要素、管理組織、管理過程進行系統分析，旨在優化管理的整體功能。對企業組織現實問題進行觀察、分析、控制和協調的時候，不能局限于細節和局部，而應該從全面和系統的角度來進行思考，以把握長期和近期、全局和局部、靜態和動態之間的關系。
（五）中國傳統文化與自我超越的實現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3]在孔子看來，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可以視之為個人思想道德的成長過程，以及個人品性的修煉過程。儒家所推崇的“為己”和“為人”的思想，注重“內圣”的追求，也是人格的完善過程，其目標是要達 到理想的精神境界。道家的修煉思想與儒家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道家中的代表人物莊子所追求的“逍遙”境界，就是要求人們擺脫各種名利的束縛，回歸人的本性，這本質上也是一種思想的自我修煉。
自我超越的目的在于創造。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自我超越的理念要求企業員工突破極限，通過技巧的精熟，戰勝自我，不斷進步，實現個人技能和人格的升華。自我超越把企業愿景作為驅使員工前進的目標。自我超越是個人成長的學習修煉，它以提高個人才能為基礎，卻著眼于更高的目標；它關注精神的升華，但又不局限于精神層面。自我超越需要人們全身心投入，不斷進行創造和超越，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終身學習。
由自我超越的員工所組成的企業組織，以個人的學習為起點，不斷向更高的學習目標前進，形成學習型組織的精神。學習型組織使組織成員從契約的關系中解放出來，即從工具性的工作，轉變成精神層面的工作，建立組織內良好的互助關系，充分發揮每個員工的潛能，提高每個員工的學習興趣，培養高尚的學習精神，從而促進學習型組織的形成。
參考文獻：
[1] 張德，劍平.業文化與CI策劃[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1.以整合與超越的方式解決環境倫理學的“身份”危機，肯定環境倫理學的意義。
環境倫理學誕生伊始，就出現了“身份”的問題，由于環境倫理學對傳統倫理學的一些假設提出激進的批評和挑戰，致使人們懷疑環境倫理學究竟是一種應用倫理學還是一種新的道德哲學？應用倫理學依據現存的或占主導地位的倫理思想資源，去關注現實社會中一些充滿爭議的具體問題，通過一個公共空間和對話平臺，最后對問題達成共識；道德哲學則就那些與人們的價值觀有關的基礎性的、宏觀的、形而上的問題給予探討，試圖重新理解人的本性，重新定位人在自然和宇宙中的地位，重新勘定美好理想生活的具體內容。作者認為兩種模式都要重視，并在兩個模式之間保持溝通互動，通過整合與超越，建立一種全新的開放式的環境倫理學，即一種研究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倫理問題的倫理學說，其目的是為環境保護提供一個恰當的道德根據。這是從“問題意識”與“實踐取向”角度給環境倫理學下的定義，環境倫理學也就兼容了“應用倫理學”和“道德哲學”的兩種身份，而這兩點又恰是環境倫理學的生命力所在。
環境倫理學并非是對傳統倫理原則的簡單應用，而是對傳統倫理的繼承與創新，具有寬廣的研究范圍、革命性的價值取向、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全球性的研究視野。
2.從儒家的視角出發整合與超越環境倫理學史上的四大理論流派，共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這四大理論流派分別為人類中心主義（強、弱）、動物解放/權利論、生物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概括起來，又可以表達為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之爭。這些理論流派，觀點不一，各有長處，也有不足，在環境問題的實踐中既具有價值但又成為障礙。對此，作者認為任何一種環境倫理學，都必須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續，一種不包含人的福利的環境倫理學肯定是沒有生命力的，環境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們只把人類的利益當作行為的最高準則，而是沒有把全人類的利益當作行為的指導方針。但以人類利益作為確定道德原則的根據，也有兩個缺陷：一是人的利益欲望是復雜多樣的，有高尚的也有墮落的，難以統一；二是規則是為了規范欲望、利益的，因此從人類的欲望和利益中引出的規則去規范人類的欲望和利益是不合理的。
基于上述認識，作者提出了對四大理論流派的中國儒家式整合與超越方案，觀點如下：①儒家思想與四大環境倫理流派在規范層面上都具有可比性，不具有接受上的障礙。如諾頓強調的“理性偏好”就與儒家里面孟子的“寡欲”、荀子的“節欲”和朱熹的反對“窮口腹之欲”思想相通，他所謂的“轉化價值”，即大自然的道德教育功能，與孔子的“智者樂山，仁者樂水”是相類似的；以辛格和雷根為代表的動物解放/權利論，強調以功利主義的辦法計算動物的痛苦和快樂以及“天賦價值”權利，儒家在這方面相對缺失，但孟子的“不忍其觳觫”的惻隱之心還是認可人對動物所負有的直接道德義務的；生物中心主義代表史懷哲提出“敬畏生命”，儒家也強調對生命憐憫與關懷，泰勒的對生命的尊重與周敦頤“綠滿窗前草不除”、程顥“欲常見造物生意”、“觀萬物自得意”相類；生態中心主義中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提出大地共同體，這與張載的“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亦是相通的，羅爾斯頓的內在價值創造性與儒家的“生生”（包括“生物”和“成物”）相似，生物權平等主義與孟子的“仁民愛物”、“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相似，自我實現論與二程、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說”亦是相似的。②儒家思想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在元倫理學層面上具有共識。儒家對“道德”概念的理解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天道、地道和人道只是同一個“道”的不同表現形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都是道德關懷的對象。③儒家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同當代西方環境倫理學也是契合的。現代環境倫理學強調倫理學必須建立在合理的世界觀基礎上，要有人性論根基，儒家也持相同的觀點。儒家有機論的世界觀為當代環境倫理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世界觀基礎；儒家的人要繼承和彰顯天地的“生生之德”，完成“生物、成物”偉業，與當代環境倫理學將人類視為道德的人是相通的。④用儒家的道德境界論整合四大環境倫理學派。采用儒家的道德境界理論，將人類中心主義、動物福利運動、生物平等主義和生態整體主義分別對應于人類中心境界、動物福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態整體境界四種由低到高、逐級實現的道德境界，其中人類中心境界是最基本的、可普遍化的境界，須強制性推行，其他三個是環境倫理學的高級美德，可選擇性推行。從道德境界論的角度來看，現代環境倫理學的四大流派就不再是相互矛盾和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和協同共進的。
3.汲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環境”資源，整合與超越現代環境倫理中的種際、代際和全球正義的爭論。
有人認為環境哲學或倫理學是現代的產物，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所謂的人與自然關系的零散論述，其系統性和理論性與現代西方的環境哲學及可持續性思想相比相差太遠，現代的西方環境哲學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沒有任何關聯，從中國古代零星的“環境”思想中推導不出任何今天環境哲學的理論，這種觀點無疑是錯誤的。
作者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環境”資源持肯定態度，認為在系統研究西方倫理學的同時也要全面挖掘和整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環境倫理觀念。中國傳統文化中直接表達現代意義上的“環境”思想的確少有，而且帶有諸多歧義，但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親自然特性。要超越具體的文本意義，從學說思想體系的層面予以把握。
首先在種際倫理方面，由于近現代的主流倫理學主要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被擱置甚至排斥在倫理學研究范圍之外。現代環境倫理學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除這些錯誤的觀念。作者列舉了在種際倫理方面的三個主要障礙：物種歧視主義、人類沙文主義和倫理契約論，并從后果主義、道義論、美德倫理學、內在價值、共同體主義的角度進行論證。在整合環境倫理學者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同原則和規范之后，楊通進先生就中國古代的動物保護倫理作了論證具體闡明：①儒家“不忍其觳觫”的惻隱之心；②道家“類無貴賤”的思想；③佛教的戒殺、放生和素食思想等。
其次在代際倫理方面，作者對未來人身份是否有“同一性”作了深入的倫理和邏輯分析，并結合邊沁、康德、羅爾斯等關于代際義務的證明，化解了非“同一性”的障礙，認為代際平等是可能的，要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思想。
第三在全球正義方面上，作者主要是從“正義”的內涵入手，辨別了互利的正義和公平的正義，指出環境正義應是公平的全球正義，要超越現實主義的道德懷疑論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障礙，立足世界主義，倡導一種全球公民的理念。
4.本書的不足。
除去種際倫理外，作者在代際倫理和全球正義上，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汲取不夠，像中國古代的“以時禁伐”、反對“涸澤而漁”的思想，“天下”的觀念，都可給人以環境倫理學的啟發。作者闡述儒家的思想比較多，而對其他學派發掘的不夠，尤其像中國的“道”對環境倫理學的意義，基本未予闡釋。中國傳統的系統整體的思維方式，是作者在思考和寫作過程中采取的方式，但對于它自身的環境哲學意義未予剖析。
管理并非是一項孤立的活動，而與其所處的文化體系有著內在的關聯。不同的文化體系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夠運作自如。美國管理史學家雷恩認為“管理是文化的產兒”，指出管理人員是在特定的文化價值準則和體制所支配的管理組織內作出決定的。李亦園先生也曾講到“一個民族的文化特性與企業管理有著密切的關系，或者說，管理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表現方式”[1](P119)。不僅是企業管理，實際上任何組織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當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國本土文化基因的影響下，產生了倫理型的管理模式。倫理型管理是以倫理為基礎的管理模式，將倫理作為管理的動力機制與調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則、對象和目標等各個要素都以倫理為根本指向。中華文明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廣泛且最具影響力的文化體系之一，屬于一級文化體系的范疇。一級文化體系是人類歷史中所形成的最廣泛的文明實體，是人類群體認同的最基礎領域，有著“最高層次的文化組合和最廣范圍的文化認同”。中華文明有著與眾不同的產生源頭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發展歷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獨特的經濟生產方式、家庭及社會構造、社會制度、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民族性格及思維與行為方式等所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在內的有機體系。中國本土文化體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專屬性，包含著湯因比所講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東西”。基于文化與管理的關聯性，探討中國本土的倫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對其生成所依憑的獨特文化基因進行針對性分析。首先，以家庭為主體的社會構造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組織前提。從文化發生學的視角來看，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處地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因而對中國文化特性的分析，應從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入手。中華文明發端于黃河流域，屬于濕潤、半濕潤的溫帶氣候，這里幅員遼闊、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個巨大且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在這種生態環境下，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自然就成為人們謀生的首選，于是中國傳統社會將農耕作為最主要的生產方式，強調“以農立國”。受自然地理狀況與生產技術水平的影響，傳統農業社會的精耕細作需要持久穩定的小團體通過長期合作來共同完成。血緣關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為人們之間團結合作最強有力的紐帶，并最終形成了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結構。中國是一個家族文化傳統最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國家，“家庭和血緣關系有一切理由構成研究前現代中國社會結構的第一主題”[2](P147)。西方傳統社會的海洋文明重視個人與團體兩級，而湮滅了家庭一級，中國社會則恰恰特別倚重于家庭，對于個人和團體則隱而不顯。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對東西方的社會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較，他認為“團體與個人，在西洋儼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虛位。中國人卻從中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國本土文化基因對家庭的倚重，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組織前提。其次，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理念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則。對家的重視使中國形成了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中國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張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陸性地域、農業經濟格局、宗法與專制的社會組織結構相互影響和制約，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生存系統，與這個文化傳統相適應，孕育了倫理類型的中國傳統文化。”[4](P32)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強調的契約和法律，而是情理與禮俗，人們倚重于彼此之間的倫理關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間的義務而非權利。“在西洋，個人主張自己權利而互以義務課于對方；在中國，個人以自盡其義務為先，權利則待對方賦予。是其一趨于讓，一趨于爭，固已顯然不同。”[3](P192)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中倫理本位的價值取向表現出如下特征。一是，對倫理的倚重使人們在社會生活別強調彼此間的情感對待。倫理本位的社會重倫理關系，而任何倫理關系都始自血緣親情，因此每個人都對自身所處的家庭和家族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礎上人們又將這種感情依序向外擴散。“倫理的社會就是重情誼的社會。在中國社會處處見彼此相與之情者，在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3](P86)。二是，倫理本位的社會注重人際間的角色規范與等級秩序，并以此為基礎，將人們在長期社會交往中形成的禮俗作為彼此行動的依據。“倫”字在古代漢語之中本義為“輩”，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就講到“倫，輩也”。清代段玉裁注釋曰：“軍發車百兩為輩。引伸之，同類之次曰輩”。可見“倫”是一種人與人之間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倫理正是體現人倫關系之中這些差序和等級的規則和道理。中國傳統社會特別強調對人倫等級的區分，每個人必須明確自己在倫理關系網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倫。對倫理等級的強調需要通過禮加以保障，以禮來正名，以此規范彼此之間的關系地位。倫理本來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間的風俗慣例和習常規則等為基礎所形成的生活法則，禮長時間作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間密切的倫理關聯，就使得中國傳統社會成為地道的禮俗社會。倫理與道德具有內在關聯性，這又使得倫理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以道德代宗教”，極為重視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義又是治家理國的現實法則。最后，中國本土文化中獨特的國民性格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撐。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持一種向里用力的態度，注重各種關系的持中調和。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為萬物主宰去控制進而征服自然，中國文化體系將人視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秩序，將“與天地萬物同體”作為理想境界。于內對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國人注重德性修養，將修身看作是個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講究“反求諸己”，要求人們將內心固有的善端通過持續修養發用于外，這就使中國國民個性中極具自律精神和內省傾向。在人倫交往中，倫理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形成了關系取向的文化個性。關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際間的互依性，認為個人利益只有在關系網絡中才能實現。倫理本位的社會具有強烈的秩序情結，注重調和人倫關系以形成和諧的倫理秩序，個人必須明確其在關系網中所處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過對具體情境與關系的識別以做出合宜的行為。對關系取向的重視使中國人具有高度的群體意識，將群體的價值目標置于優先位置。中國傳統文化生態注重倫理關聯，一方面在社會中構建起錯綜交織的關系體系，另一方面通過相應的道德規約指明關系互動的基本法則，從而確保社會的穩定秩序。這些中國文化基因中獨具特色的國民性格，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撐。
二、管理模式依憑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與管理的關聯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體系下會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質的管理模式。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個別組織在有限環境中所形成的組織管理方式，它們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屬于廣義的管理模式。筆者以文化體系與管理模式的關聯為前提，以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理論和行為主義學派的人際關系學說為主要理論支持，總結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下形成了各自獨特的管理精神氣質，其作為管理模式的內在精神支撐，成為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氣質來源于人們在自身文化傳統下形成的深層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是國民精神與國民性格在管理領域的集中展現。馬克斯•韋伯曾經區分了社會行動的四種理想類型，即工具理性類型、價值理性類型、傳統類型以及情感類型，他認為這些行動類型都離不開主觀動機和主觀意義，而這些行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層精神氣質上的支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認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氣質導致了理性的經濟行動，從而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任何一種管理模式在長期歷史積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精神氣質類型。它是整個管理模式中最深層的支撐性假定，作為深層的思維理念居于管理體系的內核，它生根于人們的頭腦之中卻經常表現為一種無意識，決定著群體成員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管理的精神氣質對管理模式的形成至關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須有自身內在的文化支撐，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為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撐。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氣質雖作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內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靈的玄想之中，它必須落在現實社會的實踐應用上才能實現其價值，而管理實踐的開展首先依賴于相應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種管理模式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存在，會催生出多種管理方法以應對復雜多變的現實問題，但每一種管理模式受自身所處文化的影響，會形成一種管理活動賴以維系的根本方法。這種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穩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礎，組織的正常運轉與成長發展都離不開對基本管理方法的運用。不同的文化體系會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實體性要素，保證了管理的正常進行。通過馬克斯•韋伯對統治的理想類型的劃分可以進一步來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韋伯指出統治與管理具有內在契合性，他將統治界定為“在一個特定的群體里命令得到服從的機會”[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讓成員聽命于組織，依管理的需要進行活動。韋伯將合理———合法型統治、傳統型統治、魅力型統治作為統治的三種理想類型，分別以法律規則、傳統習俗、超凡魅力作為統治的根本方法，這些各自所蘊含的統治方法正是區分此三種類型的內在依據。由此可見，每一種理想的統治類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權力的實現及統治的合法性，與之相應，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進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與文化的關聯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樣是當地組織管理中成員交往所奉行的基本準則。自行為主義學派興起以來，對成員關系的溝通協調已被認為是組織有效運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須依托于特定的組織，為達成組織目標必須使成員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體。組織是群體性的存在，而群體作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必然存在著復雜的交往關系，那么對成員關系的考量就成為組織管理所要面臨的基本問題。實際上人既是管理的主體，同時又是管理的對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人的管理，對人的管理不僅是對個體成員的規約，更有對彼此關系的協調。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體系的影響，會產生出對彼此關系的不同假設，從而形成不同的人際交往理念與法則，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管理的不同風格與方式。最后，成員管理所要達成的理想目標也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標作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動所期望的結果，成員結成群體參與組織活動正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德魯克在《管理實踐》一書中將目標看作是管理活動的前提和基礎，指出“企業的使命和任務，必須轉化為目標”。人作為管理活動中唯一具有創造性與能動性的存在主體，對人進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員聽命于組織是管理活動最基本的訴求之一。對組織成員進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員依照組織的需求展開活動，即是管理實踐順利開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應有之義。受所處文化體系的影響，對于成員在接受管理后呈現出何種狀態才算作管理的成功與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對此問題的理解存在著較大差異，這也直接決定了管理的風格與方式。由此可見，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以及成員管理的理想目標是管理模式賴以依憑的四重要素。這四個方面深受所處文化體系的影響，是文化與管理相互影響和滲透之后的共同產物。精神氣質作為內在的精神支撐，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層，確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與內在風格，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調；管理的根本方法則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憑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現實運行的基本方式；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來源于文化傳統中對人際交往關系的根本看法，它確立了組織成員之間交流互動的基本法則；而成員管理的理想目標作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決定了經過管理活動后組織成員所應達到的理想狀態。這四重依據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關聯，互相作用，共同構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機體系。
三、倫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樣態
受倫理本位的文化生態影響，在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下形成了倫理型的管理模式。實際上，倫理與管理本來就存在著共通之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倫理的本意是通過對人倫關系的協調與規范以實現秩序和諧。管理在本質上也是處理各種關系的活動，是為了實現預期目標而以人為中心的協調活動。由此可見，倫理和管理在協調關系以實現秩序目標上具有共通性。倫理型管理模式將倫理作為管理的根本依據，將倫理滲透到管理活動的各個環節，倫理不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還成為整個管理活動的精神支撐與價值歸宿。依據上述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四重要素，以中國文化體系為基礎的倫理型管理模式有著自身鮮明的存在樣態。首先，倫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們之間密切的倫理關聯，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體現為一種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將各種人倫關系都賦予了溫情脈脈的情感內涵。梁漱溟先生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人的生命，不自一個人而止，是有倫理關系。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所貴乎人者，在不失此情與義。‘人要不斷自覺地向上實踐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實踐此情義”[3](P131)。情理是人倫關系中規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將情與理在人們的思維意識中交織在一起，共同指導人們的行動。倫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組織成員重視內在感情的自然表達，將成員間的情感關聯作為組織生活的重要價值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倫理型管理模式所強調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維中純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種關乎人情的道理，是處理人倫關系的規范與法則。西方管理思維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計算，需要盡可能排除管理活動中的個人感情，避免受人為因素的影響，使得管理成為純粹的技術化和程序化活動。而倫理型管理所強調的恰恰是最能表達人們彼此親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過人際間的溫情與關愛來協調成員秩序，實現成員對組織的自覺忠誠。其次，倫理型管理模式將道德作為管理的根本方法。倫理型管理下的組織成員內在蘊含著情理精神，成員之間具有親密的倫理關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對這種人性化組織的管理更適宜運用道理的力量來規約，而非要求成員對組織規范強制服從。倫理本來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長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風俗習慣衍生而來，是在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則，因而道德就成為了倫理型管理模式運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論是內在的個我修養還是外在的經濟、政治等一切社會活動，都離不開道德的引導與規約。對道德的重視表現在人倫交往之中則是中國人重彼此義務而輕自身權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將嚴格規范的法律規則作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中，與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對次要的位置，僅作為管理的輔手段存在，正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甚至在中國傳統法律規范中也處處顯露出對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將其父攘羊后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作為一種合乎直道的正義行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審判主張“哀敬折獄”，要求法官以悲憐審慎之心來斷獄，也充分體現出倫理型管理的道德傾向。有學者就指出“重親情倫理”是中國法律精神的一個鮮明特色，是維系中國兩千年“平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歷史上是“相當有效”的。[6](P65)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貫穿于組織管理的始終，不僅成員個體具有內在的德性自覺，組織的正常運轉也離不開道德的力量；不僅組織運作的動機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結果也不能與道德價值相背離。再次，倫理型管理模式尤為重視組織成員間的倫理關聯。在倫理本位的文化生態中，倫理已然成為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要素。有學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實現的，而中國人的不朽則是在倫理中實現的”[7]。西方社會個體與團體之間涇渭分明，有著明確的界限，而倫理本位下的中國傳統社會絕不存在原子式的個體，人們自始至終都處在諸多倫理關系的包圍中，無法脫離倫理關聯而獨立自存。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倫理關系網，每個人都作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而存在，在關系網絡中認定自我并實現自我。對倫理關系的重視使得中國文化基因下的個體成員大都具有集體主義的行為取向，將集體目標的實現放在優先位置。倫理型管理的關系模式具有以下兩方面的維度：一是成員之間橫向的情感關系，其于內發自成員的自然感情，是主體善良意志的充分表達；于外表現為對他者盡心竭力的無私關愛。組織成員橫向的情感關聯既非單向度的義務，亦無等級權威的特征，情感關愛是互相給予的，關系雙方具有對等性，成員之間都不計算個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營造出恩愛和睦的組織氛圍。二是組織成員之間縱向的等級關聯，等級差別是倫理的應有之義，倫理型管理需要人們明確自身在組織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據與自身相對應的角色要求進行活動，以確保組織的穩定秩序。橫向的情感關聯與縱向的等級秩序相耦合，在組織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關系網絡，共同構建起有機的倫理共同體，極大地增強了組織的聚合力。最后，倫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員對組織的情感忠誠為歸宿。西方管理模式強調個人主義理念下成員對組織的工具性承諾，它以個體與組織訂立的契約為基礎，依賴明確的規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強制性的確保成員對組織的機械服從。而倫理型管理模式強調個人的情感參與，重視成員主體性的發揮，在此基礎上通過盡心盡力的推己及人，將主體內在的仁心仁性推擴到組織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與力量都毫無保留的奉獻給組織。倫理型管理模式所要達成的忠誠目標以親密的人倫關系與深厚的情感關愛為基礎，本質上是組織成員對所依存關系的承諾與依賴。可以說，倫理型管理的忠誠是一種主動忠誠，是主體內在的道德自覺與責任擔當，這種忠誠由內而發指向外在他者，是人們對組織其他成員以及組織整體的情感對待和真誠奉獻。基于組織生活中形成的親密關系與深厚情感，成員個體對組織的忠誠不再需要外在契約的約束，而是內化為組織深層的價值觀念，與組織融為一體，表現出自愿自覺的忠誠態度和忠誠行為。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中，組織成員在長期交往中既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穩定的等級序列，組織已成為保障個體存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共同體，成員在組織生活中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與歸屬感，將組織整體利益放在首位，表現出極高的忠誠向度。
綜上所述，在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下生成的倫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為管理的內在精神氣質，以道德調控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過程中注重成員間的情感關聯與倫理團結，將成員對組織的情感忠誠作為管理的終極目標。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倫理型管理模式對中國社會的組織管理均產生了持久效力和深遠影響。
作者:王潤稼 單位:北方工業大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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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小企業 精細化財務管理 問題 對策
一、前言
隨著市場化經濟的到來，企業之間競爭顯得愈發激烈，中小企業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占得一席之地，就有必要全面提升自己，使企業能夠站穩腳跟，其中精細化財務管理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內容。近年來，國家越來越開始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這也給中小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契機，中小企業應抓住機遇，重視企業財務管理，使企業能夠乘勢而上。
20世紀50年代，日本豐田提出首次提出精細化管理又被叫做“精益化管理”，精細化管理強調企業在加強服務與產品質量的同時，還要能使企業獲得利潤，該理論在企業管理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它需要企業能夠一改往日的粗獷的經營形式，有針對性的制定企業目標，決策并計劃企業的任務、生產流程、產品標準等，使企業文化、業務、營銷等得到精細化管理。在現代企業中，不乏有成功的精細化管理例子，如：我國海爾集團和美國福特公司等。
企業財務管理是企業管理的重中之重，直接影響企業的競爭實力大小。因此，在精細化管理的基礎上，許多企業又提出了精細化財務管理，它是企業利用自身財務管理職能，優化企業在財務方面的管理方式或方法，擴展企業管理領域，對企業每個崗位與每項業務都要進行詳細設計和規范工作流程，盡可能挖掘企業財務管理的潛在能力與內在價值，從而促進企業的財務利用率的提高，促進企業利潤最大化。通過精細化企業財務管理使財務管理更趨于專業化，拓寬財務管理和服務職能，提高企業財務管理水平，系統化企業財務管理流程。
二、精細化財務管理的意義
財務管理可以為企業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可靠的決策的依據，使企業管理者的決策更加準確，保證企業能夠正常運轉。而精細化財務管理更能明確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效，使管理者對企業的財務情況、發展方向以及投資情況更加明確，發現企業存在的問題并能夠及時解決問題；精細化財務管理還能在傳統的財務管理的基礎上，提供更加詳細、準確的信息，使企業管理者能夠做出更加準確的決策，為公司找尋最佳發展方向；精細化管理能使財務工作者更加明確財務工作流程，使他們能夠更加明確自身職責，提高其工作效率和質量；精細化管理能夠反映出企業的一些細微的投資問題，使高層管理者能夠提前進行風險控制，減少企業損失；精細化財務管理需要一部分員工參與到企業的管理和決策中，使員工能夠對企業的運營有進一步的了解，帶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提高其工作責任心，使企業上下團結一心，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經營管理。
三、中小企業精細化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
目前許多企業在精細化財務管理方面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有必要盡早發現這些問題，找出解決對策，才能使中小企業在激烈的競爭浪潮中生存下來。
（一）精細化財務管理的意識不強
中小企業一般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就更有必要加強企業財務管理，并精細化財務管理，才有可能在競爭中占得一席之地。隨著市場的變化，中小企業的財務預算范圍與目標已經出現了許多不確定性，但目前多數中小企業的管理者未能及時發現這種變化，仍然停留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思想階段，使企業財務管理逐漸偏離了市場的軌道，給企業帶來了危機。
（二）財務信息化水平低
隨著市場的變化，許多大型企業開始引進先進管理技術，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使企業能夠跟隨市場發展的腳步。但中小企業由于缺乏資金，往往竭力進行成本控制，在財務管理方面還是使用最原始的手工帳等，財務管理效率低下，且不能及時了解市場信息，與市場接軌，進而影響了企業管理者決策的準確性。
（三）財務管理手段單調
市場經濟體制下，信息量極大豐富，信息傳遞方式也是多種多樣，傳統的財務分析方法不再滿足市場的需求。但現在多數中小企業沒有采取科學的財務管理方式，對企業進行全面預算和質量管理，使公司不能通過正確的財務管理合理進行成本控制，給企業帶來了沉重的壓力，許多中小企業甚至還因此倒閉。
四、優化精細化財務管理對策分析
為解決中小企業在精細化財務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促進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精細化，筆者提出了如下的意見和建議。
（一）提高企業精細化財務管理意識
中小企業應該跟隨市場發展腳步，轉變“會計即財務，財務即會計”的傳統觀念，使企業財務工作不僅僅停留在靜態記賬的形式，而應積極應對市場的變化，精細化企業財務管理，使財務管理能夠充分發揮其在企業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對企業進行全視角、總過程的動態控制，根據企業實際情況，精化、分解、細化、再整合企業財務管理內容，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帶動和促進企業發展。
（二）加強企業各部門間的合作
財務管理的精細化關系到企業經營的每一個環節，是一種綜合性的管理手段，包括：成本管理、籌資管理、投資管理、權益分配管理等多個方面，因此要涉及到企業的多個部門，甚至是全部的部門，財務管理部門有必要和企業其他部門進行合作溝通，以便把成本控制和產品的開發、宣傳、營銷等進行結合，實現財務管理的全程參與，因此，精細化財務管理需要得到企業其他部門的鼎力支持，才能保證企業能夠真正做到財務管理的優化，提高公司的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
（三）加強企業財務控制
企業財務管理的精細化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首先，企業要按照“分解到項、總量控制、重點突出”的原則細化財務預算，將各項費用和成本進行細化，杜絕企業人為浪費，對企業各項費用和成本進行有效控制；其次，要細化財務結構，使企業能夠根據外部環境和市場的變化，及時進行調整，以保證財務結構的動態優化；再次，要細化成本核算，對企業生產經營全過程進行細化管理和監督，以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利潤；最后，要細化監督考核。由企業預算審計、財務、勞資等部門合作成立企業管理監督小組，制定財務監督規則，嚴格獎懲制度，養成企業員工自我監督的習慣，保證企業的正常運營。
（四）提高企業財務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要使企業財務管理得到精細化，就有必要加強企業財務管理的信息化水平，確保企業財務管理能夠根據市場變化得到有效的推進。利用ERP系統，實現企業的科學化管理，對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進行全程動態監控，通過先進的信息化促進企業財務管理的精細化、信息的網絡化、業務的模塊化、層級的扁平化和數據的一體化，利用信息技術手段，高效、準確的收集財務或其他業務的資料，并及時進行匯總、監控和分析，為企業管理者提供決策依據，此外，提高企業財務管理的信息化水平還能實現企業集成化管理，降低信息傳遞中的成本和信息遺漏，提升了企業的信息收集速度，使企業能夠迅速地對市場的變化作出反應，使企業建立起一套高效的企業運營機制和精細的財務管理系統，進而提高企業財務管理水平。
（五）提升企業財務管理人員素質
企業財務管理的精細化離不開高素質的財務人才的推動。因此，企業有必要培養或引進高素質的財務人員，使企業財務管理的精細化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有必要提高企業財務人員的職業道德，加強財務人員的責任心，使其能夠養成嚴謹、務實、勤懇的工作作風，明確自身的工作任務和工作目標；另一方面，通過培訓和激勵，使企業財務人員能夠掌握現代化的財務管理工具和管理方法，改進傳統的財務管理方式和方法上的不合理之處，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精細化做好準備。
五、結語
企業的目標是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精細化財務管理是減少企業成本，提高管理者決策的準確性的必然選擇。通過精細化財務管理使管理者能夠準確了解企業各部門的情況和企業發展的各個細節，能夠拓寬財務工作的空間與范圍，能夠最大限度的提升和挖掘財務人員的工作潛力，能夠發現其在經營管理中的漏洞和死角，促進企業整體的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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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絲·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書中認為文化特質的復雜交織是導致文化差異的主要原因，“這些特質的相互滲透現象，時隱時現，而且其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們的本質命運及其結合的歷史。······可能組合的多樣性是無限的，而且在這些多種多樣的基礎上，也同樣能夠建立起種種適當的社會秩序。”[1]秦文化的歷史正是其文化特質滲透、結合所演繹的結果。用進化的觀點來看秦文化前后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并且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大致以秦統一為界，統一前秦文化主要表現出進化的態勢，而統一后主要表現為退化，甚至在即將統一之前的時間就已表現出這種現象。
所謂文化進化，是指文化在時間上的一種持續性過程，從狹義上講，文化進化是指具有進步性的一種變化，這也是早期文化進化學派學者對文化進化一詞的定義；而從廣義上講，文化進化又可稱為文化變遷，桑林斯在《文化和進化》[2]一書中將文化進化概括為“一般進化”與“具體進化”兩個方面，他認為它們是同一進化總進程的兩種脈絡，二者結合形成一種綜合性的進化。早期的秦文化是一種區域性部族文化，處于東西部兩種內涵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交界地帶，因而在其簡單一般進化的現象之下，還存在著復雜的具體進化過程。早期秦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掙扎于西方戎狄文化與東方中原文化的夾縫之中求生存。以公元770年襄公立國為標志，在此之前秦文化主要是受西方戎狄文化影響較多，占領西周故地之后，收納了周的文化遺產。[3]自此，秦文化大量吸收東方中原先進文化，其社會形態迅速過渡到奴隸社會，秦國一躍成為西方霸主；另一方面秦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相當一部分西方戎狄文化，例如受游牧民族的好戰習性的影響，秦國尚武之風盛行，秦國軍隊驍勇善戰，被東方諸國視為“虎狼之師”。（露絲·本尼迪克特）在論證“文化是一種生物遺傳復合體”時寫道“當整個民族用幾代人的時間拋棄傳統文化，而采納另一相異風俗時，同樣的進程就會大規模發生。”[4]正是秦文化的兩部分在相當長時間內的綜合發展促進了秦的興盛。而其中與秦的滅亡有著重要聯系的是秦文化發展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退化現象。
文化退化指的是文化的退步現象，美國人類學家威尼克在《人類學辭典》[5]“文化從一種較先進和分化的水平上退到一種較不先進及不分化的水平的現象過程。”這是文化退化的狹義定義，從廣義上講，也有人將其與“文化萎縮”、“文化沒落”等同起來，泛指一種文化中某些構成元素的喪失及功能上的萎縮。[6]在秦的崛起過程中，秦文化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積極進取，崇尚實際，寬容開放的精神品質。在此期間，秦國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開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相當一部分參與改革的人是從其他國家來到秦國的，正是借助于他們的幫助，秦國在經濟、制度等方面迅速趕上關東六國，為統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但是當秦統一六國后在文化上表現出了強烈的退化現象，甚至在秦未統一之前這種文化退化現象就已初見端倪。此后，不論是焚百家之書還是坑殺儒生，從表面上看是對書籍和人的焚燒與殺戮，而實則是對諸子百家思想言論的消滅，是一種對秦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一種消滅，這正是秦文化包容性喪失的一個重要體現。“始皇帝晚年病理心理均已惡化，在宮廷的核心圈子中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始皇帝統一天下，千年偉業告成，隆重喜慶之后，似乎突然滋生了深沉的失落和不安。始皇帝的失落是失去政治目標的失落……功成名就后，海內一統，剩下的都是維持鞏固的余業。”。[7]
文化進化與文化退化在狹義概念上是相對的，文化進化代表的是由簡單低級到復雜高級的變化，是進步的，文化退化則代表了相反的變化。[8]看似這是兩種完全矛盾且不可能相容的文化現象，但實際在具體的文化發展過程中，二者是互相交織著存在，并且相伴發展的，其表現較為復雜。大體來說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在文化進化的中間同時出現進步與退步的因素，另一種情況是在文化退化中也同時包含退步和進步的兩個因素。這就如同矛盾的對立面，同時存在于事物的內部，并促進事物不斷向前發展，使之呈現出其外在的整體性文化的一般發展特征。秦文化的內部存在著西部戎狄文化的因素，同時也存在著東方中原文化的因素。在秦文化的進化與退化過程中，秦文化中的西部戎狄文化代表了一種退步的、落后的因素，而其中的東方中原文化因素在當時的社會形態中則是相對較為進步與發達的。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生長起來的秦文化是一種崇尚實用主義的文化，這種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是秦文化保留西部戎狄文化與東方中原文化兩種不同文化的原因。在秦的早期發展階段至在戰國末期其在兼并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地位之后，秦文化的這種實用主義價值取向是以能否于自身的生存及在各國的混戰中取勝有利為標準的，這就可以解釋秦文化在此階段表現出來的對外來文化的開放式態度，但同時這也干擾了其對外來文化的判別取舍，從而使得秦文化保留了大量落后的但對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贏得生存競爭較為實用的文化因素。當秦滅六國之后，社會局勢發生了變化，其一貫堅持的價值取向則不再有現實的客觀基礎，“有秦以來，數百年進取出擊的鋒芒，陡然間失去指向；親政以來，近二十年撲身掀動的戰爭風云，瞬息間中止平息。”[9]秦文化也從剛到達的頂峰急轉直下，但此后秦文化并沒有消亡，而是經過其繼承者的一些完善與改變，最終成為浩瀚中華文化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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